西域之稱自從公元前一世紀流行以來，就以雄奇壯闊的地理景觀和無數美麗動人的傳說而罩上了神秘瑰麗的色彩。這塊地處亞洲中心，廣袤而神奇的大地，既演繹過殘陽如血、金戈鐵馬的戰爭風雲，也譜寫過華夏一體、民族團結的動人篇章。各民族的遷徙往來，很少停歇的征戰殺伐，大小王國的興盛衰亡，以及張騫、班超、左宗棠等英雄豪傑在這個地區的擘劃經營，又給她罩上了厚重而又蒼涼的歷史氛圍。她不但疆域廣闊，資源豐富，人文複雜，還是自古以來人類東西方文明的交會地。繁榮興盛了數千年、長達幾萬里，從中國一直通到歐洲的絲綢之路，正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動脈。季羨林先生認為，「世界上四大文化體系唯一匯流的地方就是中國的新疆。這四大文化體系是：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伊斯蘭文化體系和歐美文化體系。這四大文化體系是幾千年以來世界上各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出來的，是全人類的文化結晶。產生於過去，影響在未來，人類前途的榮辱盛衰，仍將決定於四大文化體系的前進與發展。」
西域遠在西漢歸入我國版圖之時，西部的界域就直至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南部直至喀喇昆崙山的南北兩麓，後來到唐朝及喀喇汗朝、西遼和元朝時，其西部疆域都較漢代廣闊，至清朝強盛之時也仍然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在內。現在的新疆，只相當於清朝強盛之時的一半，它是貪婪的沙皇俄國強迫衰弱的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強行割占我國大片領土後形成的。
這就是新疆的背景，遼闊、美麗而又蒼涼、沉重。
它預示著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都出乎人們的意料。
對這片土地的開發和守衛以及讓它長治久安，是自西漢以來各朝代的責任和夢想，所以才留下了那麼多故城烽燧，屯墾遺址。在歷次開發中，總有很多人以各種方式遷移而來。
人類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這種遷徙活動與人類存在的歷史一樣悠久古老，也正是頻繁的遷移從人種學和文化學意義上促進了世界的形成，並推進著歷史的進程。
移民形成了今天美洲大陸的進步、文明和繁榮；美國的西部移民開墾了其西部的廣闊地域，使耕地面積達到了三點四億頃，從而使美國的小麥生產增加了三倍，玉米增加了兩倍，因而一舉成為世界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到19世紀末，西部不僅成為重要的農業中心，而且逐漸成為工業中心。從1850年至1900年的半個世紀里，美國的工業中心向西移動了三百五十公里，從而促進了美國社會的工業化。所以，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阿德·斯蒂爾的話一點也不過分，他說：「對於美國的發展而言，沒有什麼因素比西部的存在更為重要了。」
而中國人口的遷移在上古就有「夏後氏十遷」，「殷商不常厥邑」，「周之東遷」的記載。而「絲綢之路」的開通，也早就使西域成為人口往來遷徙之地。伊朗高原數次人口大遷移，以後的阿拉伯伊斯蘭東征，則使新疆成了「世界史的縮影」。中國近代，也有錫伯族從東北西遷伊犁河谷，土爾扈特部自伏爾加河流域東歸巴音布魯克草原的實例。這些大規模的移民使新疆一步步變成了一個移民區，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和觀念，方言和習慣，它們兼收並蓄，形成了一種類似美洲大陸的自由而開放、剽悍而曠達、寬容而大度的氣派。
新疆的屯墾，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就開始了。西漢統一西域，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在屯墾過程中實現的。兩千年來的歷史也一再證明：屯墾興，邊境寧；屯墾廢，邊境亂。
自細君公主的隨員在烏孫國眩雷屯田，揭開新疆屯墾史的第一頁以來，自西漢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點計有一百零二處，它們遍及天山南北。
西漢在西域屯戍最盛時，官兵累計曾高達兩萬五千餘人。它鞏固了西域統一，使中國西部經濟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地。」它使許多地名從那時起，就以其濃郁的歷史感和富有詩意的韻律流傳至今，比如輪台、樓蘭、伊循、焉耆、龜茲、高昌、交河等。唐朝在西域的屯田達到極盛。唐太宗借鑒漢代經驗，在西域大興屯戍，大至城鎮守軍，小到烽台驛站，有軍即有屯，使西域屯軍最多達十萬之眾。屯田鞏固了它的遼闊疆域，同時也使絲綢之路空前繁榮。清代的屯田規模最大。乾隆平定準噶爾叛亂後，就把屯田作為安邊定國的國策，不但興辦了軍屯，還招募遷徙關內農民來西域以推行民屯，同時，還組織發配新疆的囚犯屯田耕種，實行犯屯；並從南疆遷移五百戶維吾爾農民到伊犁河谷墾荒種地，組織回屯。不足二十年時間，就在西域開墾了近百萬畝耕地。
行走在新疆大地，你可以感覺在近代有一個人一直被這塊熱土銘記著。他就是抬棺西征維護了國家領土完整的清末湘軍首領左宗棠。
早在18世紀初，沙皇彼得一世便把征服中亞和我國新疆作為重大國策。隨後，這個歐洲國家以「築壘移民」的方式，步步進逼，使其擴張野心得以實現。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使清政府無暇西顧，給沙俄加緊侵略新疆提供了時機，侵吞了新疆四十四萬平方公里國土。同時，浩罕汗國軍官穆罕默德·阿古柏在英俄兩國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先後攻佔了南疆英吉沙爾、疏勒、阿克蘇、庫車等七城，並在1867年底宣布成立了以天山為界的「哲德沙爾汗國」（即七城之國）。英俄兩國利用阿古柏作為并吞新疆的工具，為自己劃定了新疆的勢力範圍。阿古柏在英國支持下，攻佔迪化；沙俄隨即借口阿古柏佔領迪化，悍然出兵佔領了伊犁。至此，新疆陷入了國土淪喪的嚴重危機之中。
左宗棠受命於危難之時。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西北軍務。左宗棠當時雖然疾病侵身，年近七旬，仍盡瘁馳驅，率領二百二十營大軍西出陽關，遠征新疆。從1876年8月至1878年1月，左宗棠所率大軍所向披靡，用了不到一年半時間，就光復了除沙俄盤踞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土地。
這使沙俄十分震驚，伊犁俄軍驟然增至十二萬人，並出動黑海艦隊到中國黃海示威。但重病在身的左宗棠仍然在1880年5月26日率大軍離開肅州，決定征討沙俄入侵者。他抬棺西征，以此表達自己為了民族利益有去無回，馬革裹屍的抗敵決心。他白髮臨邊，雖然因為清朝政府對與沙俄開戰懷有恐懼，決定靠談判解決伊犁問題，不得一戰。但他所做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在伊犁附近嚴陣以待的清朝軍隊成為談判的強大後盾，「迫使俄國作出了它從未做過的事，把已吞下去的領土又吐了出來」。
翻開中國近代史，就知道新疆自左宗棠光復以來，就與湖南有著很多的聯繫。「上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遍天山」，這便是當年左公以湘籍名將劉錦棠率湘軍為前鋒，驅逐外敵入侵時的寫照。不知是否是歷史的巧合，時隔六十年，維護新疆繁榮安定的重任再次落到了當時的新疆軍政首腦、湖南人王震將軍肩上。
新疆和平解放時，連同由陶峙岳的新疆起義部隊改編的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和「三區」民族軍改編的解放軍第五軍，共有近二十萬大軍駐紮在天山南北。剛沐浴上和平之光的駐疆大軍，隨即就面臨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那就是——糧食。
早在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時，策划了新疆著名土匪烏斯滿叛亂的美國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就曾預言，「共產黨的軍隊好進不好出，我要親自看到他們一個個渴死、餓死，葬身於黃沙曠莽之中。」
剛解放時的新疆，幾乎沒有任何工業，農業落後，年人均佔有糧食不足兩百公斤，除去種子，所剩餘糧難以口，而駐疆部隊年需糧食近四百萬公斤。從關內運輸，僅蘭州到哈密，運價即等於糧價的七倍，如再運到伊犁、阿爾泰、喀什、和田等地，價格還得翻番。從蘇聯進口，每噸糧價為三百盧布，所需費用要數億人民幣。新疆軍區成立後，後勤部部長甘祖昌每個月都要用飛機從北京運一趟銀元購買糧食。這對解放初期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負擔。周恩來總理對甘祖昌說：「人民解放軍要駐守邊疆，保衛邊疆，長期靠別人吃飯，自己不生產是不行的。」
而這個基本的問題又涉及更為重大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經營這塊遼闊的土地，怎樣才能守住這萬裡邊防，如何使它走上穩定、發展、繁榮之路。他們要做的絕不只是解決二十萬大軍的一時之需。他們想的是要以屯墾來保障這塊孤懸塞外的疆土的長治久安。
我國歷代用兵西北，主要目的在於平亂，平亂之後在於羈縻，很少用心去徹底改造西北，更無規劃久遠之計，興衰廢存，時間很短，大多一代而終。共和國的決策者們決定結束這一狀況。重擔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震的肩上。
1950年2月，毛澤東命令駐疆大軍「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這道命令宣告了戰爭的結束，宣告了鑄劍為犁這一人類夢想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