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都柏林回來一年後，我們的老朋友艾琳·達爾伯格把我介紹給羅傑·古德曼，斯特伊弗桑特高中英語部主任。他問我是否對在喬·柯倫先生養病的一兩個月期間接替他的班級感興趣。斯特伊弗桑特據說是這座城市的頂級高中，高中里的哈佛，眾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母校，詹姆斯·卡格尼的母校。孩子們一旦被這所學校錄取，全國最好的大學就會向他們敞開大門。每年有三萬名學生參加斯特伊弗桑特的入學考試，而學校只錄取前七百名。
現在，我在一所自己絕不可能成為七百人之一的學校教課。
幾個月後喬·柯倫歸來，但羅傑·古德曼給了我一個永久職位。他說孩子們喜歡我，說我是位充滿活力、可愛的老師，我的加入對英語部很重要。這些讚揚讓我很尷尬，但是我說：好的，謝謝你。我向自己保證我只待兩年。這座城市所有的老師都爭著到斯特伊弗桑特高中工作，我卻想離開教學崗位。在學校上完一天課後，你帶著滿腦子青春期孩子的噪音、他們的擔憂和他們的夢想離開學校。這些東西會跟著你吃飯，跟著你看電影，跟著你洗澡，跟著你睡覺。
你努力將它們驅趕出去。走開！走開！我要看書，改作業。那是厄運臨頭的預兆。走開！
我想做一些屬於成年人的事，一些有重要意義的事，比如：參加會議，對秘書發號施令，和富有魅力的人一起坐在紅木大會議桌旁，坐飛機出席大會，在時髦酒吧里放鬆休息，和性感女人一起悄悄上床，在上床前和上床後用風趣幽默的枕邊風逗她們開心，乘車到康涅狄格。
一九七一年我的女兒出生了，我的幻想在她甜蜜的現實面前漸漸消退。我開始覺得自己在這世上很舒適自在。每天早上，我喂瑪吉喝奶，給她換尿布，在廚房水池裡用溫暖的肥皂水沾沾她的小屁股，抵制晨報（因為看報會消耗時間），在高峰期和上班族一起站在從布魯克林開往曼哈頓的地鐵上，沿著第十五街走到斯特伊弗桑特，從等待開門的學生中間擠到學校前門，推門進去，對門衛說聲「早上好」，在計時鐘前打卡上班，從信箱里拿出一摞作業，和打卡上班的老師說聲「早上好」，打開空蕩蕩的教室（二〇五教室），用長桿推開窗戶，坐下並俯視空空的課桌，在第一個班的學生進來之前放鬆幾分鐘，想著那天早上在廚房水池裡咯咯笑的女兒，看著灰塵在透進教室的那縷陽光中跳舞，從抽屜里拿出考勤本攤在講台上，擦掉黑板上昨晚成人夜校法語課的語法筆記，打開教室的門，對著一擁而入的第一個班的學生說「嗨」。
羅傑·古德曼說教圖解法很重要，他喜愛圖解法的結構和歐幾里得式的美感。我說：噢！因為我對圖解法一竅不通。在學校旁邊街角的加斯·豪斯酒吧餐廳里吃午飯時，他告訴我這些事。
羅傑是個禿頂的小個子，禿頭在那黑中帶灰的濃眉襯托下更加顯眼。他留著短鬍鬚，這給了他一種頑皮的神情。
他和老師們一起吃午飯，這使得他有別於其他校長助理，他們讓我想起《卡伯特們和洛奇們》這首歌。
在波士頓這個大豆和鱈魚的故鄉，
卡伯特們只和洛奇們說話，
而洛奇們只和上帝說話。
有些下午，羅傑來到加斯·豪斯酒吧和我們一起喝酒。他不裝模作樣，總是很開心，總是鼓勵人，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上司。他不擺架子，不假裝聰明，還嘲弄官樣文章。我認為他不會在不咯咯笑的情況下說「制訂教學戰略」。
他信任我，似乎認為我可以教高中四個年級中任何一個年級的課：九年級、十年級、十一年級和十二年級。他甚至問我喜歡教什麼課，還把我帶到按年級擺放書籍的屋子。這些書被擺在頂到二十英尺高天花板的架子上，並被堆在推車上以便運往教室。這一幕讓人看了讚嘆不已。那兒有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和世界文學選集，成堆的《紅字》、《麥田裡的守望者》、《上了漆的鳥》、《白鯨記》、《阿羅史密斯》、《墳墓的闖入者》、《躺在黑暗中》和X.F. 肯尼迪的《詩歌概論》，有字典、詩集、短篇小說、話劇、新聞和語法的教科書。
想要什麼就拿什麼吧，羅傑說，如果還有什麼你喜歡的，我們可以去訂購。不著急，今晚好好想想。我們去加斯·豪斯酒吧吃午飯吧。
學校、書和午飯對於羅傑來說是一件事，一成不變。結束一天的工作，老師們排隊打卡回家時，他會動動眉毛，邀請你到街角去喝一杯餞行酒。一個人要走完從學校到位於布魯克林區另一頭的公寓那段遙遠的路程，需要營養。有時候，他會開車送我回家。在喝了三杯馬提尼酒的日子裡，那些駕車旅行總是又慢又謹慎。坐在墊高了他矮小身軀的座椅上，他抓著方向盤，就像在指揮拖船一樣。第二天，他會說他不大記得那趟駕車旅行了。
在我的教學生涯中，這是我第一次在教室里感到自由自在，我可以教任何喜歡的東西。如果外面的人將腦袋貼在門上，那也沒關係。在羅傑難得地來聽課時，他都會寫些熱情洋溢、正面積極的報告。他打破了我對任何地位高我一兩級的人的抵觸情緒。我對他講我在班裡的所作作為，得到的都是鼓勵。有時，他會信口插進一兩句關於有必要教教圖解法的話，而保證會試一下。但過了一段時間，那成了句玩笑。
我試了，但失敗了。我在黑板上畫了各種線條：垂直的、水平的、斜的，然後站在那兒茫然不知所措，直到一個華人學生主動接替老師的工作，教老師老師應該知道的東西。
學生們都很耐心，但是我可以從他們交換眼神、來回傳遞筆記的動作中知道自己身處語法的荒野。在斯特伊弗桑特，他們得了解西班牙語、法語、德語、希伯來語、義大利語和拉丁語的語法。
羅傑很理解。他說：也許圖解法不是你的強項。他說有些人就是沒有這本事。艾琳·達爾伯格有。喬·柯倫當然也有，畢竟，他是波士頓拉丁語學校的畢業生。這所學校比斯特伊弗桑特早兩個半世紀成立，而且據他說，聲望更高。對他來說，在斯特伊弗桑特教書是降了一級。他可以用圖解法教授希臘語和拉丁語，或許還有法語和德語，那是你在波士頓拉丁語學校接受的訓練。傑西·洛溫塔爾也有這本事，他當然會有。他是部里最年長的老師，穿著優雅的三件套西服，金錶鏈纏繞在馬甲前，戴著金邊眼鏡，一副歐洲派頭，學識淵博。傑西不想退休，但是計畫在退休後將時間花在研究希臘語上，還打算嘴裡念著荷馬走向來生。知道自己的部門裡有一個由眾多精通圖解法的老師（在重要時刻，可以依賴他們來教授圖解法）組成的牢固核心，這讓羅傑很開心。
羅傑說喬·柯倫有這麼個酗酒的毛病，真是讓人傷心。要不然，他就可以回憶荷馬的長途吟遊，以此來逗傑西開心。如果傑西想取勝，他就用維吉爾、賀拉斯，以及喬在極度憤怒時才喜歡的尤維納利斯來還擊。
在教師自助餐廳，喬對我說：讀讀尤維納利斯吧，你就會明白這個悲慘而該死的國家裡發生了什麼。
羅傑說關於傑西，有件傷心事。在人生的暮年，他知道自己還有幾年書可教。對於一天五個班的工作量，他已經力不從心。他要求將工作量減到四個班，但是校長說「不」，教育局長說「不」，各級教育系統都說「不」，所以傑西說「再見」。嗨，荷馬。嗨，伊薩卡。嗨，特洛伊。這就是傑西。我們就要失去一個偉大的老師。好傢夥！他會圖解法！他講解句子和用粉筆的樣子會讓你震驚，美極了。
如果你讓斯特伊弗桑特高中的孩子們寫一篇三百五十字、題材不限的文章，他們會交來五百字。他們有話要傾訴。
如果你讓五個班的學生每人寫三百五十字，那麼在夜晚和周末，你就會有三百五十乘以一百七十五，也就是六萬一千二百五十個字要讀、要改、要評、要打分。如果你很明智，每星期只給他們布置一篇作文，結果就是這樣。你得改正拼寫和語法錯誤，修改糟糕的結構和過渡，還有凌亂的構思。你得就內容提出建議，寫個總評解釋一下分數。你提醒過他們，沾有番茄醬、蛋黃醬、咖啡、可樂、淚水、油漬和頭皮屑的作業不會額外給分。你強烈建議他們，在桌子上而不是在地鐵、公交車、電梯上或者在街角的喬氏原味比薩店裡寫作業。
即便每份作業你只用五分鐘，也要花十四小時三十五分鐘在這些作業上。工作量超過兩個教學日，周末也就報銷了。
你對布置書評很猶豫。它們更長，而且許多是抄襲的。
每天，我都用一個棕色的假皮革袋子拎著書和作業回家。我的意圖就是坐在舒適的椅子上看作業，但是在和五個班一百七十五個少年度過一天之後，我不想用他們的作業來延長這一天。它可以等等，該死的。我應該喝杯酒或者茶，我可以在晚些時候改作業。是的，喝杯好茶再看作業，或者在附近散散步，或者和小女兒玩幾分鐘，聽她講學校的事、她和朋友克萊爾一起做的事。我還應該瀏覽一下報紙，以便跟上時代。英語老師應該知道世上正在發生什麼，你永遠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