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那年，我和艾伯塔·斯莫爾結婚，開始在布魯克林大學攻讀英語文學專業的文學碩士學位，這個學位可以幫助我獲得提升、贏得尊重、增加工資。
為獲得學位，我寫了一篇關於奧利弗·聖約翰·戈加蒂的論文。他是一名醫生、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智者、運動員、牛津的喝酒高手、傳記作家、參議員、詹姆斯·喬伊斯（主要）的朋友。詹姆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把他塑造成巴克·馬利根，從而使他聞名全球。
我的論文題目是「奧利弗·聖約翰·戈加蒂：評論性研究」。論文本身沒什麼可評論的。我選擇戈加蒂是出於對他的崇拜。如果我讀過他的作品並撰寫關於他的文章，他的某些魅力、天賦和學識一定會對我產生影響。我也許會擁有他的某些幹勁和才能，還有他那浮華的神態。他是都柏林人，我希望自己能像他那樣，成為一個溫文有禮、嗜酒如命、擅長寫詩的愛爾蘭人。我會成為一個紐約人。我會在喧鬧聲中支張桌子，用歌曲和故事掌控格林威治村的酒吧。在獅頭酒吧，我一杯接一杯地喝著威士忌，讓自己有勇氣變得引人注目。酒保建議我喝慢點。朋友們說他們聽不懂我說的話。他們把我拖出酒吧，塞進計程車，付給司機錢，並告訴他徑直將我送到我位於布魯克林的家。我試著用戈加蒂式的詼諧口吻和艾伯塔交談，但是她說看在上帝的分上，安靜點。我想成為戈加蒂式人物的努力帶給我一種非常痛苦的後遺症，以至於我跪下來請求上帝將我帶走。
朱利安·凱教授接受了我的論文，儘管它「風格啰唆、一本正經，並且和戈加蒂這個主題相衝突」。
在布魯克林大學，我的第一個也是最喜歡的教授，是研究葉芝的學者莫頓·歐文·塞登。他戴著蝶形領結，可以連著三個小時講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歷史或喬叟或馬修·阿諾德。這些材料他都爛熟於胸。他講課以給大腦空空的學生灌輸知識。不管你有任何問題，可以到他的辦公室見他。他不會浪費課堂時間。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寫了關於葉芝的博士論文，還有一本名叫《仇恨的悖論》的書。在書中，他認為猶太人的性行為是德國反猶主義的一個主要起因。
我聽了他講授的英國文學史一年，從《貝奧武甫》到弗吉尼亞·伍爾夫，從勇者到發愁者。你會發現他希望我們知道並理解英國文學和英語如何發展變化。他堅持認為我們應該像醫生了解人體那樣了解文學。
他所說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聞，這就是無知和未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一個好處。我對英國文學只有零星的了解，但是和塞登一起真是扣人心弦。我們一個作家接著一個作家、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地走過來，中途停下來仔細看一看喬叟、約翰·斯克爾頓、克里斯托弗·馬洛、約翰·德萊頓、啟蒙運動、浪漫主義作家、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一直到二十世紀。塞登朗讀經典段落，解釋英語從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到中古英語再到現代英語的發展過程。
聽了這些課後，我為地鐵里的人們感到遺憾。他們不知道我知道的東西。我急著想回到自己的教室，告訴我的學生幾個世紀以來英語的演變軌跡。我試著通過閱讀《貝奧武甫》里的篇章來證明英語的變化，但是他們說：不，那不是英語。你以為我們是傻瓜嗎？
我試著模仿塞登優雅的風格給我那班水暖工、電工和汽車技工講課，但是他們瞪著我，好像我神經錯亂了似的。
教授們可以在教室里盡情地講課，從不用擔心遭到反駁或吹毛求疵的反對意見。我羨慕那種生活。他們從來不需要叫人坐下，打開你們的筆記本，不，你不能獲得出入證。他們從來不需要勸架。必須按時完成作業。沒有借口，先生或女士，這裡不是高中。如果你覺得不能跟上課程，你可以退課。借口是給孩子們用的。
我羨慕塞登，羨慕大學教授。他們一周上四節或五節課，我得上二十五節；他們有絕對的權威，我得自己去爭取權威。我對妻子說：明明可以過大學教授那種輕鬆生活，我為什麼要和這些喜怒無常的少年較勁呢？以那種隨意的方式步入教室，點點頭認可他們的存在，對著教室後面的牆或者窗外的樹講課，在黑板上潦草地寫些難以辨認的板書，宣布下一篇要寫的文章（七百字，關於狄更斯《荒涼山莊》中金錢的象徵意義），這樣難道不是很愜意嗎？沒有抱怨，沒有挑戰，沒有借口。
艾伯塔說：哦，不要嘀嘀咕咕的，快去拿個博士學位吧，你能成為一個很好的大學小教授。可以去哄哄大學二年級女生。
艾伯塔參加教師資格證書考試時遇到了艾琳·達爾伯格，並把她帶回家吃晚飯。艾琳踢掉鞋子，坐在長沙發上，邊喝酒邊和我們談她和丈夫愛德華的生活。他們住在馬略卡，但是她時不時回到美國教書賺錢以維持他們在西班牙的生活。她說愛德華很有名，但是我沒說話，因為我記得只在埃德蒙·威爾遜關於工人階級作家的隨筆中見過他的名字。艾琳說他將在幾個月後從西班牙回來，到時她將邀請我們過去喝一杯。
第一眼見到愛德華·達爾伯格，我就不喜歡他，或者，也許是因為我對見到作家、對進入美國文學界的社交圈很緊張。
艾伯塔和我前去拜訪的那個夜晚，他坐在靠窗角落裡的一把很大的扶手椅上，面對著半圈崇拜者。他們談論圖書，詢問他對於各個作家的看法。他揮了揮手，簡單地講了講二十世紀的每一個作家（他自己除外）：海明威寫的是「幼兒語」，福克納「一堆爛泥」，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是「都柏林糞便中的跋涉」。他要求每個人回家看一些我從沒聽說過的作家寫的書：索伊托尼厄斯、阿納贊格羅斯、托馬斯·布朗爵士、尤斯比厄斯、沙漠之父、弗萊維厄斯·約瑟夫斯和倫道夫·伯恩。
艾琳介紹了我：這是弗蘭克·邁考特，來自愛爾蘭。他教高中英語。
我伸出手，但是他就讓它懸著：哦，還是個高中生，是嗎？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真想給這個沒禮貌的狗雜種一拳，但是我什麼也沒做。他笑了笑，對艾琳說：我們的朋友給聾啞人教英語嗎？在達爾伯格家族中，教書只是女人乾的活。
我很困惑地退回椅子邊。
達爾伯格有個大腦袋，幾縷灰色的頭髮粘在禿禿的腦門上。一隻眼睛在眼眶裡一動不動，另一隻快速轉動，干著兩隻眼睛的活兒。他有一個大鼻子和一撮性感的小鬍子。他笑起來的時候，白色的假牙一閃，發出咯噠咯噠的聲音。
他意猶未盡，轉過一隻眼睛看著我：我們的高中生讀書嗎？他讀些什麼書呢？
我滿腦袋搜索最近讀過的東西，一些可能取悅他的著名的東西。
我在讀肖恩·奧卡西的自傳。
他讓我痛苦了一會兒。他用手捂著臉，嘟囔著說：肖恩·奧卡西。請給我念一段。
我的心怦怦亂跳。那半圈崇拜者在等著。達爾伯格抬了抬頭，好像在說「好嗎」。我口乾舌燥。我無法從奧卡西的自傳中找到可以和達爾伯格引用過的古代大家們的巨作匹配的段落。我含糊地說：嗯，我喜歡奧卡西，因為他用很自然的方式描寫自己在都柏林的成長經歷。
他沖著他的崇拜者微笑，再次讓我痛苦了一番。他沖我點點頭：我們的愛爾蘭朋友說他自然的寫作方式。如果你崇拜所謂的自然寫作，你可以仔細查看一下公共廁所的牆壁。
崇拜者笑了。我的臉一陣發燙。我脫口而出：奧卡西從都柏林的貧民窟一路奮鬥而來。他是個半盲人，他是……是……工人階級的捍衛者……他在任何時候都和你一樣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肖恩·奧卡西，誰聽說過你？
為了做給崇拜者看，他搖了搖頭。他們也一致搖了搖頭。他對艾琳叫道：讓你的高中生離開我的視線。他在這兒不受歡迎，儘管我歡迎他那迷人的妻子留下。
我跟著艾琳到卧室取回外套。我為自己惹了麻煩而向她道歉，又為自己的道歉而瞧不起自己，但是她一直低著頭，什麼也沒說。客廳里，達爾伯格親昵地撫摸艾伯塔的肩膀，對她說他毫不懷疑她會是個好老師，並希望她能再次來訪。
我們倆一言不發，靜靜地坐地鐵回布魯克林。我很困惑，弄不明白達爾伯格為什麼那樣做。他想讓陌生人丟臉嗎？為什麼我不能忍受呢？
因為我連雞蛋殼般的自信也沒有。他六十歲，我三十歲。我像是一個來自野蠻世界的人，在文學界從來不會放鬆情緒。我很茫然，又太無知，不屬於那一堆稱達爾伯格為文學界名人的崇拜者。
我很氣餒，為自己感到羞愧。我發誓再也不見那個人了。我要放棄這份沒有前途、不會贏得人們尊敬的教書工作。我要干一份兼職工作，用一生的時間在圖書館看書，參加類似的聚會，引用並背誦文章，和達爾伯格及其崇拜者之類的人比個高低。艾琳邀請我們回去，現在達爾伯格很有禮貌，而我有足夠的謹慎和智慧聽從他的話，開始適應追隨者的角色。他總是問我在讀什麼書，而我動不動就提到希臘人、羅馬人、神甫、米蓋爾·德·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