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來了。
我還沒有作好準備。
我該怎麼辦？
我是個新老師，在工作中學習。
在我教學生涯的第一天，我因為吃了一名高中男孩的三明治而差點被開除；第二天，我因為提到和綿羊交朋友的可能性而差點被開除。除此之外，我在紐約市三十年的高中教學生涯沒有什麼引人注目的事件。我常常拿不準自己是否應該待在那兒。後來，我想知道自己是如何待了那麼長的時間。
一九五八年三月里的一天，在紐約市斯塔滕島區麥基職業技術高中一間空蕩蕩的教室里，我坐在講台邊，擺弄著這份新工作的辦公用品：五個馬尼拉紙文件夾（每班一個）、一團鬆脆的橡皮筋、一疊褐色的戰時記錄紙（上面沾著造紙時掉進去的任何東西）、一塊破黑板擦和一摞白色卡片（我將把這些卡片一排排地插入這本破舊的紅色德萊尼考勤記錄本，以幫助我記住一百六十多個男孩、女孩的名字，他們將每天排排坐在五個不同的班級里）。在卡片上，我將記錄男孩、女孩們出勤和遲到的情況；他們幹壞事時，我也要在卡片上做些小記號。我被告知應該用紅筆記錄壞事，學校卻沒有提供紅筆。現在，我要麼填寫表格申請一支，要麼就到商店買一支，因為記錄壞事的紅筆是老師最有力的武器。我有許多東西要到商店購買。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的美國社會繁榮，但這種繁榮並未惠及學校，特別是需要教學用品的新老師。負責行政的校長助理給過一張紙條，提醒所有老師注意本市的財政困難，並請節約使用這些教學用品。今天上午，我得作些決定。一分鐘後，鈴聲將會響起，他們將蜂擁而入。如果他們看見我坐在講台邊，他們會說什麼呢？嘿，快看，他正在躲起來。他們是研究老師的高手。坐在講台邊意味著你害怕了或者你很懶，所以把講台作為屏障。最好的辦法是離開講台站著，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做個男子漢。第一天犯的錯誤需要幾個月來彌補。
即將到來的孩子們上十一年級，十六歲。從幼兒園到現在，他們已經在學校待了十一年。所以，老師來，老師去，他們見過各種各樣的老師：年長的、年輕的、粗暴的、和善的。孩子們觀察、審視、判斷。總的來說，他們知道老師的身體語言、語氣語調和行為舉止。他們似乎不是在洗手間或自助餐館裡無所事事時才討論這些。十一年來，他們完全掌握了這一切，並傳授給下一屆的孩子。留心博伊德小姐，他們會說，作業，啊，作業。她改作業。改的。她沒結婚，所以沒有別的事兒可做。盡量選已婚有孩子的老師，他們沒有時間坐下來讀書、看文章。如果博伊德小姐定期做愛，她就不會布置那麼多作業。她和她的貓一起在家裡聽古典音樂，改我們的作業，給我們添麻煩。有些老師好對付。他們給你布置一堆作業，收上來打個鉤，甚至看都沒看。你可以抄一頁《聖經》交上去，他們照樣會在頁首寫上「很好」。博伊德小姐不這樣。她會立馬走到你身邊：對不起，查理，這個是你自己寫的嗎？而你不得不承認，不是，這不是你寫的。這時，你就麻煩了，哥們兒。
提前到校是個錯誤，這給了人太多時間考慮將要面對的一切。我從哪兒來的這個勇氣，認為自己能夠應付美國青少年？無知。就是它給了我勇氣。現在是艾森豪威爾時代，報紙上報道了美國青少年的巨大不幸。這些是「『迷惘的一代』的迷惘孩子的迷惘孩子」。電影、音樂劇、書籍都在告訴我們他們的不幸：《無因的反叛》、《黑板叢林》、《西區故事》、《麥田裡的守望者》。他們發表絕望的演講：生活沒有意義，所有的大人都是騙子，活著有什麼用？他們沒有什麼可盼望的，甚至沒有一場他們自己的戰爭（他們可以在這場戰爭中前往窮鄉僻壤殺死土著人，戴著勳章，拄著拐杖，穿過拋撒彩紙的歡迎人群沿百老匯大街行進，接受姑娘們的讚美）。對剛剛打完仗的父親們抱怨沒有用，對父親們打仗時在家等候的母親們抱怨也沒有用。父親們會說：哦，閉嘴，別煩我。我屁股上還有塊炸彈碎片。我沒時間聽你抱怨。你不愁吃不愁穿，有什麼好抱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像你那麼大時，都已經在廢品回收站工作了，後來又到碼頭幹活，這樣我才能送你這個可憐的笨蛋去上學。去擠你那些該死的青春痘吧，讓我看會兒報紙。
青少年有那麼多不幸，以至於他們組成眾多幫派，相互鬥毆。這不是你在電影里看到的那種有著凄美愛情故事和雄壯背景音樂的暴力美學，而是卑鄙的打鬥。他們彼此謾罵詛咒。義大利人、黑人、愛爾蘭人、波多黎各人手持刀子、鏈條、棒球棒，在中央公園和希望公園彼此攻擊，血濺草地，而不論是誰的血，都一樣鮮紅。如果有人喪命，就會招致公眾的憤怒和指責：如果學校和老師履行職責，這些可怕的事情就不會發生。愛國者們聲稱：如果這些孩子有時間和精力打群架，我們何不把他們送到海外去打那些該死的共產分子，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那個問題？
許多人認為，職業學校是為沒能力上普通高中的學生開辦的垃圾傾倒場。這樣說很勢利。上千個年輕人想成為自動化機械師、美容師、機械師、電工、水暖工和木匠，對於公眾來說，這無關緊要。這些年輕人不想被宗教改革、一八一二年戰爭、沃爾特·惠特曼、藝術欣賞和果蠅的性生活所困擾。
但是，哥們兒，如果不得不學這些，我們會學的。我們會坐在和我們的生活沒有關係的課堂上。我們會在我們的商店工作，在那兒，我們了解真實的世界。我們會努力對老師好，並在四年後離開這裡。唷！
他們來了。門砰的一聲撞上黑板下方的架子，激起一陣粉筆灰。一大群人湧進教室。他們為什麼就不能老老實實地走進教室，說聲早上好，然後坐下呢？哦，不。他們得推著擠著。一個用裝出來的威脅口氣說：嗨。另一個回敬道：嗨。他們彼此侮辱，毫不理會最後一遍鈴聲，不慌不忙地坐下。那很酷，老兄。看，那有個新老師。新老師懂個屁。那又怎樣？鈴聲？老師？新傢伙。他是誰？管他呢。他們隔著整間教室和朋友交談，懶洋洋地靠在對於他們來說過小的課桌上，伸出雙腿。如果有人被絆倒，他們就哈哈大笑。他們朝窗外看，視線越過我的頭頂，看美國國旗或者看由馬德小姐（現已退休）用膠布貼在牆上的愛默生、梭羅、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和歐內斯特·海明威——他是怎麼來到這兒的？——的圖片。這是《生活》雜誌的封面，那圖片到處都是。在課桌上父兄多年前的鑿痕旁，他們用鉛筆刀刻上姓名的首字母，刻上心和箭頭表示愛的宣言。有些舊課桌被鑿得太深了，以至於你能透過曾經刻著心和箭頭的窟窿看到自己的膝蓋。情侶們坐在一起，手拉著手，說著悄悄話，凝視著對方。靠著教室後面壁櫥的三個男孩唱著男子和聲重唱（男低音、男中音和男高音），打著拍子，告訴全世界他們是戀愛中的青少年。
他們每天五次推擠著進入教室。五個班，每班三十到三十五個人。青少年？在愛爾蘭，我們在美國電影里見過情緒乖戾不定、駕車四處兜風的他們，我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乖戾不定。他們有吃、有穿、有錢，但對父母很無禮。愛爾蘭沒有青少年，在我的世界裡沒有。你是個孩子。你上學直到年滿十四歲。如果你對父母無禮，他們會劈臉給你一巴掌，把你打翻在地。你長大成人，干體力活，結婚，在星期五晚上喝杯啤酒，在同一天晚上跳到妻子身上，讓她不停地懷孕。幾年以後，你移民英格蘭，在建築工地幹活，或者加入皇家部隊，為大英帝國而戰。
當一個叫皮特的男孩大喊「誰要大紅腸三明治」時，三明治事件上演了。
你開玩笑吧？你媽媽一定不喜歡你，給你這樣的三明治。
皮特把棕色的三明治紙袋扔向發表評論的安迪，全班歡呼起來。打，打，他們說，打，打。紙袋掉在黑板和安迪所在的第一排課桌之間的地上。
我從講台後走出，發出了教學生涯的第一聲：嗨。在紐約大學受過四年高等教育的我，此時能想到的只是「嗨」。
我又說了一遍：嗨。
沒人理我。他們正忙於使這場既可以消磨時間又可以使我忘掉上課的戰爭升級。我走向皮特，發表了我的第一份老師聲明：不要扔三明治。皮特和整個班級驚呆了。這個老師，新老師，就這樣阻止了一場好戲。新老師應該管好他們自己的事，或者去找校長或主任——人人都知道他們要很久才會趕來。這意味著你可以邊等邊看好戲。另外，你打算拿一個在你已經扔了三明治後卻叫你不要扔三明治的老師怎麼辦呢？
本尼從教室後面喊道：嗨，老師，他已經扔了三明治。現在叫他不要扔三明治沒用。那邊地上有個三明治。
全班大笑起來。世界上再沒有比一個在你已經做了一件事後卻叫你不要做這件事的老師更傻的了。一個男孩捂住嘴說：傻瓜。我知道他在說我。我真想一腳把他從座位上踢出去，但那將會終結我的教學生涯。另外，那隻捂著嘴巴的手很大，而他的課桌對於他的身體來說太小了。
有人說：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