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托爾斯基克，七歲。
現在是經濟科學院副博士。
當時我還是一個小孩……
我記得媽媽……她烤的麵包在村子裡是最好吃的，她園子里的菜畦是最漂亮的。在我們房前的小花園和院子里盛開著最大的大麗花。她給我們所有人都縫製了漂亮的上衣——給父親、兩個哥哥和我。她縫製領子，用紅色的、藍色的、綠色的十字綉……
我不記得，是誰第一個告訴我，說媽媽被槍殺了。可能是鄰居中的一個女人吧。我跑回了家。聽人們說：「不是在家裡槍殺的她，是在村後。」父親不在——他參加了游擊隊，哥哥們不在——他們去參加了游擊隊，堂兄不在——他也參加了游擊隊。我就去找鄰居卡爾普爺爺：「媽媽被打死了，應該把她拉回來。」
我們套上牛車（我們沒有馬），就去了。在森林附近，卡爾普爺爺叫我停下來：「你在這裡等著。我一個老頭子，不害怕他們打死我。可你——還是個孩子。」
我等著。頭腦里充滿了各種念頭，我怎麼對父親說呢？我怎麼告訴他，媽媽被打死了呢？都是些小孩子的想法——如果我看見死去的媽媽，她就永遠也活不了了。可是，如果我看不見死去的媽媽，說不定我回到家，媽媽就在家裡等著我呢。
媽媽的整個胸前都被步槍子彈打透了。褂子上出現一溜彈痕……太陽穴上有個黑色的槍眼兒……我想快些用白色手巾把她包紮起來，以便再也看不到這黑色的槍眼兒。我彷彿覺得，她還在疼痛。
我沒有坐牛車，跟在牛車旁邊走了回來……
村子裡每天都會埋葬死人……我記得，埋葬過四位游擊隊員，三個男的，一個姑娘。經常埋葬游擊隊員，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埋葬一個女的。單獨為她挖掘了一個墳墓……她一個人躺在老梨樹下的草地上……年老的女人們圍坐在她身邊，撫摸著她的胳膊……
「為什麼要把她單獨埋葬呢？」我問。
「她還年輕……」女人們這樣回答我。
只剩下我一個人，沒有家人，沒有親戚，我很害怕。怎麼辦呢？人們把我送到了扎列西耶村的瑪爾法姨媽家。她自己沒有孩子，丈夫上了前線。我們蹲在地窖里，躲藏起來。她把我的頭抱在自己的懷裡，叫著：「好孩子……」
瑪爾法姨媽得了傷寒，我跟著她也生病了。澤恩卡奶奶把我接到了她那裡住。她的兩個兒子也都在前線打仗。深夜醒來，看到她坐在床上我的身邊打盹：「好孩子……」所有人都跑出村子，逃到森林裡躲避德國鬼子，而澤恩卡奶奶——始終陪在我的身邊。一次也沒有扔下我：「好孩子，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傷寒好了之後，我好長時間都不能走路。平整的道路——我還能走，稍微有些坎坷——我的雙腿就發軟。人們都在期盼著我們的士兵。女人們去森林裡，採集草莓。沒有別的禮物招待客人。
士兵們行軍很疲憊。澤恩卡奶奶往他們的頭盔里裝紅色的草莓。他們都給了我吃。我坐在地上，不能站起來。
父親從游擊隊回來了。他知道我生病了，給我帶來了一塊麵包和一塊腌豬油，都跟手指頭似的那麼厚。腌豬油和麵包都散發著馬哈煙味，它們都散發著父親的味道。
我們正在草地上挖野菠菜，聽見人們喊著「勝利啦」，所有孩子都手拉著手，往村子的方向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