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妮婭·切爾尼娜，十二歲。
現在是一名教師。
平常的一天……這一天的開始與往常沒什麼兩樣……
但是，當我坐到有軌電車上，人們已經是議論紛紛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我什麼都不明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跑回家，看到自己的媽媽，她在和面，淚水雨點般從她的眼睛裡流淌出來。我問：「出了什麼事？」她告訴我：「戰爭爆發了！轟炸了明斯克……」我們最近幾天才從明斯克回到羅斯托夫，我們去姨媽家做客了。
9月1日，我們仍然去上學，到了9月10日學校就關閉了。羅斯托夫開始疏散居民。媽媽說，我們應該收拾東西，準備上路，我不同意：「為什麼要疏散呢？」我到了共青團區委，請求他們儘快吸收我加入共青團。他們拒絕了我，因為吸收的團員需要滿十四周歲，而我只有十二歲。我以為，如果加入了共青團，就能夠參加一切活動，立刻就成了大人。我就能到前線去。我和媽媽坐上火車，我們隨身帶了一隻皮箱，裡面裝著兩個布娃娃：一個大的，一個小的。我記得，當我把它們放進去的時候，媽媽甚至都沒有反對。到後來這兩個布娃娃救了我們，我一會兒再說……
我們抵達了高加索車站，火車遇到了轟炸。人們都趴到了一個露天的站台上。往哪裡去，搞不清楚。人們只知道：我們在離前線越來越遠，離戰場越來越遠。下著雨，媽媽用自己的身體為我遮蔽風雨。在巴庫近郊的巴拉扎拉車站，火車噴吐著潮濕而濃黑的蒸氣。人們都很飢餓。戰前我們生活得就很清貧，非常清貧，我們家裡沒有一件好東西可以拿到市場，去交換或出售，媽媽隨身帶的只有一本護照。我們坐在車站裡，不知道怎麼辦。去哪裡呢？一個士兵走過來，不是士兵，而是小兵，年齡很小，皮膚黝黑，肩膀上挎著背包，綁著小飯鍋。看得出，他剛剛參軍不久，他正要去前線。他在我們旁邊站住，我靠緊了媽媽。他問：「女士，你去哪裡？」
媽媽回答：「不知道，我們是撤離的難民。」
他說的是俄語，但地方口音很濃重：「不要擔心我們，你們到村子裡找我媽媽吧。我們全家都被徵兵入伍了：我們的父親、我、兩個兄弟。就剩下她一個人在家。去幫幫她，你們可以一起生活。等我打仗回來，我就娶你的女兒。」
他說了自己家的地址，沒有東西可以寫下來，我們就記住了：葉夫拉赫車站，卡赫區，庫姆村，穆薩耶夫·穆薩。這個地址我記了一輩子，雖然我們沒有到那裡去。一位孤身的女人收留了我們，她住在一個膠合板子搭建的臨時小房子里，裡面只放得下一張床和一個小凳子。我們是這樣睡覺的：我們的頭沖著過道，把雙腿伸到床底下。
我們有幸遇到了不少好人……
我忘不了，有一個軍人走到媽媽跟前，我們聊了會兒天，他說，他全家人在克拉斯諾達爾都死了，他要去前線。同志們喊叫他，招呼他上軍用列車，可是他站著，捨不得離開我們。
「看得出，你們很窮，請允許我把自己的軍人證書留給你們吧，我一個親人也沒有了。」他突然說了這麼一句話。
媽媽哭了起來。我卻按自己的意思理解，沖著他喊叫：「正在打仗……您全家人都死了，您應該去前線，向法西斯分子復仇，可是您卻在這裡愛我的媽媽。您真不覺得害臊！」
他們兩個人站在那裡，他們的眼裡都流著淚，而我不明白，為什麼我這麼善良的媽媽可以和這樣的壞人聊天：他不想去前線，他訴說自己的愛情，要知道愛情只有在和平時期才會有。為什麼我覺得他是在談戀愛？要知道，他的話里提到了他的尉官證……
我還想說說塔什乾的事……塔什干——這是我的戰場。我們住在工廠的宿舍里，媽媽在那裡上班。它位於市中心，讓人們住在工廠的俱樂部里。在前廳和觀眾席里住的是一家一家的，而在舞台上，住的是——光棍兒們，人們稱呼他們是光棍兒，實際上他們都是些工人，他們的家人都疏散走了。我和媽媽住的地方在觀眾席的一個角落裡。
發給了我們土豆供給證，媽媽從清晨到深夜都在工廠上班，我需要去領取這些土豆。排半天的隊，然後把一袋土豆拖在地上，走四五個街區，我背不動這些土豆。不讓小孩坐公交車，因為正在鬧流感，宣布所有人都要檢疫。正好是這些日子……太不像話了——不讓我坐公共汽車。在離我們的宿舍還剩下一條馬路時，我的力氣都用完了，倒在口袋上，大哭了起來。陌生的人們過來幫忙——把我和土豆送回了宿舍。到現在我都能感覺到那種沉重。每一個街區……我不能丟掉土豆，這是我們的命根子。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能扔掉土豆。媽媽下班回來，非常飢餓，臉色發青。
我們餓著肚子，媽媽甚至瘦得和我一樣了。我心想，我也應該幫助下媽媽，不能把我拋開。可是我們幾乎什麼都沒有，我決定賣掉我們唯一的一條絨布被子，用這些錢買些麵包。可是禁止孩子們買賣，警察把我帶到了一個兒童室。我坐在那裡，等他們通知上班的媽媽。媽媽換班後來了，把我領回家，我因為羞恥而痛哭，還因為媽媽在挨餓，可家裡一塊麵包也沒有了。媽媽得了支氣管哮喘，深夜裡咳嗽得厲害，喘不過氣來。她要是能吃一口碎麵包渣兒，也會變得好受些。我總是在枕頭底下為她藏起一塊麵包。我覺得，我已經睡著了，但是仍然記得，枕頭底下還放著一塊麵包，我非常想吃掉它。
我背著媽媽偷偷地去工廠里找活兒干。可我那麼小，典型的營養不良症患者，他們不想要我。我站在那裡，哭。有人覺得我可憐，就把我領到車間會計室：給工人們填寫派工單，計算工資。我用打字機工作，它的樣子就像現在的計算機。現在的計算機工作起來沒有聲音，而當時它簡直像拖拉機，不知為什麼工作的時候還必須亮著電燈。十二個小時的工作把我的腦袋烤得像火熱的太陽，因為打字機的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我耳朵都聾了。
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給一個工人的工資應該是280盧布，可是我卻算成了80盧布。他有六個孩子，在發工資之前，誰也沒有發現我的錯誤。那天我聽見，有人在走廊里跑動，叫喊：「我要殺了她！我要殺了她！我拿什麼來養活孩子？」
人們跟我說：「快藏起來，大概，這是沖你來的。」
門打開了，我緊貼著打字機，沒地方躲藏。衝進來一個高大的男人，手裡拎著一把沉傢伙：「她在哪裡？」
有人指著我說：「她在那兒……」
他看了一眼我，往牆壁退了幾步。
「呸！不值得殺，她自己都這樣啦。」他轉回身，走了。
我倒在打字機上，大哭了起來……
媽媽在這個工廠的技術檢驗車間上班。我們的工廠為「喀秋莎火炮」製造彈藥，炮彈有兩種規格——十六公斤的和八公斤的。要在高壓下檢驗炮彈外殼的結實程度。需要把炮彈抬起，固定好，加到一定數量的氣壓。如果外殼質量好，就把它取下來，裝進箱子。如果質量不合格，卡扣承受不住，炮彈就會轟響著飛出去，飛向上面的車間頂棚，然後掉到不知什麼地方。當炮彈飛出去後，那種轟響與恐懼……所有人都嚇得鑽到車床下面……
媽媽每天深夜都會在睡夢中驚醒，喊叫。我就摟著她，她這才安靜下來。
眼看就到了1943年的年末……我們的軍隊早就反擊了。我明白，我需要上學。我去找廠長。在他的辦公室里放著一張很高大的桌子，從那張桌子後面幾乎看不到我。我就開始說提前準備好的話：「我想辭職，我要上學。」
廠長發火了：「我們誰也不辭退。現在是戰爭期間。」
「我總出錯，就像個沒文化的人。不久前我就給一個人算錯了工資。」
「你能學會的。我們這裡人手不夠。」
「戰爭結束後，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沒受過教育的人。」
「哎呀，你啊，真是倔頭啊，」廠長從桌子後站起來，「你什麼都懂！」
我上了六年級。在上文學和歷史課時，老師給我們講課，我們邊坐著聽講，邊給軍人們織襪子、手悶子、荷包。我們邊織，邊學詩，齊聲朗誦普希金的詩。
我們等到了戰爭結束，這是多麼期盼的理想啊，我和媽媽甚至害怕提到這一天。媽媽在工廠上班，我們這裡來了一位全權負責人，問大家：「你們可以為國防基金奉獻什麼？」他們也問了我。我們有什麼呢？我們什麼也沒有了，除了幾張債券，媽媽很珍視它們。大家都給了些什麼，我們怎麼能不獻出去呢？！我就把所有的債券都獻了出去。
我記得，媽媽下班回到家，她沒有訓斥我，她只是說：「這是我們全部的家當，除了你的娃娃。」
我也跟自己的娃娃告別了……媽媽丟失了麵包月票，我們處在死亡的邊緣。在我的頭腦里冒出了一個拯救我們的念頭，用我的兩個布娃娃換些什麼吧——大的和小的。我拿著它們到了集市上。一個烏茲別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