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夏·西卡廖夫-克尼亞澤夫，六歲。
現在是一名體育教練。
這是一個黎明……
射擊開始了，父親從床上跳起來，跑到門口，剛打開門，就喊叫了一聲。我們以為他是被嚇壞了，可他倒在了地上，一枚爆炸的子彈擊中了他。
媽媽抓起一件不知什麼衣服披上，沒有點亮燈，因為射擊還在持續。父親在呻吟，翻轉著身子。從窗外透進微弱的光線，照在他的臉上……
「躺到地板上。」媽媽說。
突然，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我們呼喊著跑到她身邊，我被父親的鮮血滑了一跤，摔倒在地。我聞到了鮮血的氣息，還有某種濃重的味道——父親的腸子被打斷了……
我記得一口長長的棺材，可父親的個頭並不高大。「為什麼給他用這麼大的棺材？」我心想。後來我想通了，父親的傷勢太重了，這樣一來，他就不那麼疼痛了。我也是這樣跟鄰居的小男孩解釋的。
過了一段時間，也是一個清晨，德國人闖進我的家，抓住了我和媽媽。讓我們站在工廠前的廣場上，我們的父親戰前在這個工廠里上班（位於維捷布斯克州的斯莫羅夫卡村）。站在這裡的，除了我們，還有兩個游擊隊員家庭，孩子比成年人還要多。從媽媽那裡得知，這是一大家子：五個兄弟、五個姐妹，他們都去參加了游擊隊。
他們開始打媽媽，整個村子的人都看著，他們在打媽媽，包括我們這些孩子。有一個女人一直往下按著我的腦袋：「低下頭，閉上眼睛。」而我掙脫開她的手，我看著……
村莊後面有一片長著樹木的小山崗，他們留下孩子，把大人們帶到了那裡。我依偎著媽媽，而她推搡著我，叫喊：「永別了，孩子們！」我記得，當媽媽飛落進土溝時，微風吹起了她的裙子……
我們的軍隊來了，我看見了佩戴著肩章的軍官。這讓我非常喜歡，我用樺樹皮也給自己做了一對肩章，用煤炭畫上橫道。我把它們粘在自己的粗毛料上衣上，上衣是姨媽給我縫製的，我穿著一雙樹皮鞋——就這樣去了，向伊萬金大尉報告（我是從姨媽那裡知道了他的姓氏），說自己叫瓦夏·西卡廖夫，想和他們一起去打德國鬼子。他們先是開玩笑，笑了一會兒，然後問姨媽我的父母在哪裡。得知我是一名孤兒後，士兵們連夜為我用帳篷布縫製了一雙皮靴，改短了一件軍大衣，塞給了我一頂帽子、半個肩章。有人還給我鼓搗了一條軍官才有的武裝帶。就這樣，我成為第二百零三排雷小分隊的孩子。指定我的任務是通信員。我非常賣力氣，但我既不會寫字，也不會讀。我的媽媽還活著的時候，叔叔對我說：「去鐵路大橋那兒，數一數，那裡有多少德國人。」我怎麼數呢？他往我的衣服口袋裡塞了一把麥粒，我數一個敵人，就把一粒麥粒從右邊的口袋放到左邊的口袋裡。叔叔然後就數這些麥粒。
「戰爭是戰爭，可你應該學會讀寫。」黨支書沙波什尼科夫對我說。
戰士們搜羅來一些紙，他親自為我做了一本練習簿，在上面寫了乘法表和字母表，我學習，回答他的問題。他弄來一隻裝彈藥的空箱子，翻過來，說：「寫吧。」
在德國的時候，我們一起的已經有三個小孩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維佳·巴利諾夫和我。瓦洛佳十四歲，維佳七歲，我當時是九歲。我們非常友好，就像親兄弟一般，因為我們都是沒有親人的孤兒。
但是，有一次我看見，維佳·巴利諾夫和德國的小男孩們在一起玩「打仗」的遊戲，還把自己的一頂帶五角星的船形帽給了其中一個小孩，我立刻沖他喊叫了起來，他再也不是我的兄弟了！永遠也不會是我的兄弟了！我掏出自己的戰利品手槍，命令他跟著我回了部隊駐地。在那裡，我親自把他關進了一個不知幹什麼用的貯藏間做禁閉室。他是列兵，我是下士，於是，我覺得自己按軍銜比他高一些。
不知是誰把這件事告訴了伊萬金大尉。他叫我過去：「列兵維佳·巴利諾夫在哪兒？」
「列兵巴利諾夫關在禁閉室。」我報告說。
大尉給我解釋了很長時間，你們全都是好孩子，他們無論如何沒有什麼過錯，俄羅斯和德國的孩子，戰爭快結束了，要友好相待。
戰爭結束了，上級給我頒發了三枚獎章：一枚是獎勵抓捕蓋世太保的，一枚是獎勵攻克柏林的，第三枚是戰勝德國的。我們的部隊返回了日特科維奇，我們在這裡掃除田野里的地雷。我偶然知道，我的哥哥還活著，住在維列依卡。在去蘇沃洛夫軍校途中我跑到了維列依卡。在那裡找到了哥哥，姐姐很快也趕來與我們團聚，我們又有了一個家。在某個頂層閣樓上我們安置下來。當時食品短缺，等我穿上軍服，佩戴好自己的三枚勳章後，我到了市執委會。我走進去。找到門牌上寫著「主席」的門，我敲了門，走進去，像樣地行了個軍禮：「下士西卡廖夫前來申請國民保障事宜。」
主席微笑著，起身迎接我。
「你住在哪裡？」他問道。
我說：「住在閣樓上。」我給了他地址。
傍晚的時候，有人給我們送來了一口袋捲心菜，又過了一天——送來了一口袋土豆。
有一天，主席在街頭遇見了我，給了我個地址：「晚上來吧，有人在那裡等著你。」
有一個女人出來迎接我，這是主席的妻子。她名叫尼娜·馬克西莫夫娜，主席名叫阿列克謝·米哈依洛維奇。他們請我吃飯，我還洗了澡。我個頭已經長了，軍服顯得小了，他們還給了我兩件襯衫。
我開始去他家做客，起初去得很少，然後是經常去，最後是每天去。警衛看見我，問：
「小夥子，這是戴的誰的勳章？你的父親呢？」
「我沒父親了……」
看來必須得隨身帶證件了。
有一次，阿列克謝·米哈依洛維奇問我：「你想做我們的兒子嗎？」
我回答：「想啊，太想了。」
他們就認了我做兒子，給了我個姓氏——克尼亞澤夫。
很長時間我都不能叫出「爸爸」和「媽媽」。尼娜·馬克西莫夫娜立刻喜歡上了我，很疼愛我。如果弄到什麼甜食，就專門為我留著。她想撫慰我，愛撫我。可我不太喜歡吃甜食，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吃過。戰爭年代我們生活得很貧窮，已經習慣了軍隊里對戰士的所有規定。我不是一個喜歡受愛撫的人，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接受過特別的愛撫了，都是住在男人堆里。我甚至連句溫柔愛撫的話語也不知道。有一次深夜醒來，我聽到尼娜·馬克西莫夫娜在柵欄後哭泣。顯然，她很早就在那裡哭泣了，但是我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她哭泣，抱怨：他永遠都不會像我們親生的，他不能忘記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血統……他不像個孩子，他不懂得愛撫。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摟住了她的脖子：「不要哭泣，媽媽。」她停止了哭泣，我看到她閃著淚光的眼睛。第一次我叫了她「媽媽」。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才開始稱呼「爸爸」。只有一件事保留了一輩子，我稱呼他們為「您」。
他們沒有讓我長成一個戀家的懶散男孩，為此我非常感激他們。我清楚自己的職責：我收拾房間，拍打擦腳的墊子，從板棚里抱木柴，放學後點著爐子。沒有他們，我就不會受到高等教育。這是他們勸導我的，應該學習，戰爭結束後應該好好學習，要好好學習。
還在軍隊的時候，當時我們的部隊駐紮在日特科維奇，指揮官就命令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維佳·巴利諾夫和我一起學習。我們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前。二年級的時候我們都有了自己的武器，我們誰也不服。我們不想服從國民教師的命令：他怎麼能命令我們呢，他又不穿軍裝？對於我們來說，只有指揮官才是權威。老師走進來，整個班級的學生都起立，可是我們還坐著不動。
「為什麼你們坐著不動？」
「我們不會回答您的問題，我們只服從指揮官的命令。」
大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們讓所有學生站成一排，進行隊列練習，教給他們唱軍歌。
校長找到了部隊，向政委彙報我們的操行。我們被關進了禁閉室，受到降職處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曾經是上士——現在是中士，我是中士，成了下士，維佳·巴利諾夫是下士，成了上等兵。指揮官和我們每一個人都進行了一次長談，開導我們，要好好學習。我們想練習射擊，可他對我們說，你們應該上學。
但是，我們仍然佩戴著勳章去上學。我保留下來一張照片：我佩戴著勳章坐在課桌邊，為我們的《少先隊員報》畫插圖。
當我從學校裡帶回一個「五分」，從門口就喊叫：「媽媽，五分！」
我已經很輕易就能叫出「媽媽」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