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沃羅什洛夫，十一歲。
現在是一名電視工作者。
我只對媽媽講戰爭的事……自己的媽媽……只對自己最親近的人……
當時，游擊隊還駐紮在我們村子裡，有一位老頭死了，正好我住在他家。埋葬他的時候，一個七歲的小男孩走過來問：「為什麼老爺爺躺在桌子上？」
人們回答他：「老爺爺死了……」
小男孩顯得很驚訝：「他怎麼會死呢，今天並沒有開槍啊？」
小男孩只有七歲，可是他已經聽了兩年的槍聲。人們都是在開槍的時候被打死的。
我記住了這些……
我的講述是從游擊隊開始的，可我當時並不是很快就遇上他們的。那是到了戰爭第二年的年底。我沒有講，我和媽媽在戰爭爆發的一個星期前，怎麼坐車到了明斯克，她把我怎麼送到了明斯克郊外，來參加少先隊員夏令營……
在夏令營我們唱歌：《如果明天就是戰爭》《三個坦克手》《跨過平原，越過山岡》。我的父親非常喜歡最後一首。他經常哼唱……當時剛剛上映《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我很喜歡電影中的插曲《愉快的風兒，請為我們歌唱》。我經常伴隨著它的歌聲起床去做早操。
那天早晨沒有做操，飛機在我們的頭頂上盤旋……我抬眼看見，從飛機上分離出許多黑點，我們當時還不知道那是炸彈。少先隊夏令營旁邊就是鐵路，我沿著鐵路去明斯克。原因很簡單：離媽媽現在工作的醫學院不遠，就是火車站，如果我沿著鐵軌走，就會找到媽媽。我叫上一個小男孩跟我一起上路，他家離火車站不遠，他比我要小很多，哭得很厲害，走得也很慢，而我喜歡徒步，我和父親曾經轉過列寧格勒所有的城堡。當然，我沖他發火了……但是我們總算到達了明斯克火車站，到了西大橋，開始了連續不斷的大轟炸，我和他走散了。
媽媽沒在醫學院里，媽媽的同事戈魯博教授住得不遠，我找到了他的家。但是，裡面一個人也沒有，空蕩蕩的……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敵機剛剛開始轟炸城市的時候，媽媽就搭坐上了一輛順道車，沿著去拉托姆卡的公路接我。她到了那裡，看見的是被炸毀的夏令營營地……
人們都離開了城市，四散奔逃。我覺得，到列寧格勒要比到莫斯科遠，我的爸爸在列寧格勒，可他去了前線，我的姑媽住在莫斯科，他們哪裡也不會去的。他們不會離開的，因為他們住在莫斯科……住在我們的首都……沿途我跟上了一位領著小女孩的婦女。這是位陌生的女士，但她明白，我是一個人，什麼也沒有，餓著肚子。她就叫我過去：「到我們這兒來吧，我們一起走。」
我記得，當時平生第一次吃洋蔥腌豬油 。起初我皺著眉頭，後來還是吃了下去。如果轟炸開始，我總是注意觀察：這位女士和自己的小姑娘在哪裡？傍晚的時候，我們就躲藏到一條溝里，躺下休息。對我們的轟炸一刻都沒有停止。女士回頭望了一眼，大叫一聲……我也起身，向著她看的那個方向張望，我看見，一架飛機貼著地面俯衝下來，伴隨著馬達聲，它的機翼下面噴出一條火舌。這條火舌掃過的道路上騰起一片塵土。我條件反射般地栽到了溝底。機槍從我們的頭頂上掃射過去，飛機飛向了遠處。我抬起頭，看見這位女士躺在溝沿上，滿臉血跡斑斑。當時可把我嚇壞了，我從溝里跳起來，撒腿就跑。從那時起，甚至現在，有一個問題始終在折磨著我：那個小姑娘怎麼樣了呢？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我到了一個不知名的村莊……街道上的大樹下躺著一些德國傷員。我這是第一次看到德國人……
村裡人都被從家裡驅趕了出來，被迫去打水，德國衛生員用大桶架在篝火上燒開水。早晨，他們把傷員抬上汽車，每輛車都讓坐上一兩個小孩。德國人發給我們水壺，告訴我們，需要給他們幫忙：給哪一個傷員弄濕毛巾，放到頭上，給哪一個傷員濕潤一下嘴唇。有一個傷員請求我：「瓦謝爾……瓦謝爾 ……」我把水壺放到他的嘴唇邊，全身都在哆嗦。到現在都說不清當時的那種感受。厭惡？不是。仇恨？也不是。那是一種複雜的感覺。其中也夾雜著憐憫……人類的仇恨也有一個形成過程，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學校里教育我們要善良，要友愛。我的話題又跑遠了……當第一個德國人揍我的時候，我感到的不是疼痛，體驗的是另一種感覺。他怎麼打我呢，他有什麼權利打我？這讓我非常震驚。
我又返回了明斯克……
我和基姆交上了朋友。我和他是在街上相識的。我問他：「你和誰住在一起？」
「沒人。」
我了解到，他也是和家人失散了，就建議道：「那我們一起生活吧。」
「好吧。」他很高興，因為他沒有地方住。
而我住在戈魯博教授丟下的住宅里。
有一次，我和基姆看見，街上走著一個比我們大些的小夥子，手裡提著擦鞋的托架。我們認真聽取了他的建議：需要什麼樣的箱子，怎麼製作鞋油。為了製作鞋油，需要搞到煙炱，而這種東西在市裡到處都是，把它收集起來，和隨便什麼油脂攪和一下。一句話，做成某種散發著怪味的混合物，但必須是黑色的。如果把它均勻地塗抹到皮鞋上，它還會發光呢。
有一次，一個德國人走到我跟前，把一隻腳放到了箱子上，他的皮靴非常臟，粘在上面的泥土都很長時間了，干透了。我們原先早已領教過這樣的皮鞋，為了先清理掉這些泥巴，我還專門配備了一把刮刀，然後，再往上面刷鞋油。我拿起刮刀，剛清理了兩下，就讓他很不高興。他抬腿就踢箱子，又朝我臉上踹了一腳……
我長這麼大，從來還沒有人打過我。孩子之間打架不算數，在列寧格勒的學校里那是常有的事。但在這之前，成年人沒有打過我一次。
基姆看著我的臉，叫喊著：「你別那樣看著他！不要啊！他會打死你的……」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在街頭碰見了大衣上、西服上縫著黃布條的人。我們聽說了隔離區……大家提到這個詞的時候都是壓低了聲音……基姆是猶太孩子，但是剃光了頭，我們都說他是韃靼人。當他的頭髮長起來，捲曲的黑髮，誰還相信他是韃靼人啊？我為朋友擔心，半夜醒來，看著他濃密的頭髮，我無法入睡：應該想個辦法，別讓他們把基姆抓到隔離區里去。
我們找了把理髮推子，我又給他推成了光頭。天氣已經冷了，在冬天沒法擦鞋。我們又有了新的計畫。德國軍隊指揮部在市裡開辦了一家賓館，接待到達的軍官們。他們都隨身攜帶著大背包、大箱子，而到賓館的距離不近。我們不知怎麼奇蹟般地搞到了一架大雪橇，守候在火車站。火車到站，我們把兩三個人的行李搬到雪橇上，拉著它，穿過整座城市。給我們服務的報酬有時是麵包，有時是香煙。拿香煙到集市上，可以換到一切，隨便什麼食物。
基姆被抓走的那一天，深夜的火車晚點了，遲到了很長時間。我們都快凍僵了，但又不能離開火車站，已經實行宵禁了。我們從火車站大樓里被趕了出來，在外面等候。終於火車到站了，我們往雪橇上裝滿行李，就拉著上路了。我們使勁拉著，皮帶勒得生疼，他們還驅趕著我們：「使奶力！使奶力！ 」我們不能走快，他們就開始揍我們。
我們把東西搬進賓館，等著和他們結賬。一個傢伙命令我們：「滾蛋！」——推了基姆一把，基姆的帽子從頭上掉了下來。他們立刻叫喊起來：「猶太！」上前抓住了他……
過了幾天，我才知道，基姆被關進了隔離區。我走到那裡……整天圍著隔離區轉悠……有幾次透過鐵絲網看到了他。我給他帶去麵包、土豆、胡蘿蔔。等崗哨轉過身去，走到角落，我就飛快地把土豆扔進去。基姆就走上前，撿起來……
我住的地方距隔離區有幾公里遠，但是每天深夜都會從那裡傳來叫喊聲，那種聲音整座城市都能聽到，我醒了就想：基姆是不是還活著呢？我怎麼才能把他救出來呢？在又一次大清洗過後，我到了約定好的地方，人們暗示我：基姆沒了！
我很傷心……但還是抱著希望……
一天早晨，有人敲門。我跳起來……第一個念頭就是：基姆！不，這不是他。叫醒我的是住在下面一層的一個小男孩，他說：「請你陪我到街上去好嗎？那裡躺著許多死人，幫我找找我的父親吧。」我和他走出家門，宵禁的時間已經結束，但路上幾乎沒有行人。一場小雪染白了街道，覆蓋了薄薄的一層，每隔十五或二十米，就躺著一些被槍殺的我們的軍人。半夜他們被押解著穿過城市，那些落在後面的，敵人就沖著他們的後腦勺開槍射擊。所有人都是臉朝下趴在地上。
小男孩沒有力氣翻轉死人，他害怕看到裡面有他的父親。當時我就捕捉到了自己的一個念頭，為什麼面對死亡我沒有一絲恐懼呢？我早已習慣了它。我把那些死人翻轉過來，小男孩就查看每張面孔。就這樣，我們穿過了整條街道……
從那時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