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給我買了識字課本……」

莉莉婭·梅利尼科娃,七歲。

現在是一名教師。

我該上一年級了……

大人已經給我買了識字課本和書包。我是家裡的老大。妹妹拉婭五歲,我們的小妹托瑪奇卡三歲。我們住在羅索納,我們的父親是林場的經理,但戰爭前一年,他就去世了。我們和媽媽一起生活。

當戰爭打到我們這裡的那一天,我們三個孩子都在上幼兒園,最小的也是。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只剩下了我們,沒有人來接我們。我們都很害怕。媽媽是最後一個跑來的,她在林場工作,他們焚燒了一些文件,掩埋了,因此她耽擱了。

媽媽說,我們要被疏散,分配給了我們大馬車。應該隨身帶上生活必需品。我記得,走廊里放著一個筐子,我們把這個筐子放到了馬車上,小妹妹拿了自己的布娃娃。媽媽想把布娃娃留下……布娃娃太大了……妹妹哭起來:「我不想留下她!」我們走到羅索納郊外,我們的馬車翻了,筐子撒了,從裡面掉出一雙鞋來。這才發現,我們竟然隨身什麼東西也沒有帶,沒有吃的,沒有換洗的衣物。媽媽驚慌失措,她把筐子弄混了,拿的是那隻裝了皮鞋打算去清洗的筐子。

我們還沒來得及收拾起這雙鞋子,敵機就飛來轟炸了,用機槍掃射。我們的布娃娃被子彈打穿了許多洞,而小妹妹卻安然無恙,甚至沒擦破一點皮。她哭著說:「我反正不會丟下她的。」

等我們回到家後,已經是生活在德國人的控制之下了。媽媽拿了父親的東西去賣,我記得,第一次她是用爸爸的西服換的豌豆,整整一個月我們喝的是豌豆湯。湯喝完了,我們家還有一床老被子,棉布的。媽媽用它改做了平底細氈靴,如果有人要,多少給點錢,她就給做。當時,我們就是喝些寡湯稀粥,一家人分吃一個雞蛋……可常常是什麼吃的也沒有。媽媽只能抱著我們,撫摸著我們……

媽媽沒有說,她在幫助游擊隊,但我猜到了。她經常出去,卻不說去哪裡。當她去換東西的時候,我們知道,可如果她是這樣出去,我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我為母親感到驕傲,對自己的妹妹們說:「很快我們的軍隊就要來了。萬尼亞叔叔(他是爸爸的弟弟)就要來了。」他參加了游擊隊。

在那一天,媽媽給我們往瓶子里倒上牛奶,親吻了我們,就走了,門被反鎖上了。我們三個人爬到了桌子下面,桌子上垂下來一塊大大的桌布,它的下面很暖和,我們玩起了「女兒,媽媽」的過家家遊戲。突然聽到了摩托車的馬達聲,隨後是可怕的敲門聲,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媽媽的姓名都被叫錯了。我有一種不祥之感。我們家通向後院的窗戶下豎著一把梯子,我們悄悄地順著梯子爬了出去,動作敏捷。我把一個妹妹抱在懷裡,第二個騎到我的脖子上,我們把這個叫作「騎大馬」,我們逃到了外面。

那裡聚集了很多人,還有許多孩子。那些來找媽媽的人,沒有認出我們,也沒有找到我們。他們撞壞了門……媽媽出現在了路上,她是那麼矮小,那麼瘦弱。德國人看見了她,他們跑向小山丘,抓住了媽媽,扭住她的胳膊,打她。我們三個孩子奔跑著,叫喊著,竭盡全力地呼喚:「媽媽!媽媽!」敵人把她推到摩托車上,她沖著鄰居喊叫了一句:「親愛的菲妮婭,請幫忙照管一下我的孩子。」鄰居把我們從路上拉走,但每個人都害怕把我們領到自己家裡:萬一敵人再來逮我們呢?我們就躲到溝里去哭。不能回家,我們聽說,鄰村逮捕了一對父母,孩子們被燒死了,關在房子里,放火燒死了。我們害怕回到自己家裡……就這樣,大約持續了三天。我們不是蹲在雞窩裡,就是藏到我們的菜園子里。我們很餓,菜園子里的東西我們什麼都不碰,因為我們早先拔過胡蘿蔔,摘過豌豆,它們都還沒有長好,媽媽罵過我們。我們什麼都不動,互相勸告,我們的媽媽不在,她會擔心我們把菜園子給糟蹋了。當然,她會這麼想。她並不知道,我們什麼也沒動。我們都很聽話。大人和孩子們給我們送來些吃的——有人給的是煮大頭菜,有人送的是一個土豆,有人給拿來了一個紅甜菜……

後來,阿麗娜阿姨收留了我們。她身邊就剩下了一個小男孩,另外兩個孩子在逃難的時候失散了。我們時刻想念著媽媽,阿麗娜阿姨領著我們找到監獄的頭兒,請求見一下母親。監獄的頭兒說,唯一的條件是,不能和媽媽說話,他允許我們看看——從她的牢房窗口走過去。

我們走過小窗口,我看到了媽媽……他們催趕得我們走得很快,就我一個人看到了媽媽,妹妹們都沒來得及看到。媽媽的臉龐是通紅的,我明白——她被狠狠地打過。她也看到了我們,只是喊了一句:「孩子們!我的女兒們!」再也從窗口看不到了。後來,有人告訴我們說,她看到我們,就昏迷了過去……

過了幾天,我們知道——媽媽被槍殺了。我和妹妹拉婭明白,我們的媽媽已經不在人世了,而最小的妹妹——托瑪奇卡,還在念叨著,媽媽這就要回來了,如果我們讓她生氣了,沒有抱她,就告訴媽媽。等人們給送來吃的時候,我就把最好的一塊給她吃。就這樣,我懂事了,我當起了媽媽……

媽媽被槍殺之後……第二天,一輛汽車開到了我們家門口……往車上裝運東西……鄰居招呼我們:「快去吧,孩子們,請求他們把自己的氈靴留下,把自己的厚大衣留下。很快就要過冬了,你們還穿著夏天的衣服呢。」我們三個孩子站在那裡,最小的托瑪奇卡騎在我的脖子上,我說:「叔叔,請把氈靴給她吧。」這時候,正好一個警察提著那雙氈靴,要拿走。我還沒來得及對他說,他就踹了我一腳,妹妹摔了下來……腦袋撞在了一塊石頭上。早晨我們看見她的額頭被撞的地方起了個大包,還在不斷腫大。阿麗娜阿姨有一塊厚手巾,她給妹妹包在了頭上,可是還能看得見那個大包。晚上我抱著妹妹,她的頭腫得大大的。我很害怕,擔心她會死了。

游擊隊員們知道了這個情況,就把我們接了去。在游擊隊里,人們盡其所能關愛我們。有一段時間,我們甚至忘記了爸爸和媽媽已經不在人世了。誰的襯衫破了,他們就挽起袖子給我們縫補上,給我們畫眼睛,畫鼻子——還送給我們玩具娃娃。教我們讀書,甚至還把我寫進了一首詩里,寫的是我不喜歡用涼水洗臉。森林裡的條件——那是什麼樣的啊?冬天大家都用雪洗臉……

莉莉婭坐在浴盆里,

莉莉婭唉聲又嘆氣:

「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

「好涼好冷好濕的水。」

當局勢變得非常危險的時候,我們被送回到了阿麗娜阿姨身邊。指揮官——游擊隊的指揮官就是傳奇式的人物彼得·米羅諾維奇·馬舍羅夫,他問:「你們需要什麼?你們想要什麼東西?」我們想要的東西太多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軍便服,綠色的那種裙子,裁掉了衣袋的。游擊隊員給我們仨都穿上了氈靴,都縫製了皮大衣,織了手套。我記得,把我們送到阿麗娜阿姨家時,大車上還裝著一個大口袋,口袋裡是麵粉和米,甚至還給了一塊皮子,讓她給我們做皮鞋用。

當有人來阿麗娜阿姨家進行調查時,她就說我們是她自己的孩子。那些人對她盤查了很久,為什麼我們長得這麼白,而她的兒子那麼黑。他們嗅出了些什麼……把我們和阿麗娜阿姨與她的兒子都押上了車,帶到了伊戈里茨基集中營。這時已經是冬天,大家都睡在地上,睡在只鋪了麥秸的木板上。我們是這樣躺著的:我,然後是小托瑪、拉婭,接著是阿麗娜阿姨和她的男孩子。我靠近最邊緣,睡在我身邊的人時常變換。半夜的時候,我碰到了一條冰涼的胳膊,我明白,這個人已經死了。早晨起來我一看——他就像活的一樣,只是身子冰涼了。有一次,把我嚇壞了……我看見,幾隻老鼠咬破了一個死人的嘴唇和臉頰。老鼠長得肥大而狡猾。我最害怕它們了……我們的小妹妹在游擊隊時頭上的大包已經好了,可在集中營里,又重新長了出來。阿麗娜阿姨一直在遮掩這個膿包,因為她知道:要是讓敵人發現,小姑娘病了,就會被槍殺。她用厚厚的手巾把妹妹的頭包起來。深夜,我聽見她在祈禱:「上帝啊,如果你帶走了她們的媽媽,就保佑這些孩子吧。」我也祈禱……我請求上帝:哪怕讓我們最小的托瑪奇卡一個人留下來也好啊,她還那麼小,她還不能死。

敵人把我們從集中營不知運送到了哪裡……是用裝運牲畜的車廂,地板上——是干牛糞。我記得,我們只是到了拉脫維亞,當地的居民就把我們分頭領到了家裡。人們第一個領走的就是托瑪奇卡。阿麗娜阿姨抱著她,交給了一位拉脫維亞老人,她跪在地上哀求:「求求您救救她吧,求求您救救她吧。」老人說:「如果我把她帶回家裡,她就能活下來。可我要走兩公里的路,要渡過一條河,然後——是墓地……」我們大家都被不同的人家收留了。阿麗娜阿姨也被人領走了……

我們聽見了……有人告訴我們——勝利了。我去了一戶人家,妹妹拉婭就留在他們家。

「媽媽沒了……我們去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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