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雅羅舍維奇，九歲。
現在是一名體育老師。
家裡所有人都為這件大事激動不安……
傍晚，大姐的未婚夫來向大姐求親。大家討論到深夜，什麼時候舉辦婚禮，新婚夫婦去哪裡登記結婚，邀請多少客人。而一大清早，父親就被叫到了兵役委員會。一個消息傳遍了整個村子——戰爭爆發了！媽媽驚慌失措：怎麼辦啊？我只想著一件事：忍過這一天就行了。還沒有一個人跟我解釋，戰爭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許會延續很長時間。
正是夏天，天氣炎熱。我想到小河裡洗澡，可媽媽把我們叫到一起，準備上路。我還有一個哥哥，剛把他從醫院裡接回來，他的一條腿做了手術，他回來時拄著雙拐。媽媽說：「大家應該一起走。」往哪裡走？誰也不知道。走了大約五公里，哥哥一瘸一拐，哭了。能拿他怎麼辦呢？我們又返了回來。父親在家裡等著我們。那些去了兵役委員會的男人都回來了，德國人已經佔領了我們的地區中心——斯盧茨克市。
敵機飛來進行了第一次轟炸——我站著，注視著炸彈，直到它們落到地上。有人提醒說，應該張開嘴巴，要不然耳朵會被震聾。於是，我就張著嘴，捂住耳朵，但仍然聽到那些炸彈飛落的聲音、呼嘯的聲音。這簡直太可怕了，不僅臉上的肌肉，就連全身的肌肉都繃緊了。我家院子里掛著一隻水桶。當一切安靜下來，摘下它，數了數上面，一共有五十八個窟窿眼兒。水桶是白色的，他們從高處以為這是一個蒙著白色頭巾的人，於是他們就開槍掃射……水桶吸引了他們的視線……
第一批德國人是坐著大汽車來到村子的，汽車上裝飾著白樺樹枝。我們這裡舉辦婚禮的時候，也會這樣裝飾。折來好多樺樹枝扎花車……我們透過籬笆悄悄偷看他們，那時候沒有院牆，只有籬笆。從柳茅子後面窺探……看起來，他們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我想看看，他們長著什麼樣的腦袋？為什麼我有這樣的預感，他們都長著不是人類的腦袋……已經有傳言，說他們會殺人，會放火。可他們坐在汽車上，說笑著，心滿意足的樣子，皮膚曬得黝黑黝黑的。
清晨，他們在學校的院子里做早操，沖冷水澡。他們捲起袖子，坐上摩托車——就出發了。
幾天之內，在村後的牛奶廠附近挖了一個大坑，每天早晨五六點鐘從那裡都傳來射擊聲。那裡的射擊一開始，連公雞都不啼叫了，嚇得躲藏起來。傍晚的時候，我和父親趕著大車從那裡經過，在離大坑不遠的地方，他拉住了馬的韁繩。「我過去一下，」他說，「我去看看。」他的堂姐在那裡被槍殺了。他走過去，我跟在他的後面。
突然父親轉過身，擋住我，不讓我看到那個大坑：「你回去，你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只看到，我邁過的一條水溝，裡面流的水是紅色的……一群烏鴉騰空飛起。那麼多的烏鴉，我尖叫了起來……這之後的幾天里，父親不能吃東西。他看見一隻烏鴉，就跑進屋子，渾身發抖……像發瘧子一樣……
在斯盧茨克的公園裡弔死了兩位游擊隊員的家人。天寒地凍，弔死的人都被凍得硬邦邦的，每當颳風時，他們就被吹得搖搖晃晃，嘎吱嘎吱作響。嘎吱嘎吱的，就像森林中凍僵的樹木……這種聲音……
當我們被解放後，父親去了前線，他跟著隊伍出發了。他不在家的戰爭期間，媽媽給我做了第一條裙子。裙子是媽媽用包腳布給我縫製的，包腳布本來是白色的，她用墨水染了染，一條袖子染得顏色不太好。我很想把自己的新裙子給女伴們看看。於是，我就側身站在柵欄邊，袖子染得好的一邊朝外，把染得不好的一邊藏在裡面。我覺得，自己打扮得是這麼漂亮，這麼美麗！
學校里，坐在我前面的小女孩叫阿妮婭。她的父親和母親都去世了，她和奶奶住在一起。她們是難民，是從斯摩棱斯克逃難來的。學校給她買了大衣、氈靴和鋥亮的膠皮套鞋。女老師拿來，把所有東西都給她放到了課桌上。我們悄無聲息地坐著、看著，因為我們中間任何人都沒有這樣的氈靴、這樣的大衣。我們都很嫉妒她。有一個小男孩撞了阿妮婭一下，說：「瞧你多幸運啊！」她倒在地上，哭了起來，抽抽噎噎地哭了四節課。
父親從前線回來了，大家都趕來看望我的爸爸，也看望我們，因為爸爸回到了我們的身邊。
第一個前來的就是這個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