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另一種戰爭……
在這種戰爭里，沒有人能在地圖上指出哪裡是中間地帶，哪裡是戰鬥前沿，也沒有人能數得清戰士和武器的數目。人們用高射炮、用機關槍，甚至用獵槍，還有沙俄時期的老套筒槍作戰。這裡沒有戰鬥間隙，也沒有大規模的進攻，許多人都在孤獨地戰鬥，孤獨地犧牲。和敵人殊死搏鬥的不是正規軍，不是整師整營或步兵連，而是人民，是游擊隊員和地下工作者，是男人、老人、婦女和兒童。托爾斯泰把這種多面孔的抗戰稱為「人民戰爭的大棒」和「潛在的愛國主義熱能」，而步拿破崙後塵的希特勒，則向他的將軍們抱怨說：「俄國人打仗太不講章法。」
在這種戰爭中，單純的死亡，並不是最痛苦的——有太多的事情要比死亡痛苦得多。我們想像一下吧：你是一個前線的士兵，卻被自己的家人所包圍：孩子、妻子和年邁的父母。每時每刻你都要準備著，有親人替自己獻身，是你使他們做了犧牲品。在這種時候，勇氣就和背叛一樣，從來沒有目擊證人。
勝利日那天，在我們許許多多的村落里，人們並不是歡天喜地，而是放聲哭號。在痛哭中，很多人仍然受著煎熬：「那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埋葬了所有的家人，同時把自己的靈魂也一起埋葬在了戰爭中。」（安德羅西克，女地下工作者）
剛開始的時候，她們都是悄聲細語地說話，但是到了最後，幾乎都大聲喊出來。
「我就是見證人……
「我給你講講我們游擊隊長的故事……不要說出他的名字，因為他還有親人活著。他們讀到這些會很痛苦……
「聯絡員向游擊隊報告說：隊長的家人被蓋世太保抓到了——包括他的妻子、兩個年幼的女兒和老母親。每條街道上都貼滿了通告，還有人在街市派發傳單，說如果游擊隊長不投降，就會弔死他的家人。只給他兩天時間考慮。偽警察一個村又一個村地在民眾中煽動說：紅軍政委們都是毫無人性的怪物，他們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不心疼，對於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是珍貴的。敵人從飛機上往森林裡撒傳單……我們游擊隊長也想過放棄，甚至想過自殺。在那段時間，大家從來不敢讓隊長單獨待著，我們寸步不離地跟著他，生怕他自殺……
「我們跟莫斯科取得聯繫，向上級反映了這種情況。在收到上級指示的那一天，我們召開了游擊隊黨員會議，對游擊隊長宣布了上級的決定：決不屈從於德寇的挑釁。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服從了黨紀……
「兩天之後，我們派到城裡去的偵察員，帶回了一個可怕的消息：隊長全家人都被弔死了。就在緊接著這件事之後打響的那場戰鬥中，我們隊長也犧牲了……沒人清楚他是怎麼死的，很出人意料。但我覺得，他是自己想去死……
「我只能用眼淚代替語言……我怎麼能讓自己確定，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又怎麼能讓別人相信我的話呢？人人都想安靜地、好好地生活，都不想聽我說話，都不想難過……」（克羅塔耶娃，女游擊隊員）
至於我自己，就唯有更加堅信，必須繼續採訪下去……
裝炸藥的籃子和毛絨玩具
那次，我完成了一項任務，不能繼續留在村裡，就投奔了游擊隊。幾天後，蓋世太保進村抓捕我的家人。雖然弟弟僥倖逃脫，但母親被他們抓住了。敵人殘酷地折磨我的母親，向她拷問我的行蹤。母親被關押了兩年，在這兩年里，每次搜索行動，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婦女一起押在最前面。他們害怕踩到游擊隊的地雷，所以總是逼著當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眾就會被炸死，德國兵們就得以保全性命。整整兩年，他們就這樣押著我母親……
不止一次了，我們正要打伏擊開火，突然發現婦女們走在前面，德國人走在後面。等她們走近了，又看見自己的親人都在裡頭。這時大家最提心弔膽的，就是游擊隊長下令開槍，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一個人小聲嘟噥：「那是我媽。」另一個人也說：「那是我小妹。」還有人發現了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總是圍著一條白頭巾。她個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認出她。往往我自己還沒有看見她，別人就告訴我：「你媽媽在那兒……」
射擊命令一旦下達，你就必須開槍。在那個關頭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兒開槍了，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緊緊盯住那條白頭巾——看看媽媽是活著，還是倒下了？那條白頭巾很顯眼……只要槍聲一響，鄉親們和敵人都向四處跑開，也就會有人被擊中倒下。如果我沒有弄清楚媽媽是否還活著，就會一連數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聯絡員從村裡回來，告訴我媽媽還在，我才又恢複正常。就是這樣，直到下一次伏擊，再經歷一回。這種事要是擱在今天，我是怎麼也受不了這種刺激的。可當時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這種仇恨，支撐我挺了下來……
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時常出現一個小孩子的慘叫聲，一個被扔到井裡的孩子的叫聲。您哪裡聽到過那種聲音啊？那孩子被扔進井裡時，尖聲凄厲，簡直像是從地獄裡，像是從陰曹地府傳出來的聲音。那已經不是孩子的喊叫聲，甚至不是人的聲音了……還有，誰看到過一個年輕小夥子被鋼鋸活活鋸成幾段？……那是我們的游擊隊戰友……從那以後，我每次執行任務，心裡就只有一個念頭：殺敵報仇，有多少殺多少，用最無情的方法消滅他們！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虜，就想活活掐死他幾個。用我的雙手掐死他們，用我的牙齒咬死他們。我都不想開槍擊斃他們，這種死法對他們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槍去殺死他們……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這時已經是1943年，他們槍殺了我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人，在臨死前還在為我們祝福：
「堅持下去，孩子們，你們應該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隨隨便便地死……」
媽媽並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她說的只是普通女人說的話。就是想我們能活下去，並且要讀書學習，特別是學習。
跟她一起關在囚牢里的婦女後來告訴我，每次母親被押出去時，都請求她們：「噢，姐妹們，我只有一件事掛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請照顧我的孩子們！」
所以，待戰爭過後，當我回到老家時，母親的一位難友便把我帶到她家去生活——雖然她也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法西斯把我們家的茅屋燒掉了，我弟弟犧牲在游擊隊里，媽媽被槍殺，爸爸還在前線打仗。爸爸從前線回來時，滿身的傷、滿身的病，沒有活多久也去世了。就這麼一大家子人，到頭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母親這位難友自己也很窮，再加上兩個很小的孩子。因此我決定離開她，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她哭著，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親被敵人槍殺後，變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屍體……敵人槍殺她們後，把屍體埋在一個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機在上面碾過。人們在現場指給我看，媽媽當時站在什麼地方，我就跑過去用雙手挖了起來，找出了好幾具屍體，我憑著媽媽手上的一枚戒指認出了她。看到這枚戒指，我大叫一聲，就不省人事了。幾個女人把母親的屍體抬回來，用罐頭盒舀水洗凈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現在還保存著那個罐頭盒。
一連幾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擺脫愧疚：媽媽都是因為我才死的啊。可是，也不全是因為我……如果我因為擔心自己的親人而不去抗敵，如果另一個人也這樣想，如果第三個、第四個人也都這樣，那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我決意讓自己忘記，忘記媽媽向我們走來時的情景，忘記聽到命令的那個瞬間……可是我確實朝她那個方向開過槍，我忘不掉她的白色頭巾……您絕不能想到，這種感受是怎樣讓人痛不欲生。時間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時在深夜裡，窗外突然有年輕人的笑聲和說話聲傳來，我都會嚇得亂打哆嗦，剎那間以為這是孩子的哭喊聲、孩子的慘叫聲。有時我突然從夢中驚醒，覺得喘不過氣來，一團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燒焦是什麼氣味，特別是在夏天，那是一種叫人毛骨悚然的甜絲絲的味道。我如今在區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兒著了火，就必須趕到現場搬走文件。可是如果聽說是農場失火，有牲畜燒死了，那我是說什麼也不會去的。我不能夠去，因為那會使我回憶起過去……那種味道，就像被燒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時深夜醒來，也會跑去取香水，因為我覺得空氣中也有這種氣味，到處都是……
我很長時間不敢結婚，不敢要孩子。因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發戰爭，我還是要上前線，那我的孩子怎麼辦？現在我喜歡閱讀有關人死之後的書籍，死後的世界是怎樣的？我在那邊會與誰相遇？我是多麼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見到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是不怕，但是現在年齡大了……
——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康德拉紹娃
（貝托施地區游擊旅偵察員）
我最強烈的體會是，一看到德國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毆打，整個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