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一直在說的只是一件事……翻來覆去就是一個主題……
我說得最多的就是死亡，是關於她們與死亡的關係，死亡是常常伴隨她們左右的。如同對生活一樣，她們對死亡也是如此親近，而且十分熟悉。我一直想弄明白，在這無休無止地體驗死亡的常態中，怎麼才能安然無恙？日復一日地觀察，孜孜不倦地思索，情不自禁地嘗試。
我們可以談談這個話題嗎？這會受到語言和我們感情的影響嗎？什麼是不能解釋的謎題？我的問題越來越多，答案卻越來越少。
我有時在採訪後回到家，內心有一種想法揮之不去：痛苦就是一種孤獨，像聾子一般地與世隔絕。有時我又感覺到，痛苦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別，是人生中無法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和保存的東西，我們尤其如此。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建立的，我們也是這樣成長的。
我是在白俄羅斯國立大學的大講堂里見到本章一位女主人公的，當時剛下課，學生們在喧嘩著，愉快地收拾自己的筆記。「我們當時是什麼樣子？」她回覆了我的第一個問題，「就和我的這些學生們一樣啊。只有衣著不同，還有女孩子的打扮更簡單些。金屬的指環、玻璃的項鏈、橡膠底便鞋。哪有現在這些又是牛仔褲又是錄音機的。」
我一邊看著學生們匆匆離開教室，一邊開始了採訪……
我和閨密在戰爭之前就大學畢業了，戰爭期間我們又進了工兵學校。我們是以軍官身份上前線的，軍銜是少尉……上級是這樣歡迎我們的：「好樣的姑娘！女孩能上前線，真的很棒。但是我們不能把你們派到任何地方去，你們就留在司令部吧。」工兵司令部就是這樣迎接我們的。聽到這話，我們轉身就去找方面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我們還走在路上呢，營地里已經到處傳開了，說有兩個女孩子在尋找司令員。有一個軍官向我們走來說：「請拿出你們的證件。」
他一邊看著一邊說：「你們為什麼要找司令員，你們不是在工兵司令部嗎？」
我們回答他：「我們是作為工兵少尉被派到這裡的，可是他們要把我們留在司令部。我們的要求就是，作為工兵排長這樣的級別，必須是上前線的。」
這位軍官當即把我們送回了工兵司令部。他們在擠滿了人的小房間里聊啊聊地說了很久，每個人都發表意見，然後又有誰大笑起來。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說我們是有介紹信的，必須擔任工兵排長的職務。這時，那個把我們送回司令部的軍官發火了：「小姐們！你們可知道一個工兵排長能活多久嗎？工兵排長平均只能活兩個月……」
「我們知道，所以我們才要求上前線。」
他們沒有辦法，只好給我們寫了介紹信：「那麼好吧，我們就派你們去第五突擊軍。你們大概也知道什麼叫作突擊軍吧，顧名思義，就是在第一線的軍隊。」
他們沒有再對我們多說什麼嚇人的話，但我們很高興：「完全同意！」
於是我們來到了第五突擊軍的司令部，那裡坐著一位溫文爾雅的大尉，彬彬有禮地接待了我們，但是當聽說我們要當工兵排長時，他就撓了撓頭說：「不行不行！你們以為自己是誰？我們給你們安排的工作，就是在司令部這裡。開什麼玩笑啊，前方只有男人，突然間來了一個女工兵排長，還不叫人家瘋掉了。你們以為自己是誰啊？」
一連兩天，他們就在那裡做我們的工作，一個勁兒地勸說。我們也不退讓，就是要當工兵排長，寸步不讓。而且這還不是全部。終於……他們總算接受了我們的職務，把我帶到我的排里去了……士兵們看著我：有的是嘲笑的目光，還有的甚至帶著惡意，再就是聳聳肩膀，意思是很明白的。當營長宣布說這就是你們的新排長時，他們異口同聲地發出「嗚嗚嗚……」的聲音表達不滿，其中一人甚至還「噗」的一聲吐出口水。
可是過了一年，當我被授予了紅星勳章時，同樣是這些小夥子（活下來的傢伙），他們一起把我抬了起來，高舉著把我送進了掩蔽部。他們為我感到驕傲了。
如果你問我戰爭是什麼顏色的，我會告訴你，是土地的顏色。對於工兵來說，戰爭就是土地的黑色和黃色，就是黏土的顏色……
不管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都露宿在樹林里。燃起篝火，圍著篝火取暖，大家都安靜地坐著，有人就睡著了。我即使睡著也會盯著篝火，我睡覺總是睜著雙眼：看著那些飛蛾，有的是小蠓蟲，一整夜一片一片飛來，撲向篝火，沒有任何聲響，沒有任何動靜，就這樣默默地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前仆後繼地撲火……直說吧……我們不也就是這樣嗎？前仆後繼，後浪推前浪。
兩個月過去了，我並沒有死，又過了兩個月，我負了傷，第一次受的是輕傷。後來我就不再去想死的問題了……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羅夫娜·沃爾科娃
（少尉，工兵排長）
在我小時候……我就從我的童年開始說吧……其實在戰爭中我最害怕的就是回憶童年，就是想小時候的事情。那最溫柔的童年，在戰爭中可不能去回想……戰爭沒有柔情，那裡是禁區。
是這樣的……打從很小開始，父親就給我剪短短的寸頭。當兵後，部隊里給我們剪頭髮，我們突然就從姑娘變成了小兵蛋子，當時我就想起了自己小時候。有些女孩被嚇壞了……但是我很容易就習慣了。那是我的自然天性，難怪連我爸都無可奈何地嘆氣說：「我養的不是個丫頭，是個小子。」我的這種剛烈性格惹了不少禍，因此不止一次被父母打罵。冬天我經常會從陡峭的山崖跳到被大雪覆蓋的峽鄂畢河上，放學之後我就穿上父親的老棉褲，把褲腳和氈靴扎在一起，用棉花塞進褲子，再用皮帶拉緊，頭上戴一頂遮耳棉帽，在下巴上緊緊扎牢，看上去就像一頭熊似的蹣跚地挪著腳步去到河上的山崖邊。先要使盡全身力氣助跑，然後從一個懸崖破口跳下去……
啊哈！在你飛身跳入深淵，一頭扎入大雪中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啊！
呼吸都屏住了！也有別的一些女孩和我一起嘗試，但她們都不順手：要麼是腳崴了，要麼是鼻子被冰雪碰破了，各種事故都有發生。只有我，比男孩子還要敏捷。
我先來回顧童年的事情……是因為不想馬上說到流血……當然我知道，這才是重要，非常重要的。我喜歡讀書，我懂的……
1942年9月，我們抵達了莫斯科……整整一個星期，我們都乘坐在鐵路環線的列車上，沿途停留各站：孔采沃、彼洛夫、奧恰科沃，每到一站就從車上下去一批姑娘。人們俗稱的「買家」來到姑娘當中，他們是不同軍兵種的幹部，在我們中間挑選狙擊手、衛生指導員，或者無線電員……所有這些都沒有讓我動心。最後整列火車上只剩下了十三個人，都被轉到一輛悶罐車，拉到了路軌的盡頭，在那兒停著兩節車廂：我們這節和指揮部的一節。連續兩天兩夜，沒有一個人來找我們，我們只管又說又笑又唱俄羅斯民歌《被遺忘和被遺棄的》。到第二天晚上，我們終於看到有三個軍官和列車長一起朝車廂這邊走來。
「買家」來了！他們身材高大魁梧，扎著武裝帶，軍大衣上的軍扣鋥亮，帶有馬刺的皮靴擦得發光。好帥啊！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軍官。他們走進了指揮部的車廂，我們就把耳朵緊貼在車廂外牆上，偷聽他們在說什麼。車長在念我們的名單，並且對每個人的特點簡要說明：誰誰本來是做什麼工作的，老家是哪兒的，受過什麼教育，等等。最後我們聽到一聲命令：「讓她們全都過來。」
於是，車長走出指揮部車廂，命令我們列隊集合。上級問我們大家：「你們想學習作戰技能嗎？」我們怎麼會不想呢？當然求之不得，可以說是夢寐以求！以至於我們居然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一句：去哪裡學習，和誰學習？只聽到長官命令道：「米特羅波爾斯基上尉，把這些姑娘帶到學校去。」於是我們每個人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兩人一行，軍官把我們帶上了莫斯科大街。親愛的莫斯科，祖國的首都！即使在這種艱難的時刻也是那麼美麗，那麼親切……那軍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們都有些跟不上他。直到以後，在衛國戰爭勝利三十周年紀念日那天，當我們與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米特羅波爾斯基在莫斯科重逢時，他才向我們這批莫斯科軍事工程學院的學員坦承，當年他帶領我們走在莫斯科街頭時，他感到相當尷尬，是想離我們越遠越好，免得被民眾注意到是他在帶領這批羊群一樣的女孩子……我們當時可不知道他心裡想的什麼，就是一路小跑地跟住他。大概，我們那個時候看上去也是很棒的吧！
就是這樣子……在開始學習的頭幾天，我就被罰了兩次額外勤務，一次是因為教室里太冷，我凍得受不了，還有一次是因為什麼來著，您也知道，學校的規矩是很多的。反正我是罪有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違反紀律……屢教不改。大家分手之後，學員們在街上看到我時，還都忍不住笑我：這就是那個專職的勤務員！在他們看來當然可笑，我白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