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還在繼續……不過這一次我不需要遠行……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條大街，是用蘇聯英雄瓦西里·扎哈羅維奇·科爾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參加過國內戰爭，又是西班牙戰爭的英雄，後來是偉大衛國戰爭中的游擊隊領導人。每個白俄羅斯人都讀過關於他的書，就是在中學課本上和電影中也有他。他是白俄羅斯的傳奇。雖然我無數次地在信封和電報紙上寫過這個名字，卻從來沒有把他作為一個現實的人去想過。神話早已取代了一個活生生的人，成了他的雙胞胎。可是這一次，我是懷著嶄新的感受走在這條大街上的：我乘了半個鐘頭電車趕到市區的另一邊，專程去看望他的女兒和妻子，英雄的兩個女兒也都曾經在前線作戰。我眼中的傳奇神話變活了，變成了凡人的日常生活，降落到了人間，宏大變成微小。不論我喜歡仰望天空還是眺望海洋，只要從顯微鏡中看，每一粒沙子都要比我大得多，一滴水中可見大千世界，我從戰爭中發現了深刻得難以估量的個人生活。當宇宙與個人的維度同樣都是廣闊無邊的時候，又怎能把小稱之為小，把大稱之為大呢？我早已經區分不開它們。對於我來說，一個人是如此豐富而複雜，他可以包含一切，也可以失去一切。
我找到了正確的地址，這又是一幢龐大而笨拙的高層建築，我走進第三個門洞，按了第七層電梯按鈕……
他的小女兒給我開的門，她叫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那寬寬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誠的目光，一如照片上她的父親。
「請進吧，我們正等著您呢……奧麗雅姐姐今天早晨才從莫斯科趕來，她常住那邊，在盧蒙巴各民族友誼大學教書。我們的媽媽住在我這裡。瞧，我倒要感謝您使我們家人相聚了。」
這兩姐妹，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達·瓦西里耶夫娜，都曾經在騎兵連里當過衛生指導員。她們並排坐在一起，但眼光都望向她們的母親，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
母親先開腔了：
「敵人轟炸我們這兒時，到處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們往後方疏散……我們跋涉了很長時間，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婦女兒童繼續往後方撤，男人就迎頭向前方趕。收割機司機和拖拉機司機們都上了前線，所有卡車司機也都開上了前線。我記得有一次，一個人在車上站了起來，沖著我們喊：『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些糧食，支援我們打敗敵人！』這時，全車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們致意。而我們出來時唯一來得及帶著的，就是我們的孩子。我們就把孩子們舉起來，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里。那人還在朝我們喊著：『母親們，姐妹們！你們到後方去吧，多打糧食……』」
這以後，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菲奧多西雅·阿列克賽耶夫娜再沒有插一句話。女兒們時不時地輕輕撫摸她的雙手，安撫媽媽。
我們那時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歲半，奧麗雅十六歲，弟弟廖尼亞十三歲。那幾天，我們剛好要送奧麗雅去少年兒童療養院，父親也想和我們一起去趟鄉下，看看他的親戚……可是這天夜裡他實際上沒在家過夜。他白天在州黨委會辦公，深夜人們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來。他跑進廚房，匆匆吃點東西，說：「孩子們，戰爭爆發了，你們哪兒也別去，等著我……」
到了夜裡，我們離開了家。父親有一件他最珍貴的西班牙戰爭紀念品——一支獵槍，很名貴，帶彈夾。這是對他勇敢作戰的獎勵。他把獵槍交給哥哥說：
「你是家裡最大的孩子，已經是男子漢了，應該照看好媽媽和妹妹……」
在整個戰爭期間我們一直珍藏著這支獵槍。家裡值錢的東西全都賣掉了，或者換了糧食。可是這桿獵槍卻始終保存了下來。我們不能同它分開，它寄託著我們對爸爸的懷念。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襖扔到我們車上，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車站上，我們換乘了火車，可是還沒有到戈麥爾，就遭到敵機的激烈掃射。上面下令：「統統下車，到樹叢里去趴下！」掃射結束後……先是一陣寂靜，接著就是一片哭聲……大家都朝火車跑過去……媽媽和小弟弟及時鑽進車廂，而我就落在了下面。我很害怕……真的好怕！我從來沒有一個人留下過。突然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覺得自己那段時間甚至突然失語了……啞巴了……有人問我什麼，我卻說不出話來……後來我就緊跟著一個女人，幫助她，她是個醫生。大家叫她「大尉醫生」。我就隨著她的衛生部隊一起出發了。他們給我吃給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問我：「你多大了？」
我知道，要是我說實話，他們就會把我送到哪個兒童收容院去。我馬上就想到了。可是我再也不願離開這些有能力的大人，我想和他們一樣去打仗。那時我們總是不斷地得到保證，父親也常說，我們就要打到敵人老家去了，目前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戰爭很快就會勝利結束。既然如此，我怎麼能不參加呢？我那時的想法也太天真了。於是我回答他們，說我十六歲了，這樣他們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訓。我在訓練班學習了四個多月，除了學習，大部分時間是照料傷員。我習慣了戰爭……當然是需要逐漸習慣的……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衛生營里訓練出來的。我們撤退時，帶了很多傷員。
我們不能走大路，因為大路常常遭到轟炸和掃射。我們只能走沼澤地，走羊腸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進。只要什麼地方集合了許多人，就是說，那裡要進行戰鬥了。就這樣走啊，走啊，走啊。我們路過了大片田野，地里莊稼多好啊！我們走著看著，踩踏著無人收割的黑麥。那是前所未有的豐收年景，莊稼長得很高很高。綠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陽光，可是地里卻躺著死人，凝著血……死人當中也有活人。樹木燒黑了……火車站被炸毀了……在熏黑的車廂上，掛著燒焦的屍體……我們就這樣走到了羅斯托夫。在那兒又遇上一場轟炸，我受了傷。當我恢複知覺時，已經在火車上了。這時迷迷糊糊聽到一個烏克蘭老兵在訓一個年輕人：「你老婆生孩子的時候，她沒哭，你倒哭了。」他回過頭，看到我已經睜開了眼睛，就對我說：「你哭幾聲吧，孩子，哭幾聲吧。哭哭，心裡好受些。你是可以哭的。」我想起了媽媽，於是哭了起來……
出院後，上級安排我休個什麼長假。我就想方設法去找媽媽。媽媽也在四處找我，而奧麗雅也在找我們。真是奇蹟！我們竟然通過莫斯科的一些熟人找到了彼此。我們都往熟人的地址寫信詢問，這樣就找到了。真是神奇啊！媽媽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區的一個集體農莊里。我也到了那兒。
那是1941年年底……
他們怎麼過活呢？弟弟廖尼亞已經開上了拖拉機，他還完全是個孩子，才十三歲。他起先是當耕播助手，拖拉機手全都上了前線後，他便當了拖拉機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媽媽擔心他會困得睡著，一頭從拖拉機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機上去看他，或跟他並排坐在一起。媽媽和廖尼亞睡在別人家裡的地板上……都是穿衣睡覺，因為沒有任何可以蓋的東西。這就是他們的生活……不久，奧麗雅也來了，她被安排當會計員。但她給兵役委員會寫了信，申請上前線，可她的申請一直沒被批准，於是我們決定（那時我已經是有戰鬥經驗的人了）兩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兒設法混進一支部隊。我們哄騙媽媽，安慰她說，我們到庫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那兒是個富有的地方……
我有一件舊軍大衣、一件軍便服、兩條長褲。我給了奧麗雅一條長褲，她什麼都沒有。一雙長筒靴我們兩人可以輪流穿。媽媽用純羊毛線給我們織了一雙既不像襪子，又不像鞋子的東西，但穿上很暖和。我們倆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勒。二月天，饑寒交迫，我們冒著嚴寒行走：一個人穿長筒靴，一個人穿媽媽做的那種便鞋，然後再調換。媽媽給我們路上準備的吃的東西是什麼？是用骨頭湯做的肉凍和一些乾糧。我們一路真是餓壞了……只要一睡覺做起夢來，就都是夢見吃的東西。在夢裡，一個個大麵包就在我頭頂上飛來飛去。
我們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裡的部隊都不理睬我們，根本沒人願意聽我們講話。於是我們決定，就像我們哄媽媽的那樣，真的到庫班去，按爸爸給的地址去找熟人。我們鑽進了一輛貨車：我穿著軍大衣坐在車上，奧麗雅就鑽到貨架底下。然後我們換穿大衣，我再爬到貨架底下去，讓奧麗雅坐在外面，因為軍人是沒人管的，而我們手裡連一分錢也沒有……
我們到了庫班……真是幸運……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裡我們得知，哥薩克志願軍，即第四哥薩克騎兵軍成立了，後來又被命名為近衛軍，全是由志願者組成的。在這支部隊里，年齡參差不齊：有曾經在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率領下衝鋒陷陣的老哥薩克，也有年輕人。他們接收了我和奧麗雅。我至今都不知道為何那麼順利，大概因為我們反覆地懇求吧。反正我們也無處可去，我們被編入一個騎兵連。每個人都發到了軍裝和馬匹。自己的馬必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