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和講述是各種各樣的……
有些是迫不及待地在電話里就立刻講開了：「我記得……一切一切都深深印在我記憶中，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另一些則是久久地拖延見面和談話：「還需要準備呢……我不想再次跌到那個地獄中去了……」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丘達葉娃就是那種長期害怕，而不願意讓別人進入她自己敏感內心的女人。幾個月來我一遍又一遍地打電話給她，有一次我們在電話里竟然聊了兩個鐘頭，終於決定了見面時間，而且就在第二天。
於是，我就來到她家……
「我們今天要吃餡餅，我從一大早就忙活開了……」女主人在門口高興地擁抱我。「我們來得及給你好好講，不過我又得痛哭一回……我早就和憂傷相伴生活了……不過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做餡餅。櫻桃餡兒的，和我們在西伯利亞時那樣。來，進來吧。
「請原諒我毫不客氣地就稱呼『你』 了，這是我們在前線的叫法：『嗨，姑娘們！你開始吧，姑娘們！』我們全都是這樣子，你已經知道……聽說過了吧。你看，我們沒有雕花玻璃器皿，我和丈夫積攢的東西，都保存在舊糖果盒子里：就是一對勳章和幾枚獎章。平時它們都擱在小碗櫥里，過一會兒我拿給你看。」她陪我走進裡屋，「你瞧，我們的傢具也都是老舊的，我們捨不得換新式的。如果物件和我們一起在家裡待得久了，它們也會產生靈魂的。我相信。」
她又給我介紹了自己的女友亞歷山德拉·費多洛夫娜·詹欽科，她在列寧格勒圍困時期是共青團工作者。
我坐到飯菜豐盛的桌子旁：哈哈，真的是西伯利亞風味的櫻桃餡餅，這是我從來沒有嘗過的。
三個女人和熱騰騰的餡餅。談話馬上開始，當然是關於戰爭。
「你可不要用問題打斷她，」亞歷山德拉·費多洛夫娜預先就提醒我，「如果她停下來，就要開始哭了。流淚之後她就會沉默不語……所以請您不要打斷她……」
我來自西伯利亞……是什麼激勵我這個遠在西伯利亞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線？西伯利亞，可是所謂的天涯海角呀！說起天涯海角，這是一位法國記者在一次採訪中對我提的問題。他在博物館裡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還很不好意思。他到底想幹什麼？為什麼這樣看著我？最後他走了過來，通過譯員請求丘達葉娃太太接受他的採訪。不用說，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他到底要談什麼呢？他莫非是聽到我在博物館說的話了？而他顯然對這些不感興趣。我是從聽他對我說恭維話開始的：「您如今看上去還那麼年輕……您怎樣能經歷過戰爭呢？」我對他說：「這恰恰證明了，就像您正在了解的那樣，我們是在非常小的年紀上前線的。」其實很使他好奇的是另一件事：我怎麼會從西伯利亞趕去了前線，那可是天涯海角啊！「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來，最使您一直感興趣的是，當時是否發出了全民強行徵兵，為什麼我，一個女中學生，也上了前線？」他點了點頭，承認我說對了。「那好吧，」我說，「我這就來回答您這個問題。」我就向他講了我全部的生活經歷，就像我現在對你講的一樣……結果他聽得哭了……那個法國人他竟然哭了……最後他承認：「請不要責備我，丘達葉娃女士。對我們法國人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震撼要厲害得多。我們一直在紀念一次大戰，到處都是墳墓和紀念碑。而關於你們，我們知道得太少了。很多法國人今天還以為只是美國人打敗了希特勒，特別是年輕一代人。而關於蘇聯人為了勝利所付出的代價，四年間付出的兩千萬人的生命，卻鮮有人知。還有你們所遭受的苦難，都是無法計量的。感謝您，因為您震撼了我的心。」
我母親是什麼樣子，我一點都不記得。她早就死了。父親當過新西伯利亞區委負責人，1925年，他被派往自己老家那個村子去徵集糧食。當時國家很需要糧食，而富農們卻把糧食藏起來，寧可讓糧食爛掉。我那時才九個月。母親想和父親一起回老家，父親就帶她一塊兒回來了。媽媽把我和姐姐帶在身邊，因為那時沒地方寄養我們。爸爸曾經為當地一個富農家扛過長活兒，他在晚上召集農民開會，嚇唬他從前的東家：「我們知道糧食藏在什麼地方，如果你們不自動交出來，被我們找出來的話，可就要全部沒收。」這是以革命事業的名義沒收富農的家產。
開完會之後，我家所有親戚聚在一起。爸爸一共兄弟五個，後來他們全都和我爸爸一樣，沒有從衛國戰爭中活著回來。那天晚上，親戚們坐在一起歡宴，吃西伯利亞的傳統餃子。長凳是直著朝窗戶擺放的……母親正好坐在窗前，一邊是窗戶，另一邊是父親。父親這次恰好沒有坐在窗子邊上。那時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亞，這個時節還是很冷的。母親大概覺得身上冷（我是到後來長大以後才明白的），她站起身，披上父親的羊皮襖，解開胸襟給我餵奶。這時，傳來「半截槍」 的槍聲，開槍人瞄準的是我父親的羊皮襖……母親只來得及說了聲「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滾燙的餃子上……那年她才二十四歲……
我爺爺後來當了本村的蘇維埃主席。他是被敵人用毒藥毒死，又扔到河裡的。我保存了一張照片，是安葬爺爺時拍的。在靈柩上方有一個挽幛，上面寫著：他死於階級敵人之手。
父親是國內戰爭的英雄，抗擊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叛亂的鐵甲列車指揮員。1931年，他被授予紅旗勳章，那時這種勳章是極少的，尤其是在我們西伯利亞，這是莫大的榮譽和尊貴。父親的身上有十九處傷，簡直沒一塊好肉了。母親曾經說過（當然不是給我講，是給親戚們講的），捷克白匪判處父親二十年苦役時，母親請求與父親見一面，當時她正懷著我姐姐塔夏，還有一個月就要生了。監獄裡有一條很長的走廊，壞蛋們不讓媽媽從這兒走著過去看父親，喝令她：「布爾什維克母狗！爬過去吧……」她再有幾天就要分娩了，就這麼在長長的水泥走廊上朝父親爬去。他們就是這樣安排我父母相會的。媽媽簡直認不出父親來，他的頭髮全白了，就像一個白髮老人，而他那年只有三十歲……
既然我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有這樣一位父親，當敵人又來糟蹋我們的國土時，我怎麼可能無動於衷地在家安坐？我身上流動著父親的血，血脈相傳……父親真是飽經風霜，1937年有人告他的黑狀，誹謗陷害他，把他打成人民敵人。唉，這都是恐怖的斯大林肅反人員……葉若夫 之流乾的……當時斯大林同志說是無風不起浪。宣布新的階級鬥爭其實是讓整個國家繼續生活在恐懼中，使人人都委曲求全。可是父親設法求見了加里寧，這才讓他的名譽得到了恢複。我爸爸可是聲名顯赫，無人不知……
這些都是親戚們後來講給我聽的……
就這樣，到了1941年……我還記得最後一次中學下課的鈴聲。那時大家都有自己的計畫和自己的理想，這就叫女孩子啊。開過畢業晚會，我們坐船去鄂畢河上的一座小島，我們當時那麼快樂而幸福……就像俗話所說的，還都是沒被男人吻過的黃花少女呢，我身邊甚至連個男孩子也沒有。回程之前，我們在島上觀看了日出……可此時整個城市都已經沸騰了，人們都在一邊哭著一邊傳著壞消息：「戰爭！戰爭來了！」所有的無線電廣播都開著。我們卻一點也不明白：什麼是戰爭？我們是那麼幸福，醞釀著各自的打算：要麼繼續升學，要麼挑選工作。可是突然冒出個戰爭來！成年人都在哭喊，可我們一點都不害怕，還彼此安慰鼓勵說，要不了一個月，「我們就會敲碎法西斯的腦殼！」——這是戰前大家都愛唱的一支歌。我們的軍隊當然就會越過國境去追殲敵人……沒有一點懷疑……真的，我們絲毫都不懷疑……
一直到家家戶戶都收到陣亡通知書時，我們才開始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我一下就病倒了：「這怎麼回事啊，就是說，上面全都是胡說八道？」德國人已經準備在紅場上閱兵了……
我父親開始沒有被批准上前線，但他一次又一次到兵役委員會去要求，終於如願以償。爸爸身體不好，滿頭白髮，而且還患有慢性肺結核，剛剛好轉一點點。可是對他來說，年齡又算得了什麼？他還是走了，而且參加了鋼鐵師團，就是當時所說的斯大林師團 ，師團成員中很多都是西伯利亞人。我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沒有我們，戰爭就打不下去，我們必須參戰。立刻發給我們武器吧！我們整個班級都跑到了兵役委員會。這樣，我2月10日就上了前線。繼母痛哭著說：「瓦麗婭，你不要走……你能做什麼啊？你還這樣小，這樣瘦弱，你算哪門子武士呀？」我從小得過佝僂病，持續了好多年。那是在我親媽被打死後得的，直到五歲我連路都不會走……可是我的勇氣也正是由此而產生的。
我們坐在悶罐車裡行進了兩個月。兩千名姑娘，裝了整整一趟軍列，西伯利亞列車。到達前線後，我們都看到了什麼？我記得有那麼一刻，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在一個被炸爛的火車站站台上，有一批水兵在用手臂撐著跳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