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克的卡霍夫斯克大街上有一幢灰色的石板樓房，我們這座城市有一半都是這種千篇一律的多層樓房，經年累月，變得越發晦暗。但是這座樓卻有其特殊之處，在我推開這樓的大門時，就有人對我說：「在我們這幢樓里的一個單元中有兩場戰爭呢。」海軍上士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波德維申斯卡雅在波羅的海的海軍部隊打過仗，她的丈夫薩烏爾·亨利霍維奇則當過步兵中士。
一切都重複著……我又是先用一段時間觀看他們的家庭相冊，十分精心而珍惜地裝幀而成的相冊，總是放在最顯眼之處給客人們看，當然也是為了給自己經常看看。每一本相冊都取了名字：《我們的家族》《戰爭》《命運》《孩子們》和《孫子們》。我非常喜歡這種對於私人生活的尊重，記錄下對往日經歷和親人們深深的愛。雖然我造訪過幾百個居所，進入過不同的家庭，既有知識分子，又有普通人；既有城裡人，又有鄉下人，卻很少見到這麼有情感的家，他們這麼願意讓人們深入了解自己的家族和關係。大概是不斷的戰爭與革命教會我們要保持與過去的聯繫，要精心編織血親的網路，回首追溯得很遙遠，並且為此而自豪驕傲。人們急於忘記過去，抹掉痕迹，是因為他們積累的大量見證有可能會成為一種罪行，往往會賠上自己的一生作為代價。在祖父母一代之後，沒有人再知道任何當時的事情，也就不會去追根尋源了。人類創造歷史，卻活在眼前。記憶總是短暫的。
但是這裡偏偏就有不同的人……
「難道這就是我嗎？」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笑著說，她和我並排坐在沙發上，雙手捧起一張照片說。在照片上，她身穿水兵服裝，胸前掛滿了戰鬥勳章。
「我每次看到這些照片，總感到十分驚訝。我們的外孫女六歲時，有一次薩烏爾把相片拿給她看，她問我：『外婆，你以前是個男孩子，對嗎？』」
「奧爾佳·瓦西里耶夫娜，戰爭一開始您就上了前線嗎？」
「沒有，開始我是向後方疏散的……我丟下了我的家，丟下了我的青春。一路上列車不斷遭到掃射轟炸，敵機幾乎是貼著地皮飛。我記得，一群技工學校畢業的男孩子從車廂里跳出來，他們全都穿著黑色軍大衣，這不是當活靶子嗎？結果他們全被打死了。敵機簡直是擦著地面飛行……當時我只有這樣的感覺，他們是在數著人頭射擊……您能想得到嗎？
「我們在工廠里幹活，人家管飯，日子過得還行，但是心急如焚哪……我寫信給兵役委員會，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1942年6月我才收到入伍通知書，我們乘著露天駁船，在敵機掃射下，跨越拉多加湖，開進了被圍困的列寧格勒。到達列寧格勒的第一天我記得最清楚：那是一個白夜，一隊隊身穿黑色軍裝的水兵在街上巡邏。我感到形勢很緊張，看不見一個居民，只有探照燈在晃來晃去，水兵們來來往往，他們就像國內戰爭時期一樣，扎著寬腰帶。您能想得到嗎？就跟在電影里似的……
「城市四周已被團團圍住。敵人的包圍圈離我們非常近。本來乘三路電車可以到基洛夫工廠，而現在那裡已經是前線了。天空只要晴朗，敵人就開始炮轟，而且是有目標地炮轟、炮轟、炮轟……大批軍艦停泊在碼頭邊，雖然都進行了偽裝，可還是難免被擊中。我們負責施放煙幕，是一個專門的煙幕彈部隊，指揮官是前魚雷快艇支隊長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上尉。姑娘們大都受過技術中專或大學一年級教育。我們的任務就是用煙幕來掩蓋和保護軍艦民船。炮轟一開始，水兵們就說：『姑娘們，快放煙幕彈吧，有了煙幕我們就保險了。』我們攜帶專門的混合劑，坐著汽車開來開去，而這時候別人全都躲進了防空洞。只有我們，就像俗話說的，是在引火燒身。德國人呢，就專門對準施放煙幕的地方射擊……
「告訴您，那時我們的給養來源也被封鎖了，但是我們挺住了……首先，因為我們年輕，這是重要的一條；其次，列寧格勒市民感動了我們：我們多少還算有一點供給，雖說是最低水平；而列寧格勒居民常常走著走著就餓倒下了，走著走著就死了。有幾個孩子經常跑到我們這兒來，我們就從自己微薄的口糧中拿出一點給他們吃。他們簡直已不是孩子，而是一些小老頭，小木乃伊。孩子們告訴我們在圍困中他們的食品是什麼，如果還可以稱之為食品的話：皮帶或新皮鞋湯、木膠黏凍、鋸末煎餅……城市中所有的貓狗都被吃掉了，麻雀喜鵲全沒了，甚至大小老鼠都被抓住吃掉了……就那麼活活地燒了吃掉……後來，那些孩子不再來了，我們等了他們好久。大概是餓死了，我這麼想……隆冬季節，列寧格勒沒有燃料，上級就派我們到城裡去拆房子，有的地方還有些木頭建築。我們朝這些木頭房子走去時，心裡真難受啊……一幢房子好端端地聳立在那兒，而住在裡面的人卻死的死，逃的逃，大都是奄奄一息，現在我們又要把房子拆毀。看到留在桌子上的那些食具等家用器皿，那種感覺是怎樣的啊。所以一開始，大概有半個鐘頭，誰也不忍舉起撬杠，你能想像得到嗎？大家都獃獃地佇立著，最後指揮員只好自己走上去把撬杠戳進木房子，我們這才開始動起手來。
「我們還要採伐木材，搬運彈藥箱。我記得，有一次我搬起一個木箱子，那箱子比我人還要重，我咕咚一聲就栽倒在地上……這是一件事情。還有另一樁事（我們遇到多少困難啊，因為我們畢竟是女人）是這樣：我後來當上了區隊長，我這個區隊全都是年輕小夥子。我們整天待在快艇上，那快艇很小，上面沒有廁所。小夥子們需要解手時，可以隔著船舷，就解決問題了。可是我怎麼辦呢？有兩次，我實在憋不住了，就一下越過船舷，跳進水裡遊了起來。小夥子們看見了，大叫大喊：『隊長掉到水裡了！』七手八腳拉我上來。當然，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對我一個姑娘來說，這小事是多麼緊要啊！我後來都病了……您能想像得到嗎？您問武器本身的重量？對於女人來說，它可是太重了。剛入伍就發給我們步槍，可步槍比我們人還長。姑娘們走起路來，刺刀高出我們足有半米。
「男兵對一切都比較容易適應。我們女人面對這種苦行僧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很苦惱。我們特別想家，想念媽媽，想念舒適的日子。我們部隊有個莫斯科姑娘叫娜達莎·日琳娜，她得了一枚勇敢獎章，上級還放了她幾天假回家，以示鼓勵。她探家結束返回部隊時，我們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氣味，真的，一個一個排好隊輪流去聞，大家都說她帶回了家鄉的味道。當時我們就是這樣痛苦地思鄉……每一個有著爸爸筆跡的信封都能使我們樂得不行……只要能有片刻休息，我們就坐下來綉點東西，像頭巾、手絹什麼的。公家發給我們的包腳布，我們卻把它改製成圍巾，織上毛茸茸的花邊。真想做點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隊里女人的事情太少了，簡直讓人受不了。為了能拿拿針線縫點什麼東西，哪怕只有一會兒工夫來顯示我們的天性，我們是不惜找出任何借口的。當然，我們也笑過，也開心過，但誰都沒有真正地能夠像戰前那樣歡笑和快活過。」
錄音機能夠錄下語言，能夠保存語調，有間歇有哭泣也有慌亂。我明白，當一個人說話時，會有一些比留在紙面上更多的東西。總是讓我感到遺憾的是，不能錄下對方的眼神和手勢，不能錄下她們說話時的生活，她們自身的生活、獨特的生活。那些才是她們真正的「原文」所在。
「沒錯，我們好像是兩場戰爭，」薩烏爾·亨利霍維奇加入了我們的對話，「每當我們回憶往事時，我都感到她記得她的戰爭，我記得我的戰爭。她給您講的那些事情我的部隊也有，如何想家啦，如何排隊去嗅探家回來的姑娘啦，等等。不過這些事我都忘掉了……從身邊滑過去了……在那個時候，這樣的事情真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她還沒對您講過海軍帽的故事吧，奧莉婭，你怎麼把這個給忘了？」
「當然沒忘，刻骨銘心啊……我總是害怕回憶起這段故事，每次都害怕……事情是這樣的，那天黎明，我軍的快艇出海了，有幾十艘快艇……我們很快就聽到戰鬥打響了，我們側耳傾聽，等待結果……戰鬥持續了好幾個小時，甚至一度打到距離城市很近的地方，最後炮聲漸漸停止了。天黑之前，我走到岸邊：看到在通往入海口的水道上漂浮著很多水兵無檐帽，一個接一個。海軍帽和大片的紅色血跡隨波漂流……還有快艇的碎片……這是我們的人在什麼地方被打落到海里去了。我在岸邊站了好久，直到無檐帽在水裡漂走為止。開始我還在數有多少頂水兵帽，後來不能數了。而我既不能離開，也不忍看下去。那個入海水道，就是我們戰友的合葬墓……
「薩烏爾，我的手帕呢？我必須要一直拿著手帕才行……它在哪兒？」
「她講的很多故事我都記得，但就像現在常說的，對後代就要『掐頭去尾』了。我常常給孩子們說的，不是我的戰爭，而是她的。我發現，孩子對她的故事更加喜歡些。」薩烏爾·亨利霍維奇繼續他自己的思路說，「我講的故事，具體軍事術語比較多，而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