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夏天，我受中信出版社之邀，陪同我熟悉的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北京與讀者做交流。我之所以說我熟悉她，是因為一九八九年我就與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北京師範大學相識。那年她隨蘇聯作家協會代表團訪華，我們有過短暫交流。
阿列克謝耶維奇初次造訪北京之時，蘇聯文學還一如既往地影響著我們的閱讀和創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小說《戰爭中沒有女性》（），毫無例外地引起了中國文學界關注。二〇一五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多年輕讀者此前對她一無所知，現在就像發現了新大陸。其實，阿列克謝耶維奇和她的書早就來過中國，在二十七年之前，那年她四十一歲。如今，阿列克謝耶維奇已經六十八歲，容顏雖改，但思想依舊，頭腦依舊如二十八年前一樣清晰，講話雖輕聲細語，但我時時感到她思想火花在迸濺，充滿璀璨之光明和滾燙之熱力。
阿列克謝耶維奇所師承的導師，是蘇聯赫赫有名的紀實文學作家阿達莫維奇（Алесь Адамович），也是她最敬重的人之一，另一位對她的寫作頗有影響的人是聞名遐邇的作家索爾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後者因為詳細記錄蘇聯集中營的紀實文學《古拉格群島》（）而獲得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
我在翻譯這本《切爾諾貝利的祭禱》時，想起蘇聯文壇曾有紀實文學是否等於新聞報道之爭。阿列克謝耶維奇對此也有自己的見解，她在北京時就提到，紀實文學在二十世紀的蘇聯文學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古拉格群島》堪稱蘇聯文學非虛構的典範。她說，非虛構絕非簡單意義上的新聞報道，而是作家經過提煉和淬火的心靈寫作，是作者靈魂與人類精神的展現。
俄羅斯文學講究傳承，阿列克謝耶維奇是俄語作家，所以，她與俄羅斯文學有著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精神聯繫。她說，俄語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有蒲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後有肖洛霍夫及布羅茨基，在她之後，還會有其他作家在獲獎，這是文學一脈相承的結果，是俄語創作的勝利，是俄羅斯文學的驕傲。
二十七年前，阿列克謝耶維奇告訴我，她正在四處做採訪。她說：「我試圖透過無數鮮活的講述，無數深埋多年的歡笑和眼淚，無數無法迴避的悲劇，無數雜亂無章的思緒，無數難以控制的激情，看見唯一真實的和不可複製的人類史。」二十七年過去了，阿列克謝耶維奇依舊繼續著她的訪談，這種數十年如一日的訪談和寫作，需要堅韌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她的作品不啻於一部紅色蘇俄編年史。她追尋著俄國革命、古拉格群島、蘇德戰爭、切爾諾貝利爆炸以及震撼世界的蘇聯解體的脈絡，一口氣寫了五本書。她的作品延續了俄羅斯和蘇聯文學中「小人物」的形象，這部《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也不例外，她說，她的作品就是在為小人物營造世界。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的「小人物」，是歷史大漠中的一粒塵沙，他們被時代的狂風吹來吹去，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不僅帶走了生命的秘密，最終也被世界所遺忘。
阿列克謝耶維奇這部《切爾諾貝利的祭禱》，講的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地那些小人物的故事，作為「小人物」的蘇聯消防員、搶險隊員以至於普通百姓，一個個默默地死去，而蘇聯隱瞞災難的實情，沒人告訴他們發生的是核事故，所以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防輻射裝備，「小人物」只穿著雨衣就衝上了抗災現場，受到了致命的輻射傷害……阿列克謝耶維奇就這樣面對著她的「小人物」，傾聽著他們的講述，那些黑暗中或娓娓道來的，或撕心裂肺的講述，最終逐漸匯聚成了真實的、交響樂一般的歷史。阿列克謝耶維奇就這樣捕捉著一個個鮮活的瞬間，完美地構建起她的藝術真實。她認為，不講出這些「小人物」的故事，蘇聯歷史就永遠不會被真正記錄下來，甚至無法被猜測、揣度和虛構。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蘇聯的生活翻天覆地，人們很快就遺忘了悲劇，順理成章地開始了新生活，她目睹了人們的冷漠和麻木，於是，她開始追尋遺忘的情感，她開始做傾聽時代「小人物」的一雙「耳朵」。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足跡遍及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國，她坐在城裡的咖啡館或是鄉下的柴棚里聽到的故事，既是別人的，也是自己的，她通過傾聽別人的故事，最終看懂了自己。
《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中充滿了阿列克謝耶維奇對後蘇聯時代的憂慮。她批判當代人喪失了蘇聯解體初期的道德激情，精神世界中充滿了奴性、冷漠、自私和恐懼。她預言，人們墜入了後蘇聯時代的陷阱，卻難以爬將出來，也許未來一百年也爬不出來，只能在陷阱中痛苦掙扎。
後蘇聯時代與斯大林主義時期有著本質的不同，後蘇聯時代的人們窮奢極欲，比斯大林主義時期的集中營時代更加墮落和兇殘。現在整個世界物慾橫流，世界處在精神崩潰邊緣，所有道德上的堅持都成為過去時。後蘇聯時代背離了契訶夫和托爾斯泰精神，遠離了俄國文學經典，人民陷入絕望之地。在蘇聯的廢墟上，思想混亂不堪，到處都是蘇聯病人，遺留的精神創傷依舊在俄羅斯延續。人們拋棄了精神追求，淪為物質和貪慾的奴僕，伴隨而來的是社會道德敗壞，邪惡瘋長，精神自由被扼殺了。作者站在蘇聯的廢墟上，環顧四周，發現所謂的精神自由僅僅是廣場的狂歡，其實生活處處是死一般的凋敝。人們朝思暮想的那朵自由之花，只在幻覺或錯覺中綻放過。
《切爾諾貝利的祭禱》告訴我們，蘇聯是個巨大的實驗室，異化人類的大實驗室。它的任務，就是將亞當式的「舊人」改造成「蘇維埃超人」。阿列克謝耶維奇寫作時，常與「蘇維埃超人」相遇相伴。她承認，甚至她本人也不能倖免地是「蘇維埃超人」，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亦然。阿列克謝耶維奇試圖通過《切爾諾貝利祭禱》的寫作，捕捉蘇聯實驗室的「蘇維埃超人」形象，捕捉和書寫蘇聯家家戶戶的社會主義史，蘇聯人民的情感史、生命史，那是一部蘇聯時代永遠的小人物史。
《切爾諾貝利的祭禱》告訴我們，揚善棄惡是人類未來生活的全部。邪惡當下已經滲透和擴散至人類生活方方面面，化為隱性存在。善惡已不再黑白分明和一目了然，人們無法明確地辨認善惡，世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令人恐懼。如今，人們懷揣同樣的恐懼、錯覺、誘惑和失落，生活在世界各個角落，惶惶不可終日。儘管如此，阿列克謝耶維奇依舊懷著審慎樂觀，她說，時間雖已墮入黑暗，生活沉重而又艱難，但我們身邊還有很多善良的面孔，這就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所在。
我想在《切爾諾貝利的祭禱》新譯本面世之際，感謝我多年的合作者與翻譯家徐永平教授，他對本書譯稿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對我譯文直率的批評與精準的校對，是確保此書譯文質量的關鍵。我還感謝在本書翻譯和修改過程中，所有支持過和幫助過我的人。鄙人才疏學淺，謬誤在所難免，敬請讀者不吝賜教。
孫越
丁酉年仲春於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