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個人文學家，我是一個物理學家。因此，我只相信事實，在我這裡只有事實……
遲早要有人為切爾諾貝利負責……就如同一九三七年一樣，這一時刻必然會到來，哪怕要等上五十年！那些人已經老了，有些已經死了……但他們還是要負責，他們是罪犯！（沉默）應該把事實留下來……事實！它們會派上用場的……
……那一天，四月二十六日……我當時在莫斯科出差。我在那裡聽到發生事故的消息。
我打電話給在明斯克的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尼古拉·斯柳尼科夫，我打了一次，兩次，三次，一直沒有人接。我就去找到他的助手（他和我很熟）：
「我是從莫斯科打過來的。請你為我聯繫斯柳尼科夫，我有緊急消息。緊急！」
我的電話是通過政府專線打出的，但是他們封鎖了一切消息。只要一說到事故，電話馬上就會中斷。他們在嚴密監視，很顯然，他們在監聽！某些組織……國中之國……況且我是在給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打電話……我是誰？我是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研究所所長、教授、科學院通訊院士……但他們還是要封鎖我的電話……
兩個小時後，我終於聯繫上他了。斯柳尼科夫本人拿起來話筒。我報告說：
「事故很嚴重。根據我的計算（我已經在莫斯科與一些人談過，但他們在欺騙我），輻射雲正朝著我們飄來，朝白俄羅斯飄來。我們需要立即對居民進行碘劑預防，立即疏散核電站近處的所有居民，一百公里以內的人和牲畜必須撤出。」
「我已經收到報告，」斯柳尼科夫說，「那裡發生了火災，但已經撲滅了。」
我忍不住了：
「這是欺騙！這是明目張胆的欺騙！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會告訴你，石墨在以每小時五噸的速度燃燒。你想一想，這要燃燒多少時間？」
我乘坐最近的一班火車連夜返回明斯克。那是一個不眠之夜。早上回到家裡，我測量了我兒子的甲狀腺，輻射量達到每小時一百八十豪倫琴！當時甲狀腺就是理想的劑量測量位置。我需要碘酸鉀，就是普通的碘。需要在給孩子的半杯果凍里加入兩到三滴，給成人三到四滴。反應堆燃燒十天，就要這樣做十天。但沒有人聽我們的！沒有人聽科學家和醫生的。科學服務於政治，醫學也被他們拖入了政治。當然！我們不應當忘記，所有這一切是在什麼樣的意識背景下發生的，我們在十年前那一時刻是什麼樣的人。那時克格勃還在工作，在秘密偵查，「西方的聲音」被阻斷，有上千種禁忌，還有黨和軍隊的秘密……指令……所有的人都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蘇聯和平利用原子能不會有危險，就像使用煤和炭一般。我們是被恐懼和偏見束縛的人，我們把迷信當成信仰……但是事實，終究還是事實……
就在那一天……四月二十七日，我決定去白俄羅斯與烏克蘭接壤的戈梅利州調查。我到了布拉金、霍尼克、納羅夫里地區的中心，這裡距離核電站只有幾十公里。我需要完整的信息。我帶著儀器，對環境進行了測量。測量結果是：布拉金的環境輻射量是三萬毫倫琴/小時，納羅夫里是兩萬八千毫倫琴/小時……當時人們還在播種、犁地，準備過復活節……染紅雞蛋、烘烤糕點……輻射是什麼？怎麼回事？他們什麼命令也沒有接到。上級只會問他們：播種進行得如何，進度怎麼樣。他們盯著我，就像盯著瘋子一樣：「你是從哪裡來的？你在說什麼，教授？」倫琴，毫倫琴……外星人的語言……
我們回到明斯克。人們照常在大街上賣餡餅、冰淇淋、肉餅、糕點。就在放射性的塵霧之下……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每件事情發生的時間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早上八點，我就來到了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室。我等呀，等呀，他們沒有見我。我一直等到下午五點半。五點半的時候，一位白俄羅斯的著名詩人從斯柳尼科夫的辦公室走出來，我認識他。
「我和斯柳尼科夫同志討論了白俄羅斯文化問題。」
「很快就沒有人發展白俄羅斯文化了，」我打斷他的話，「如果我們現在不遷出切爾諾貝利的人，不去救出他們，再也不會有人讀你的書了！」
「怎麼會？他們已經把火撲滅了。」
我終於還是衝到了斯柳尼科夫跟前，把我昨天看到的情況描述給他。必須趕快救人！烏克蘭已經開始疏散了（我已經給那裡打過電話）……
「你的劑量檢測人員（我研究所的人）怎麼在城裡到處跑，四處散布恐慌！我已經諮詢了莫斯科的伊林院士。我們這裡一切正常……軍隊、軍事裝備已經投入現場。政府檢察機關的委員會已經在核電站開展工作，他們會弄清楚……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正處於冷戰之中，四周都是敵人……」
我們的土地上散布著數千噸的銫、碘、鉛、鋯、鎘、鈹、硼，還有說不清有多少的鈈（切爾諾貝利使用大功率槽式鈾-石墨反應堆，可以製造生產原子彈所需要的武器級鈈），總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核素。它們的總量相當於三百五十顆投在廣島的原子彈。我們應該談論的是物理問題，物理定律。他們卻在談論敵人，在尋找敵人。
遲早有一天，有人要對此負責。「你可能會辯解說，」我對斯柳尼科夫說，「你是一個造拖拉機的（他原來是拖拉機廠廠長），不懂得輻射，但我是物理學家，我知道這件事的後果有多嚴重。」這算怎麼回事？幾個教授，一些物理學家，膽敢教訓黨中央？不，他們不是一幫匪徒，他們只是無知和盲目服從而已。他們的生活原則，他們的職業信條就是：保持低調。斯柳尼科夫馬上就要高升去莫斯科了。就是這樣！我想，那時克里姆林宮給他打了電話……戈爾巴喬夫的電話：「你那裡要注意，不能讓白俄羅斯人發生恐慌，讓西方發出噪音。」而這裡的遊戲規則就是，如果你不迎合上級，他們就不會提升你，就不會發給你休假許可證，不會給你別墅……你應該知足。如果我們仍然是一個封閉的制度，還在鐵幕之後，那麼人們至今還會生活在核電站旁邊。一切都會被封鎖起來！請記住克什特姆 、塞米巴拉金斯克 ……斯大林主義的國家，仍然是斯大林主義的國家……
在關於應對核戰爭的指示中這樣寫著：在遭遇核事故、核攻擊的威脅時，應立即對人群進行碘預防。在遭遇威脅時？這裡的輻射量已經達到了三千毫倫琴/小時……他們擔心的不是人民，而是權力。是權力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國家優先是不可否認的，而人類的生命價值被降低到了零。方法就在手邊！我們提議，無須聲張，無須驚慌，只要把碘製劑加入到飲用水的水庫，加入牛奶中就可以。人們也許會感覺水的味道不太對，牛奶的味道不太對，僅此而已……在這個城市已經預備著七百公斤的藥物，就存放在戰備倉庫中。他們害怕上級發火勝過害怕原子。每個人都在等電話，等指示，但自己什麼也不去做，害怕承擔個人責任。我在公文包裡帶了一個劑量檢測儀……為什麼？他們不會放我進去，我也討厭那些打官腔的人……於是，我掏出劑量檢測儀放到女秘書的甲狀腺上，放到坐在接待室的私人司機的甲狀腺上。他們被嚇壞了，有時候就會幫助我，放我進去。他們說：「教授，你看起來簡直是歇斯底里，對嗎？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在關心白俄羅斯人。人總歸是要死的，或者是因為抽煙，或者是因為車禍、自殺。」他們嘲笑烏克蘭人——他們在克里姆林宮跪著乞求資金、藥物和輻射劑量檢測設備（這些設備確實不夠），而我們（斯柳尼科夫）只用了十五分鐘報告情況：「一切正常。我們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對付。」他們讚揚說：「好樣的，白俄羅斯兄弟！」
多少人的生命換來這一句贊語？！
我掌握的信息表明，他們（領導人）都服用了碘。我們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對他們進行檢測後發現，這些人的甲狀腺都是乾淨的。如果沒有服用碘，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同樣把自己的孩子從輻射中拯救了出來。因公務外出的時候，他們也都佩戴了專用的口罩，而別人根本沒有這些裝備。在明斯克郊區就有專供他們用的牲畜，這早已不是秘密。每頭母牛都有編號，進行單獨管理，專用的土地，專用的溫室……專門的監測……最噁心的是……（停頓）沒有人對這件事負責……
他們不再接見我，不再聽我說話。我開始給他們寫信，給他們寄去報告的副本。我散發圖片和數據，送到各級機關。我整理了二百五十頁的文檔，共四個文件夾，這裡面只有事實……我複製了兩份副本，以防萬一，一份放在我工作的辦公室，另一份放在家裡，交給妻子藏好。我為什麼要備份？我們都知道以前發生過的事情……我們在這樣一個國家生活……我的辦公室始終是上鎖的。但是，有一次我出公差回來，那幾個文件夾不見了，四個厚厚的文件夾都不見了……我生長在烏克蘭，我爺爺是哥薩克，我有著哥薩克人的性格。我繼續寫，繼續發出聲音。必須救人！必須儘快遷移！我們不停地在各處活動。我們研究所畫出了第一張污染地區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