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們時代的人，我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
他們不讓我說話……當今罵蘇聯共產黨員是時髦……現在我們是人民的敵人，全都是罪人。現在我們要對所有的問題負責，甚至包括物理定律。我當時是區黨委第一書記。報紙上說……就是他們在犯罪，建了一個糟糕的廉價核電站，不顧人們的生活。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人，對他們來說，人是沙土，是歷史的肥料。嗬！嗬！該詛咒的問題：該怎麼辦，是誰的責任？這是永恆的問題，在我們的歷史中一直存在的問題。所有人都急不可耐，渴望復仇，想要見血。嗬！嗬！他們想看到砍下的頭顱……「麵包和馬戲」……
其他人保持沉默，但我要說……你們寫了——我不是指你，是報紙這樣寫的：共產黨員欺騙人民，隱瞞了事實真相。但是我們不得不做的……從中央委員會來的電報，從州黨委會來的電報……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不允許出現恐慌。事實上，恐慌確實是很可怕的事情。他們對有關切爾諾貝利事件報道嚴格審查，就如同戰爭期間害怕來自前線的消息一般。恐懼和謠言非常危險。人們並非死於輻射，而是發生的各種事件。我們應該……是我們的責任……不能說所有人都立刻躲起來了，因為一開始誰也不知道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故。我們只是依照上級的政治考慮行事。但是，如果拋開個人情緒，拋開政治，應當承認，沒有人會相信當時發生的事。就連那些科學家也不敢相信！這類事故沒有先例……不僅在這裡，在世界各地都沒有類似的例子……科學家們在核電站現場研究情況，並立即採取了相應措施。我最近看了時任蘇共政治局委員、意識形態主管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電視訪談節目《真相時刻》……當時他就在戈爾巴喬夫身旁……據他回憶，他們上層一樣也想像不到事故的全貌……在政治局會議上，一個將軍說：「輻射有什麼關係？在原子彈爆炸演習以後，他們晚上喝一瓶紅酒，就一點兒問題也沒有了。」他們說到切爾諾貝利就像在談論一場普通的事故……
我當時宣布，不許人們上街。「你想破壞『五一節』嗎？」這可是一個政治問題。黨證就在桌子上……（他平靜了一些）這不是開玩笑。我想，確實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是真事。他們說，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謝爾比納在爆炸後不久就來過核電站，他要求立即帶他去事故現場。人們告訴他：那裡有石墨碎片，是高輻射場區域，而且溫度也高，不能去。「還管什麼物理學？我要親眼看到輻射的一切，」他衝下屬喊道，「今天晚上我就要向政治局提交報告了。」這是軍事行動的模式。他們不知道別的……他們也不理解這裡真的是物理定律在起作用……是鏈式反應……而且，任何命令和政策法規，都不會改變這一物理定律。世界遵循的是物理學的規律，而不是某一個人的思想。但是當時我能說嗎？我敢企圖取消「五一」節遊行嗎？（他再次興奮起來）報紙上說……人們在街上遊行時，我們坐在地下掩體里！實際上整整兩個小時，我都頂著大太陽，站在看台上……沒戴帽子，沒穿外衣。接著，是五月九日的勝利日……我和老戰士走在一起，拉著手風琴，跳著舞，一起喝酒。我們大家都是這個體制下的一部分。我們相信！我們有崇高的理想，我們相信一定會勝利！我們會戰勝切爾諾貝利！發起猛攻——贏得勝利！我們都如饑似渴地讀過制服失控反應堆的那場英勇戰鬥。我們都進行了政治談話。我們的人沒有理想嗎？我們的人沒有宏大願望嗎？現在呢，更可怕……你來看看，正在發生什麼？崩潰。無政府。野蠻資本主義……但是，我們對過去做出了判決……對我們的生活的一切……那個時候的電影多好啊！那些歡快的歌曲！請你告訴我：為什麼？請你回答……你想一想，回答我……為什麼現在沒有這樣的電影？沒有這樣的歌曲？人應該受到激勵，受到鼓舞。我們需要理想……然後才會有一個強大的國家。香腸不能成為理想，把冰箱塞滿也不是理想。我們需要的是光輝的理想！這樣的理想我們曾經有過。
報紙、收音機和電視上在大喊：要真理，要真相！人們在集會上也在要求：我們要真相！糟糕，很糟糕……糟透了！我們很快都要死了！國家消失了！誰需要聽這種真相？當群眾衝進國民公會要求處死羅伯斯庇爾，他們是正確的嗎？屈從於群眾，就成了群眾……我們當時要做的是防止出現恐慌，這是我的工作……職責……（沉默）假如我是罪犯，那為什麼我的外孫女……我的孩子……他們也在生病？女兒生她是在那個春天，她把嬰兒送到我們斯拉夫哥羅德的家裡來，放在嬰兒車裡。她們是在核電站爆炸後幾周來的……那時直升機在天上飛，軍車在公路上跑……妻子問我：「要不要把她們送到親戚那兒去？離開這裡。」我當時是區黨委第一書記……我斷然制止她：「如果我把自己的女兒和外孫女送走，人們會怎麼想？他們的孩子還留在這裡啊。」那些跑掉的人，只顧自己……我把他們叫到區黨委辦公室：「你們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們經受住了考驗。假如我是罪人，那為什麼我要殺害我自己的孩子？（後面的話斷斷續續）我自己……她……在我們家裡……（過了一會兒才冷靜下來）
開始的幾個月……烏克蘭一片驚慌，而我們白俄羅斯，一片平靜。當時正是緊張的播種季節。我沒有躲藏，沒有坐在辦公室，我在田地和牧場奔波。大家都在忙著犁地，播種。你忘記了，在切爾諾貝利事故之前，人們把原子叫作「寧靜的勞動者」，為我們生活在原子時代而感到驕傲。人們根本不會想到原子恐懼……當時我們根本不會擔心未來……再說，區黨委第一書記又是什麼人呢？就是一個拿著普通大學文憑的普通人，更是一個平常的工程師或農學家，還有的人畢業於高級黨校。我所知道的輻射知識是在民防教育培訓班裡學到的，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牛奶中有銫，有鍶……我們照常把含有銫的牛奶送到牛奶工廠，還送去肉類，照常割草，完成計畫……盡到所有的職責……我在儘力而為。沒有人解除我們的計畫任務……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人們忍受著恐懼，而且恐懼還有不斷加劇的趨勢。我是一個缺少自我保護意識的人，這很正常，因為我有著強烈的責任感。當時這樣的人很多，不止我一個……幾十張申請書堆在我的辦公桌上：「請求派我去切爾諾貝利。」這是他們發自內心的呼聲！人們時刻準備獻身，而沒有想過，也沒有提出過索取任何回報。你當時要是去那裡採訪，寫下點兒什麼就好了。那才是俄羅斯性格。他們是俄羅斯人。如果你今天背棄蘇聯的過去，你以後還會懷念起他們的……
科學家們也來到我們這裡，他們爭得面紅耳赤，嗓子都啞了。我對其中一個科學家說：「我們那些孩子還要在放射性沙土裡挖下去嗎？」而他的回應是：「你純粹是危言聳聽！一知半解的門外漢！你知道什麼是輻射嗎？我是核物理學家。我參加過原子彈爆炸試驗，一個小時後我就乘著汽車去了爆炸中心點，走在燒焦的土地上。你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我相信了。我把黨員召集到我的辦公室：「兄弟們！如果我跑了，你們也跑了，別人會怎麼想我們？他們會說，共產黨員都臨陣脫逃了嗎？」看到這些話和這些情感不能打動他們，我又換了一個說法：「你是不是個愛國者？如果不是，就把黨證放到桌子上。走人！」結果，有幾個人真的走了……
有一些令我疑惑的東西……還說不清楚……我們與核物理研究所簽了一個調查我們土地的協議。他們取走了草皮，還挖去了一層黑土，把它們帶到明斯克化驗。後來他們打電話給我：「請你組織一下運輸車隊，把你們的土樣運回去。」「你是在開玩笑嗎？明斯克離我們這裡有四百公里，你讓我把土樣運回來？」我手裡的話筒幾乎要掉到地上。「我不是開玩笑，」他們對我說，「按照規程，我們的這些土樣要放入鋼筋混凝土的槽中，埋葬到墳場里，全白俄羅斯的土樣都要運到我們這裡來。只一個月時間，我們就沒有地方可以存放了。」你聽說過嗎？我們就在這塊土地上耕種，我們的孩子就在這塊土地上玩耍……我們還要完成牛奶和肉類計畫生產指標，糧食還要用來釀酒，蘋果、梨子、櫻桃，要加工成果汁……
接下來就是疏散……如果誰從空中俯瞰，會以為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了……一個村莊疏散完了，再向另一個村子發出通知：一個星期後疏散！然而這一周里，還是要堆好麥草、割草、翻好菜園、劈好木柴……生活還要繼續。人們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而再過一周他們就要開著軍車來把人們都運走……我們一直在開會、出差、髮指示，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我記得，在明斯克市委旁邊，一個人舉著「給人民碘」的牌子站在那裡。天氣很熱，他卻穿著雨衣……
（他又回到我們談話開始時的話題）
您忘記了……當時，核電站就代表著未來……我不止一次地發表演說……宣傳過……我曾經去過一個核電站，那裡靜謐、莊嚴、清潔。在電站的一角，掛著大大小小的紅旗和「社會主義競賽勝利者」的錦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