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該向誰訴說？那些感受讓我透不過氣來……
剛開始……那些感覺是百感交集，一言難盡……我記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兩件事：恐懼與憤恨。關於已經發生的一切，我們得不到一點兒信息，政府不說話，醫生也裝啞巴。什麼回應也沒有。區里在等待州里的指示，州里在等明斯克的指示，而明斯克在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這是一條長得不能再長的鏈條……事實上，我們是最無助的。這是我們當時最主要的感受。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戈爾巴喬夫……還有那兩三個人，決定著我們命運的人，決定著所有人的命運，數百萬計人的命運。那幾個人就可以殺死我們……他們不是瘋子，也不是參與恐怖活動的罪犯，他們就是再平常不過的核電站當班操作工人。可以說，是一些很不錯的小夥子。當我得知這個真相時，我經受了一場強烈的震撼。我發現了一些東西……我意識到，切爾諾貝利更甚於科雷馬和奧斯威辛……和那場大屠殺……我說的您是否清楚？一個人用斧頭和弓箭可以殺人，用手榴彈和毒氣室也可以殺人，不過殺不了所有的人。但是當一個人擁有原子彈的時候……整個地球就危險了……
我不是哲學家，我不會把問題抬到哲學的層面上。我只會說我記得的……
剛出事的那幾天，有的人跑到藥店去買碘，有的人不再去市場上買牛奶和肉，特別是不再買牛肉。我們家這時候不再只想著節約，去買了高價香腸，心想它應該是用沒問題的好肉做的。但很快我們就得知，它恰恰混有被污染的肉類，據說，因為這種香腸價高，所以買的人少，吃的人就少。我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不過，您當然都已經知道這些了。我想說的是另一件事。是我們蘇聯一代人的事。
我的朋友中有許多是醫生、教師，他們都是當地的知識分子。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小圈子。大家在我家裡聚會，喝咖啡。我有兩位摯友，其中一位是醫生。她們兩人都有孩子。
第一位說：
「我明天就到父母那裡去了，把孩子也帶去。他們如果生了病，我永遠不會原諒我自己。」
第二位說：
「報紙上說了，幾天內局勢就會恢複正常。那裡有我們的部隊，有直升機、裝甲車。收音機也說……」
第一位說：
「我還是勸你，把孩子帶走吧！離開！躲起來！出事了……比戰爭還可怕的事，我們甚至都無法想像，你還不明白嗎？」
突然，她們提高了聲調，爭吵起來，互相指責。
「你身為母親的天性哪裡去了？你這個狂熱分子！」
「你是個叛徒！如果我們大家都和你一樣，我們還能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嗎？」
兩個年輕漂亮的女人在爭吵，她們都非常疼自己的孩子。吵來吵去……就是為了這麼一件事……
那天在場的人，特別是我，都有一個感覺：是這位醫生朋友引發了驚慌，打破了我們的平靜，打破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所有信賴。我們一直等待著，等著她們說下去，給出解釋。她是醫生，知道的更多：「你們連自己的孩子都保護不了！難道有人威脅你嗎？你們有什麼可害怕的？」
我們當時真的討厭她，甚至恨她，是她毀了我們的聚會。我說清楚了嗎？不僅當局在欺騙我們，連我們自己也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在那裡……在我們意識深處……當然，我們現在不想承認它，我們更熱衷於罵戈爾巴喬夫，罵蘇聯共產黨員——這是他們的錯，而我們是犧牲品，我們是受害者。
第二天，她就離開了，我們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參加「五一節」遊行。其實我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們可以自己選擇。沒有人強迫我們，沒有人要求我們必須去。但是，我們認為這是自己的職責。是理所應當的！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一個日子，大家應該在一起……到街上去，到人群中去……
區委的所有書記都站在看台上，第一書記旁邊就是他的小女兒，她站在大家都能看到她的地方。她披著斗篷，戴著帽子，儘管天空晴朗，但她身上披著軍用斗篷。那些人都站著……我記得……他們「弄髒」的不僅是我們的土地，還有我們的意識，而且要延續好多年。
比起自己過去的生活，我這些年來，生活完全變了樣。我已經四十歲了。我們被關在隔離區里……不許出來。我們就像住在古拉格一樣，這裡就是切爾諾貝利「集中營」……我在兒童圖書館工作，孩子們被告知：切爾諾貝利無處不在，周圍都是，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學著生活下去。尤其是那些高年級學生，他們對此有不少問題。但那又有什麼辦法？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了解。閱讀圖書？沒有書籍。也沒有電影。就連童話故事書也沒有。神話故事書也沒有。我只能教給他們愛，我想用愛來征服恐懼。我站在孩子們面前，告訴他們：我愛我們的村莊，愛我們的河流，愛我們的森林……愛我們的一切！他們就是我的最愛。我沒有辜負他們。我教會他們愛。我說清楚了嗎？
當教師的經驗總在干擾我……我總是在說話寫字的時候講究一點兒表面的漂亮，今天又有一些激動。我現在來回答你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無能為力？我無能為力……我的思維方式是切爾諾貝利之前的，我沒有切爾諾貝利之後的思維方式。我們生活在戰爭思維之中，生活在蘇聯社會主義和一個不確定未來的崩潰之中。我們缺乏新的觀念、目標、思想。我們的作家、哲學家在哪裡？我已經不去談論我們的知識分子了，他們中的大多數曾在等待自由，為自由做準備，但今天都被丟棄到了一邊。這是貧困和屈辱的自由。我們不再歡迎他們，也不再需要他們。我甚至連想讀的書也買不到，而書是我的生命。對我……對我這種人來說……任何時候都需要新書，因為身邊展開的是新生活。但是，我們是新生活的局外人。我們無法接受這種生活。我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誰來做我們的工作？電視不會教導兒童，教育兒童的應該是教師。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
我努力回憶……為了那些日子和我們感情的真相，為了不要忘記，我們是怎樣被改變的……還有我們的生活……
——柳德米拉·德米特里耶夫娜·波利揚斯卡婭，農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