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從頭說起……
某個地方發生了一件事。我甚至連地名都不是太清楚，離我們生活的莫吉廖夫很遠的一個地方……我弟弟從學校跑回家，說孩子們都領到了一種藥片，可見真的發生了什麼大事。哎呀！全完了。五月一日是我們家最盼望的日子，當然，是到大自然中去度假。我們晚上很晚才回家，當時我房間的窗戶敞開著，透著風……這是我後來才想起來的……
我在環保部門的檢驗中心工作。我們一直在等待上級的指示，但是沒有得到任何消息……我們在等待……我們的同事中幾乎沒有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尤其是領導們：大多是退休上校、黨務工作者、退休人士或者沒有地方安排的人。在其他地方受到處罰的人，也會來這裡。他們整天就是坐在椅子上，翻翻報紙。直到我們白俄羅斯的作家阿列斯·阿達莫維奇去了莫斯科，敲響了所有的鐘聲，他們才動起來。他們恨透了他！這真是讓人難以置信。這裡生活著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孫子，但不是這些人，而是作家在向世界呼喊：救救我們！按說，他們的自我保護本能應該啟動了。可是每次在黨的會議上，在吸煙室，他們都在議論作家的事，指責他多管閑事。關他什麼事？他太任性了！上級有指示！要服從上級命令！他懂得什麼？他又不是物理學家！有中央委員會，有總書記！當時，我也許是第一次意識到一九三七年是怎麼回事。當時就是這樣氣氛……
當時，在我的意識里，核電站完全就是田園般的美好事物。在中學和大學，我們受到的教導說這是神話般的可以「無中生有的能源製造工廠」，穿著白大褂的工作人員坐在那裡，只要操縱按鈕就行了。切爾諾貝利在人們毫無思想準備、對技術絕對信賴的背景下爆炸了，我們也沒有得到一點兒警示的信息。一大沓蓋有「絕密」字樣的文件：「事故信息：機密」、「治療結果報告：機密」、「清理人輻射污染情況報告：機密」……當時謠言四起：有人在報紙上看到了什麼，有人在什麼地方地聽說了什麼，有人對誰說了什麼……圖書館一些事後發現很可笑的有關公民防護的所謂科學著作都不見了。當時還有人聽了西方的廣播，說要服用什麼藥片，如何服用等等。但是更多人的反應是這樣：敵人幸災樂禍，而我們一切如常。五月九日，老戰士們照例去遊行……還有銅管樂隊。就連那些去反應堆滅火的人，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同樣也活在謠言之中。現在看來，用手去拿石墨是危險的……看來……
城裡突然出現了一個瘋女人。她到集市上到處說：「我看見那個輻射了。它是藍色的，一閃一閃的……」人們都不敢再買市場上的牛奶和乳酪了。老太太守著牛奶罐子站在那裡，沒有人去買。「你們別害怕，」她在解釋，「我沒有把牛放到田裡去吃草，草是我自己給它弄來的。」你要是走出城鎮，就會看到路邊的一幅從來沒有見過的風景：奶牛披掛著一層透明薄膜，站在一旁的婦女也是一樣打扮，包裹在薄膜里，令人哭笑不得。這時候我們已經被派出去進行檢驗了。我去了林區。林業工人的生產計畫沒有減少，與以前一樣。我們在倉庫里開始檢測，輻射劑量高得嚇人。板材似乎算得上正常，而旁邊掃帚的輻射劑量卻爆了表。「這些掃帚是哪裡來的？」「從克拉斯諾波爾耶來的（後來查明，這是我們莫吉廖夫州污染最嚴重的地區）。這是剩下的最後一批貨，其他的都已經發出去了。」你能把這些散落各地的掃帚找回來嗎？
對了，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我怕我忘了……我記得，切爾諾貝利……突然，人們有了一種新的不習慣的感覺，我們每個人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在此之前，這是不需要的。現在人們在思考：該吃什麼？該用什麼來餵養孩子？什麼東西對健康有害？什麼東西對健康無害？是該搬遷到另外一個地方，還是留在這裡？每個人必須做出自己的決定。我們已經習慣了以前那種生活，怎麼辦？所有的村莊、社區，還有工廠、集體農莊，大家是一個集體。我們都是蘇聯人。譬如說，我就是蘇聯人。百分之百的蘇聯人！我上大學時，每年夏天都要跟著共青團組織出去。那是一個青年運動——共產主義青年學生團體。我們暑假就在那裡勞動，把工錢都捐給拉丁美洲的共產黨。我所在的集體，就是給了烏拉圭……
後來，我們變了。一切都變了。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這種改變，從原來的慣性思維中解脫出來……我是生物學家。我的論文研究的是黃蜂的行為。我在一個荒島上待了兩個月。我在那裡培育自己的蜂巢。我和黃蜂待了一周，它們才接受我去它們家裡進行觀察的。它們從來不允許任何外人靠近蜂巢三米以內的地方，而我一星期後近到了十厘米。我用火柴棍蘸著果醬給它們餵食。「不要弄壞蟻丘，這是一種很好的異種生物生活形態。」這是我的老師最愛說的一句話。蜂巢與整個森林相關，而我也逐漸融入了這裡。老鼠跑來就坐在我運動鞋的邊上，那是一隻林子里的野生老鼠，但是它已經把我當作這裡環境的一部分了。我們就這樣一直坐到晚上，我今天坐在這裡，明天還會坐在這裡……
切爾諾貝利事故之後……舉行了一次兒童畫展。其中一張畫上，一隻鸛行走在黑色的春天田野上……標題是：《沒有人跟鸛說過什麼》。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我有自己的工作……我們去各地收集水樣、土樣，再送到明斯克。我們這兒的幾個女孩子在抱怨：「我們帶的才是真正的燙手山芋。」沒有任何防護手段，也沒有任何防護服。人坐在車子的前排座位，后座就放著這些發亮的樣本。我們是按照編製好的程序處置這些放射性土壤的。我們把土埋進土裡……一項全新的工作……誰也不會明白的一項工作……按照處置規程，掩埋前必須進行地質勘探，距離地下水層的深度不得近於四至六米，埋藏深度不大，凹坑的四壁和底部要鋪塑料布。但是，這只是規程寫的，實際操作自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往往是隨便了事。根本沒有什麼地質勘探。手指一指：「就在這裡挖。」挖掘機就開始挖了。「挖多深？」「鬼知道多深！等見到水，我就停。」「嘩啦」一聲就倒進了地下水裡……
正如人們所說的：神聖的是人民，犯罪的是政府……我來告訴你，我是怎麼想的……關於我們的人民，還有我自己……
我出過最長的一次公差，是去克拉斯諾波爾區，我已經說過的，是我最長的一次公差。為了防止地表的放射性物質沖刷到河流里，必須再次按照規程進行處理：雙犁溝，隔開來一段，再來一次雙犁溝，接著按同樣的間距繼續。我要沿著每一條小河巡查。我搭上當地的班車來到區中心，我需要一部車子來開展工作。我找到區委主席。主席坐在他的辦公室，兩手抱著頭：沒有人減少農作任務的計畫，沒有人改變輪作結構，該種豌豆，還是要種豌豆，哪怕大家都知道豌豆是所有豆類里吸收輻射最厲害的。而當地一些地方的輻射劑量已經達到四十居里以上。他沒有搭理我。幼兒園裡的廚師和看護都跑了。只剩下餓肚子的孩子們。如果要做闌尾炎手術，得坐急救車到臨近的另一個區，在搓板路上顛簸六十公里。因為所有的外科醫生都離開了。還談什麼車子？！雙犁溝！他沒工夫搭理我。於是我只好去找軍隊幫忙。那些小夥子已經在這裡工作半年了，現在都病得很厲害。他們給了我一輛裝甲運兵車，不，不是裝甲運兵車，是配備機關槍的裝甲偵察車。真遺憾啊，我沒有站在車上照一張相。戴上頭盔。那就更浪漫了。指揮這輛車的准尉不時同基地聯繫：「獵鷹！獵鷹！我們還在執行任務。」我們在前進……道路是我們的，森林是我們的，而我們開著裝甲戰車。婦女們站在圍欄後面哭泣。衛國戰爭之後，這還是她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戰車。她們很害怕，以為戰爭又開始了。
按照牽引犁溝機械拖拉機的規範，駕駛室應該進行輻射防護，完全密封起來。我看到的這台拖拉機，是真的密封過了。拖拉機停在那裡，駕駛員卻躺倒在草地上休息。「你是不是腦子有問題？他們沒有警告過你嗎？」他回答說：「我這不是頭上罩了一件背心嘛。」人們根本就不明白。他們被嚇壞了，一直是準備著對付核戰爭，而不是對付切爾諾貝利……
那裡的風景特別美。森林還是天然的，古老的，不是人工的。蜿蜒的溪流，清澈透明。綠色的草地。人們在森林裡相互呼喚……對他們來說，這樣的生活再自然不過了，就像早晨走進自己家的花園一樣……可你已經知道，這裡的一切都是有毒的——蘑菇、漿果。松鼠在榛樹林里跑過……
我們遇到一位老婦人：
「孩子們，自己家奶牛的奶可以喝嗎？」
我們垂下眼睛，我們得到命令：只收集資料，不許與當地居民有接觸。
准尉開口了：
「奶奶，您多大歲數？」
「已經八十歲了，也許還要老。我的護照在戰爭中燒掉了。」
「那您喝吧！」
村裡的人更可憐，他們是無辜的，就像孩子一樣，卻要遭受苦難。因為切爾諾貝利不是他們能夠想像的，他們對待大自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