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寫了幾十本書……拍了許多電影，寫過無數評論。然而事件本身的嚴重性遠遠超過我們的理解，超過任何評論……
有一次，我聽別人說——也可能是我讀到的，說切爾諾貝利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首先是一個需要自我覺悟的問題。我贊同這個說法，它與我自己的感覺相符合。我一直在等待一個聰明人給我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分析……他們會如何解釋，如何矇騙我？或者再沒完沒了地重複那些口號：「市場！市場！自由市場！」而我們……我們身在沒有了切爾諾貝利的世界，生活中還是無法擺脫切爾諾貝利的影響。
而我，我的專業是導彈，是火箭燃料專家。我曾經在拜科努爾服役。我整天琢磨的就是「宇宙號」啊，「太空計畫」啊，這是我生活的主要內容。那是美好的時光！我獻給了藍天！獻給了北極！獻給了處女地！獻給了宇宙！全體蘇聯人民與加加林一起飛上了太空，脫離了地球……那是我們的一切！我至今還愛著他！最可愛的俄羅斯人！他那燦爛的微笑！甚至他那經過導演的死。夢想飛翔，飛翔，夢想自由的飛翔……夢想著脫離地球飛走……這是一段多麼美好的時光！因為家庭的原因我來到了白俄羅斯，一直到退役。當我來到這裡……沉浸在這片叫做切爾諾貝利的空間中，我的感覺變了。雖然我一直在與最現代的技術、與先進的空間技術在打交道，但這裡發生的事情超乎我的想像。這很難描述……很難想像……（思考）就在一秒鐘以前，我剛剛突然覺得我想明白了，但是它馬上讓我產生了哲學思考。你不要跟人們談論切爾諾貝利，無論和誰談，最後都會變成哲學範疇的討論。
不過，我還是把我的工作講給你聽吧。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我們要建立一個教堂……切爾諾貝利教堂，以供奉憐憫聖母。我們四處募捐，慰問病人和不久於世的人們。我們要書寫歷史，建立一座博物館。以前我有時候也在想，以我那樣的心態，不能再在這種地方工作了。我接到的第一項任務是：「這些錢，要分給三十五個家庭。三十五個寡婦家庭，她們的丈夫都死了。」她們的丈夫都是清理員。一定要公正分配。怎麼分才算公平？有一個寡婦，帶著生病的小女兒討生活；另一個寡婦有兩個孩子；第三個寡婦自己就生著病，房子還是租來的；還有一個女人，她有四個孩子。夜裡，我會突然醒過來，輾轉反側：「怎麼才能公正地分配呢？」我左思右想，算來算去……我想不出辦法，最後還是把錢平均分給了名單上每家人。而博物館，那是我的孩子。切爾諾貝利博物館。（沉默）有時我覺得，這裡不會是博物館，而是一座殯儀館。我簡直是在治喪委員會幹活！今天上午，我剛到，還沒有脫下外套，門就開了，一個婦女哭著衝進來，她不是在哭，而是在哀號：「你們把他的獎章和證書都拿走吧！把所有的撫恤金都拿走！把我的丈夫還給我！」她哭喊了好長時間。她把丈夫的獎章留下了，把那些證書也留下了。它們會被博物館收藏，陳列在玻璃柜子裡面……人們會在那裡看到這些展品……但是她的哭聲，除了我，誰也沒有聽到，只有我。擺放這些證書的時候，我會想起她的哭聲。
現在，雅羅舒克上校也要死了……他是放射化學家。曾經魁梧健壯的他，現在癱瘓在床。妻子給他翻身，就像翻枕頭一樣，拿著湯匙給他喂飯……他還有腎結石，必須進行碎石手術，可我們沒有錢為他支付手術費。我們是窮人，需要靠施捨生活。而國家的所為就像一個騙子一樣，它拋棄了這些人。等到他去世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條街道、一座學校，或者一支部隊，但這些都要等到他死了以後……雅羅舒克上校，他走遍了隔離區，標出最嚴重的污染區，也就是說，他們徹底地利用了他，把他當作一個機器人。他也明白這一點，但他去了，他從核電站中心出發，一步一步走遍了放射半徑以內的所有地方。他帶著輻射劑量檢測儀，探索著「污點」，沿著「污點」的邊界移動，繪出了一張準確的地圖……
而那些在反應堆屋頂上工作的士兵呢？參加清理工作的軍事單位總共有二百一十個，也就是將近三十四萬名軍人。那些清理屋頂的士兵受害最為嚴重……派發給他們的只有鉛制圍裙，而輻射來自下面，他們下面沒有一點兒防護。他們穿的是普通的人造革靴子……他們每天要在屋頂工作一分半到兩分鐘……清理工作完成後，就讓他們就從軍隊退役，發給他們一份證書和獎金——一百盧布。於是，這些人就在我們祖國廣袤的土地上消失了。他們在反應堆頂上清理可燃物，以及反應堆的石墨、混凝土碎片和鋼筋，在二十至三十秒內裝滿小推車，再把這些「垃圾」從頂上倒掉。這樣的專用小車僅自重就達到四十公斤。你可以想像一下：穿著鉛圍裙，戴著面罩，推著這些小車狂奔。你能想像到嗎？在基輔的博物館裡展示有反應堆中石墨塊的蠟模，有軍帽大小，人們說，如果這是真的石墨，重量可以達到十六公斤，可見它的密度和重量之高。無線遙控機械手經常失靈，要麼就發生錯誤，執行相反的指令，因為它們的電路板在高輻射環境下一樣會遭受破壞。最可靠的「機器人」還是士兵——他們被戲稱為「綠色機器人」（因為軍裝制服是綠色的）。有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發生事故的反應堆頂部作業，他們夜晚就睡在地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講過，剛開始他們還把麥秸鋪在帳篷里的地上，而麥秸都是從反應堆附近的麥秸大垛上拿來的。
這些年輕人……他們現在正在死去，但他們明白，假如不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是特殊文化下培養出來的人，一種功勛文化。他們都是犧牲品。
在事故發生後，一度有發生核爆炸的危險，因為必須把反應堆底部的冷卻水排出，否則一旦鈾和石墨的熔融體落入底部，與水接觸，就會達到臨界值，導致爆炸，三百萬至五百萬噸TNT當量的爆炸。如果爆炸發生，不但基輔和明斯克將沒有生命存在，就連歐洲的絕大部分也將不會存在生命。你能想像嗎？！那是整個歐洲的大災難。所以，擺在人們面前的問題就是：誰潛入水中打開底部的排水閥門？他們許諾了汽車、公寓、別墅，還有全家人一生的贍養費，在士兵中尋找志願者。最後，他們找到了！幾個小夥子跳進水裡，多次下潛，打開了閥門。他們得到了七千盧布的獎金，而許諾的汽車和公寓卻被忘記了。是啊，士兵們潛水搶險不是為了別的，不是為了這些物質獎勵，他們對物質的要求並不高。我們這些年輕人不是那樣的人……不能只從表面去理解……（他激動起來）
這些人已經不在了……只在我們的博物館還留有他們的材料……還寫著他們的名字……但是，如果他們當初沒有這樣做呢？這些人的自我犧牲精神……無人可以相比……
我曾經與一個人爭論……他認為，這些行為反映了他們將生命的價值看得太低，是亞洲式的宿命論。一個犧牲自我的人，並沒有把自己看作一個獨特、不可重複的個體。他們渴望成為主角。此前，他們是一個個沒有台詞的人，不能說話的配角。沒有屬於他們的劇情，只是作為背景存在。後來，他們突然間成了主角，渴望人生意義。我們宣傳的是什麼？是我們的意識形態嗎？你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卻獲得了人生的意義。你的人生升華了，他們給了你一個角色！這樣的死亡很有價值，因為它換來了永恆，換來了你的永垂不朽。這就是這個人的觀點，他還給我舉出例子……但是我不贊同！絕不贊同！
我們是被當作士兵培養起來的，從小到大，他們就是這樣教育我們的。時刻處於動員狀態，時刻準備著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我高中畢業，想要去讀大學，我的父親震驚了：「我是一名職業軍人，而你要去穿西裝？祖國需要有人來保衛！」他因此好幾個月不肯和我說話，直到我遞交了報考軍校的申請。我的父親參加過戰爭，他已經去世了。他幾乎沒有任何物質財產，與他那一代人一樣。他去世後，什麼也沒有留下：房子、車子、土地……給我留下了什麼呢？一個軍用挎包，那是他在芬蘭戰爭前得到的，裡面是他的軍功章。還有一個塑料袋子，裡面是父親當年從前線寄回來的三百封信，那是母親從一九四一年開始一直保存著的。這就是父親留給我的全部遺產……在我看來，這是無價的財富！
現在您該明白我是怎麼看待我們的博物館了。那個骨灰罐里裝的是切爾諾貝利的土……只有一把土。還有礦工的頭盔，也是從那裡來的……農具也是從隔離區拿來的……這裡不會允許輻射劑量檢測員來。這裡的東西件件都會發光！但是這裡收藏的所有東西都是真的！沒有塑料模型。我們確信這一點：人們只會相信真實的東西。因為關於切爾諾貝利的謊言太多了，過去有，現在也有。有這樣一個說法：原子，不僅可以用于軍事與和平的目的，還會被個人所利用。於是，各種基金會和商業機構四處生長……
既然您在寫這樣的書，您一定要看看我們獨一無二的視頻資料，這是我們一點一滴收集起來的。您以為這是切爾諾貝利的紀錄片，錯了！他們不允許拍攝，攝像都是被禁止的。如果有人拍攝了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