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一群小螞蟻在樹榦上爬行……
軍事裝備在四周轟鳴。士兵高喊著髒話。迷彩直升機在空中盤旋。而小螞蟻只管在樹榦上爬行……
我是從隔離區回來的，當天看到的一切最後只留下那一刻，成為留在腦海里的一幅清晰的畫面……當時在森林裡，我停下來，在一棵樺樹旁吸煙。我走近樺樹，靠在樹榦上。螞蟻直接就從樹榦爬到了我的臉上，既不在乎我的聲音，也不在意我的目光，繼續堅持它們自己前進的道路……我們馬上就要走，而它們毫不在乎。一個念頭在腦海中閃過……這麼多印象，我無法理出頭緒。我看著它們……我從來沒有這麼近距離地注視過它們……就在我的眼前……
一開始，人們都在談論「災害」，然後是「核戰爭」。我讀過關於廣島和長崎的報道，也看到紀錄片。那很可怕，但不難理解：核戰爭，爆炸半徑……我甚至可以想像到當時的情景。但是，發生在我們這裡的，我卻無法描繪……我的知識不夠，我只靠讀過的書還不足以理解眼前的事實。我出差回來，懷著困惑在辦公室的書架上搜索……我讀過，也可以說沒有讀過……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打亂了我從前的整個世界。它在爬，在你身上亂爬，不會顧及你的感受……我記得與一位科學家的談話：「這要以千年來計，」他解釋說，「鈾會衰變，我指的是鈾-238的半衰期。它需要的時間是十億年，而釷是一百四十億年。」我可以理解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後面呢？更大的數字……我已經無法理解那是一個時間概念！那時我會在哪裡？
現在寫的這件事剛剛過去十年……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該怎麼寫？我覺得，這是不可靠的，我們還沒法解釋。我們總會去思考與我們的生活相似的某種東西。留下圖紙，我嘗試過，但辦不到……切爾諾貝利災難之後留下了一個切爾諾貝利神話。報紙和雜誌在比賽，看誰寫的更可怕，而那些特別喜歡駭人聽聞的報道的人，都不曾在那裡待過。所有人都讀到過人頭蘑菇的報道，蘑菇像人頭那麼大，但是誰也沒有見過這樣的蘑菇。還有兩個嘴巴的鳥……所以，不應該去寫，而應該照實記錄下來，製作紀錄片。至於以切爾諾貝利為題材的科幻小說……沒有！也不會有！我可以向你保證！不會有……
我有一個專用筆記本……從第一天起，我就在記錄這裡的談話、傳言和笑話。這是最有趣、最可信的記錄，是真實歷史留下的痕迹。古希臘留下了什麼？古希臘神話……
我把這個筆記本給你……它在我這裡只能躺在廢紙中間，也許，等孩子們長大了，我會給他們看。那時，這就是歷史了……
摘自筆記本上的記錄：
電台已經連續三個月廣播同樣的話了：情況在穩定……情況在穩定……情況在穩定……
已經被遺忘的斯大林時代的話語又出現了：「西方情報機構」，「社會主義的死敵」，「間諜攻擊」，「暗中破壞行為」，「背後偷襲」，「企圖破壞牢不可破的蘇聯各族人民聯盟」。我們周圍的人都在談論秘密派遣的間諜和破壞分子，沒有人談碘防護。任何非官方的信息都被視為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
昨天，編輯部主任從我的採訪中刪去了一篇報道，寫的是一位那天夜裡參與滅火的消防員母親的故事……就是那場核電站火災。消防員死於急性放射病。在莫斯科埋葬了兒子後，他的父母親返回村莊，村子沒過多久就被疏散了。但是到了秋天，他們偷偷地穿過樹林，潛入自家的園子，收了一袋西紅柿和黃瓜。母親高興地說：「這下就可以裝滿二十個罐子了。」他們對土地充滿信心……這是農民長久以來不曾改變的經驗……就連兒子的死也不會改變他們習慣……
「你聽了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編輯部主任問我。我沉默了。「我不希望危言聳聽的東西出現在報紙上。你要去寫英雄……要去寫爬到反應堆頂上的士兵……」
英雄……英雄……誰是今天的英雄？在我看來就是醫生，儘管上面有命令，但他們還是把實情告訴了人們。還有記者和科學家。不過，正如編輯主任在編務會上說的：「你們要記住！我們沒有醫生，沒有教師，沒有記者，沒有科學家，我們所有人只有一個職業，那就是蘇聯人。」
他自己相信他說的話嗎？難道他不覺得可怕？我的信仰每天都在遭受侵蝕。
中央委員會來人了。他們的路線：乘車從賓館出來，到州黨委會，再乘車回去。他們靠閱讀當地的報紙來了解情況。他們的旅行包里裝滿了從明斯克帶來的三明治，用燒開的礦泉水泡茶喝——礦泉水當然也是他們自己帶來的，這是賓館的服務員告訴我的。人們不會再相信報紙、電視和廣播了，人們從這些官員的行為中找到了信息，這是最可靠的信息。
——可孩子該怎麼辦？我想抱著孩子跑得遠遠的。但是我口袋裡有黨證。我不能走！
在隔離區最流行的說法是這樣的：對付鍶和銫，最有效的就是「首都牌」伏特加。
事故發生後，鄉村商店裡偶然也會出現少見的緊俏商品。州黨委書記發表講話：「我們要為你們創造天堂般的生活。你們要留下來，還要工作。我們會用香腸和蕎麥把這裡堆滿。最高級的專供商店裡有什麼，你們這裡就有什麼。」他說的那是州黨委的食品店。對待老百姓，有足夠的伏特加和香腸了就行了。
真見鬼！我從來沒有在一家鄉村商店見過香腸的種類超過三種。我自己在那裡買了進口連褲襪，給我老婆買的……
輻射劑量檢測儀賣了一個月就不見了。這是不能寫出來的。輻射量有多少，下降了多少，也是不能寫出來的。更不能寫出來的是村子裡只剩下了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走了。整個夏天都是男人在洗衣服、擠牛奶、挖菜園。當然，還有喝酒、打架。沒有女人的世界……可惜，我不是作家。這裡發生的事情簡直就是電影的劇情……斯皮爾伯格在哪裡？我喜歡的阿列克謝·格爾曼在哪裡？我寫了這裡的情況……然而，編輯部主任毫不留情地畫上紅線：「你別忘了，我們有敵人。我們還有很多敵人，就在大海的那一邊。」所以，我們只能寫好的，不能寫壞的。也不能有不可理解的。
但是，那些特供食品究竟派發到了哪裡？有人在當官的手提箱里看到過……
一位老奶奶在警察執勤崗亭旁邊攔住了我：「你去那邊看一下我的房子吧。該挖土豆了，但是士兵不讓過去。」這些人已經被疏散了。他們還騙人說只需要大家離開三天時間。現在就是不讓通過。這些人活在真空中，他們一無所有了。他們會穿過軍事封鎖線回到自己的村子裡……趁著夜色穿過森林和沼澤……而警察會乘著汽車和直升機驅趕他們，逮捕他們。「就像德國人佔領的時候一樣。」老人們感慨地說。感覺和打仗的時候一個樣……
我第一次看見趁火打劫的強盜，是一個小夥子，穿著兩件毛皮大衣。他對軍方巡邏隊辯解說，他是用這個辦法對付坐骨神經痛的。等到巡邏隊對他不客氣，他才承認：「第一次還挺害怕的，後來就習慣了。喝一杯酒就去了。」自我保護是人的本能。在正常狀態下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人就是這樣走向功勛，也是這樣走向犯罪的。
他們走進空空的住家，白色的桌布上放著聖象……「留給上帝，」有人說……
另一個住戶家裡，只有白色的桌布……「留給人，」有人說……
一年後，我回到村子裡。狗已經成了野狗。我找到我家的雷克斯，我叫它，它不理我。不認識？還是不想認識？我心裡難過。
在事情發生的第一周，乃至前幾個月里，大家都很鬱悶，一言不發，心情沮喪。該離開了，到了最後一天，這種感覺卻沒有了。意識斷開了。我記不住那些嚴肅的談話，只記得一些笑話：「現在所有的商店都有無線電 產品賣。」「陽痿可以分成兩種，放射活性陽痿和無放射鈍性陽痿。」後來笑話就突然消失了……
在醫院裡，聽到一個小女孩告訴她的母親：
「男孩死了，昨天他還給了我糖果。」
排隊買糖時聽到的：
「哦，今年蘑菇有好多。蘑菇多，漿果也多，就像種出來的一樣。」
「那些都是被污染的……」
「你這人傻了……誰讓你吃了？把它們收起來，晾乾，再運到明斯克的集貿市場賣。你馬上就是百萬富翁了。」
可以幫我們一個忙嗎？行嗎？移民去澳大利亞或加拿大？好像這樣的談話有時候就在最高層流傳。
給教堂選址要看上天的意思。教會的人都是這樣做的。建造之前要完成一系列神秘的儀式。而他們建造核電站，就跟建一家普通工廠一樣，跟蓋養豬場也沒兩樣。蓋好以後，屋頂上覆蓋一層瀝青。結果火燒起來了，瀝青熔化了……
你看報紙了嗎？他們在切爾諾貝利抓了一個逃兵。他在反應堆附近挖了一個土洞，在裡面住了一年。他就吃那些廢棄房子里的東西，有豬油，還有酸黃瓜罐頭。他設下了捕獸夾子抓活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