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說死亡還是說愛情？或者說這是一碼事……應該說什麼呢？
……我們結婚時間不長。逛街的時候還牽手呢，甚至逛商店也是。到哪兒都成雙入對。我對他說：「我愛你。」但我不知道，我有多愛他。我無法想像……我們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隊宿舍，住在二層。那裡還住著三個新婚之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一層停放著消防車，紅色的消防車。這是他的工作。我對他了如指掌：他在哪裡，他情況如何。我半夜聽到嘈雜聲，喊叫聲。我隔窗張望。他看見了我：「把小窗關上，躺下睡覺。電站失火。我一會兒就回來。」
我沒有看見爆炸，只看見火焰。一切彷彿都映得通亮……整個天空……高高的火焰，黑煙。可怕的火災。而他始終不見蹤跡。冒黑煙是因為瀝青被點燃了，電站頂層鋪了瀝青。後來他回憶說，就像走在焦油上。人們在撲火，他們卻蹣跚而行，用腳將滾燙的石墨踢開……他們去的時候，沒有穿帆布防護服，只穿了一件襯衫，就這樣走了。沒人提醒他們，他們是奉命奔赴普通火情的……
四點……五點……六點……我和他原本六點鐘要去他父母家，去種土豆。從普里皮亞季鎮到他父母住的斯佩里熱村有四十公里。播種，耕地……他喜歡做這些事……母親經常回憶說，她和父親都不希望他留在城裡，甚至要為他蓋一間新房。後來他應徵入伍，在莫斯科消防部隊服役，他回來以後，只想去當消防員！不想干別的。（沉默）
我有時彷彿聽到他的聲音……鮮活的聲音……甚至照片都不曾如聲音那樣給我強烈的感受。可他從來沒有呼喚過我。甚至在夢中……都是我呼喚他……
七點鐘……七點鐘我被告知，他被送到醫院了。我跑過去，可是醫院四周被警察團團圍住，一個人都不讓進去。只有救護車駛入。民警們高喊：「別靠近救護車，輻射爆表了！」不只我一個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電站的妻子們都跑了過去。我撲過去尋找一個熟人，她在這家醫院上班。她從救護車裡出來的時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讓我進去吧！」「不行！他情況不好。他們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說，「那我們快去。只能十五到二十分鐘。」我見到了他……眼睛幾乎看不到了……「得喝牛奶，喝很多牛奶！」熟人對我說，「哪怕他們喝三升也好。」「可是他不喝牛奶。」「現在他會喝的。」很多醫生、護士，特別是這家醫院的衛生員，過了一段時間便患病、死亡。但當時沒人知道內情……
上午十點，攝影師希申諾剋死了。他是第一個死者……就在第一天……我們得知，廢墟下面還有第二個死者——瓦列拉·霍捷姆丘克。他沒有被挖出來，被混凝土埋在了裡面。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他們只是第一批死者……
於是我問：「瓦先卡，怎麼辦？」「離開這兒吧！走吧！你還要照顧孩子。」我懷孕了。可我怎能拋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我先給你弄牛奶去，然後再說。」
我的閨密塔尼婭·基貝諾克跑來了……她的丈夫也在這間病房。她父親跟她一道來的，他留在車裡。我們坐車去到附近的村裡買牛奶，在城外三公里……我們買了很多三升裝的罐裝牛奶……買了六罐——希望足夠所有人喝……但他們喝完牛奶嘔吐不止……並且一直昏厥，醫院就給他們輸液。不知為什麼，醫生確診他們是煤氣中毒，誰也沒提輻射的事。城裡停滿軍車，所有道路都被封鎖了。到處都是士兵。火車全部停運。人們在用一種粉末洗滌街道……我擔心，明天怎麼去村裡給他買新鮮牛奶？沒人提輻射的事。所有的軍人都戴著防毒面具……市民還在從商店裡購買麵包、敞口的袋裝糖，餡餅就放在托盤裡……就像平常一樣。只是……人們在用一種粉末洗滌街道……
晚上，醫院不讓進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戶對面，他挪近窗戶對我呼喊。我是那麼絕望！人群中有人聽說：他們將在夜裡被送往莫斯科。妻子們聚集起來，她們想：我們要和他們一起走。讓我們到我們的丈夫身邊吧！你們無權阻止！她們推搡著，撕扯著。士兵們已經站成兩道防線，將我們推開。那時，有個醫生站出來說，他們是要乘飛機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給他們帶換洗衣服——他們在電站時穿的衣服都已經燒光了。公交車已經停駛，於是我們跑步穿過整個城區……我們拿著行李跑回來的時候，飛機已經飛走了。我們被矇騙了。他們不希望我們在那裡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邊是大客車，數百輛大客車（已經準備疏散城市），另一邊是數百輛消防車。到處在趕人。整條大街滿是白色泡沫。我們踩著泡沫前行……我們罵街，哭泣。
廣播里說：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請你們隨身攜帶保暖衣物和運動套裝，你們將住在樹林里。住在帳篷中。人們甚至很開心——我們要走進大自然了！我們要在那裡迎接一個非比尋常的五一節。人們為此準備了烤肉串，買了葡萄酒，還隨身帶上了吉他、錄音機。五月里那些可愛的節日啊！只有那些丈夫受傷的女人在哭泣。
我不記得當時是怎麼走到家的……似乎一見到他媽媽，我就清醒了過來。「媽媽，瓦夏在莫斯科！專機送走的！」可我們還是種完了菜園子——土豆、捲心菜（一周之後農村也疏散了）。誰能料到？那時候誰能料到？傍晚我開始嘔吐。我懷了六個月身孕。我真難受……夜裡做夢，他叫我。他活著的時候，曾在夢裡叫我：「柳霞！柳先卡！」他死了以後，就一次都沒叫過。一次都沒……（哭泣）早晨起床時我閃過一個念頭，我要去趟莫斯科……媽媽哭著說：「你這樣怎麼去啊？」於是就讓父親和我一起去：「讓他開車送你過去。」我們拿著存摺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錢。
我不記得那些路了……路從記憶中消失了……我們問第一位警察，切爾諾貝利消防員住在哪家醫院，他告訴了我們。我甚至很吃驚，因為他們一直嚇唬我們：那是國家機密，絕密。
休金大街第六醫院……
這所專門治療放射病的醫院，沒有通行證不得入內。我給值班員塞了錢，她就說「進去吧」。還說了是幾樓。我還找過人，也求過別人……就這樣，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辦公室。那時我不知道怎麼稱呼她，我什麼都想不起來，我只知道應該見到他，找到他。
她開門見山地問我：「我親愛的！我親愛的……有孩子嗎？」
我怎麼能承認呢？！我已經知道不能說懷孕的事，那樣就不能見他了！幸好我瘦小，誰也沒發現。
「有。」我說。
「幾個？」
我想，應該說兩個。若說一個，還是會不讓進。
「一個男孩一個女孩。」
「既然有兩個了，看來也不用再生了。現在聽著，中樞神經系統完全損壞，頭骨完全損壞……」
「那好吧，」我想，「他會變得比較神經質。」
「現在聽著：你要是哭，我立刻轟你走。不許擁抱和親吻，也不許走近。我給你半小時。」
可我知道，我已經不可能從這兒離開。即便離開，也是和他一起離開。我暗自發誓。
我走進去時……他們正坐在床上，玩牌說笑。
「瓦夏！」他們對他喊道。
「哎呀，弟兄們，我完蛋啦！在這兒她也能找到我！」
他身上穿的是四十八號病號服，看起來很可笑，袖子短，褲腿也短。他該穿五十二號才是。然而腫脹已經從臉上消失……他們都在輸著什麼藥物……
「你怎麼突然消失了？」我問。
他想抱我。
「坐下，坐下，」醫生不讓他走近我，「這裡不讓擁抱。」
我們把這當成玩笑話。所有人都跑到這個病房來了，從別的病房跑過來。他們都是我們那兒的人，從普里皮亞季來的。他們二十八個人是用飛機送來的。他們問我：那邊怎麼樣？我們的城市怎麼樣？我說，開始疏散了，全城撤離三五天。大家沉默了……當中還有兩個女人，其中一個事故發生那天在門崗值班，她哭了起來：
「天哪！我的孩子們還在那兒。他們可怎麼辦啊？」
我想和他單獨待一會，哪怕只有一分鐘。大伙兒感覺到了，紛紛找理由去了走廊。於是我擁抱和親吻了他。他躲閃著說：
「別挨著我坐。拿把椅子。」
「得了，這都是瞎說呢，」我揮了揮手，「你看見哪兒發生爆炸了？那裡怎麼回事？你們可是第一批到的……」
「很可能是一起破壞事件，有人故意破壞。我們所有人都是這個意見。」
於是我們就這樣說著話。想著事。
第二天，我來的時候，他們已經進了單人病房，每人一間。他們被嚴禁去走廊，嚴禁交流。他們靠敲牆彼此聯繫：嗒嗒，嗒嗒……嗒……醫生說，每個人的體質對輻射劑量反應不同，某個人所能承受的，另一個人可能就不行。他們所住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