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了蘇聯時代，我們也告別了自己的一種生活。我試圖聽到這出社會主義大戲所有參與者的真實講述……
我們的共產主義，本來有個瘋狂的計畫：要把亞當以來的舊人類改造為新人類，而且也付諸實施了，這算是它唯一做過的事情。七十多年間，在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驗室里，製造出了一種另類的人：蘇維埃人。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悲劇的人物，另一些人把他們稱為「蘇聯分子」。我覺得我懂得這種人，熟悉這種人，我和他們共同生活了多年。他們就是我自己，是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幾年來，我為此遊歷了整個前蘇聯地區，因為蘇維埃人不僅是俄羅斯人，還有白俄羅斯人、土庫曼人、烏克蘭人、哈薩克人……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們不會和其他人類混淆。在芸芸眾生中，你會立刻發現我們這類人！我們這類人，全都有社會主義基因，彼此相同，與其他人類不一樣。我們有自己的辭彙，有自己的善惡觀，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們與死亡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在我寫過的故事中，這些辭彙常常縈繞於耳：槍斃、屠殺、消滅、抹去，或者一些蘇聯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剝奪十年通信權、放逐。如果我們還記得，不久前有幾百萬人被殺戮，人的生命又價值幾何？我們是充滿仇恨和偏見的種族，一切都來自於那個被稱為古拉格 的地方和那場恐怖的戰爭，還有集體化、沒收剝奪、大遷徙……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曾經是我們的全部生活，但那時我們很少談論。而今，世界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我們的生活開始被所有人關切，它曾經是怎樣一回事並不重要，只因為它曾是我們的生活。我寫這本書，是希望通過一點一滴，通過一鱗半爪，發現家的故事，尋找社會主義的內核，比如社會主義在人的靈魂中究竟是怎樣的。我總是被狹小的空間所吸引，一個人的空間，只有一個人。實際上，在一個人的身上會發生所有的一切。
為什麼書中有這麼多自殺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蘇聯人民和平凡的蘇維埃人物傳記？其實說到底，他們結束自己的生命要麼是出於愛，要麼是由於年老，甚至只是為了興趣，想要解開死亡之謎……我找到了這樣一些人，他們執著於理想，將理想深深根植於自己內心，決不妥協——國家成了他們的宇宙，取代了他們的一切，甚至生命。他們無法擺脫偉大的歷史，無法和那段歷史告別，無法接受另外一種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們這樣，完全潛入和消失於個體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類其實都願意單純地生活，哪怕沒有偉大的思想；但這在俄羅斯生命中卻從來沒有過，俄羅斯文學也從不是這樣的。舉世皆知我們是戰鬥民族，要麼打仗，要麼準備打仗，從來沒有其他生活。我們的戰爭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戰爭的思維。聽到密集的鼓點，看到揮舞的旗幟，心臟就快要跳出胸口……人們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鍾愛自己的奴性。我還記得：放學後我們全班同學一起去開墾荒地，我們鄙視那些不去的同學。我們會為了自己沒有參加過革命、沒有經歷過戰爭，而難過得哭出來。回首往事，難道我們真的這樣過？我真的曾是這樣？我和我的主人公們一起回憶。他們當中有些人說：「只有蘇聯人能夠理解蘇聯人。」我們就是這樣一群有著共產主義記憶的人，因為同樣的記憶而惺惺相惜。
父親曾經回憶說，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飛上太空之後信仰共產主義的。我們第一個進入了宇宙！我們無所不能！爸爸和媽媽也是這樣培養我們的。我也曾是十月黨人，佩戴著一個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先隊員，然後是共青團員。而絕望，是後來才出現的。
改革開始後，所有人都在等待歷史檔案開放。直到後來真的開放了，我們才了解了歷史，那段一直對我們隱瞞的歷史……
「生活在蘇維埃俄國的一億人口中，我們必須吸引九千萬人追隨我們。剩下那些無法溝通的，他們必須被消滅。」（季諾維也夫，1918年）
「弔死不少於一千個頑固不化的富農和有錢人（必須的，而且要人們都去看）……要沒收他們所有的糧食，並扣押人質……這樣做是要讓方圓幾百里的人都看到，震懾他們……」（列寧，1918年）
「莫斯科正在死於飢餓。（庫茲涅佐夫教授對托洛茨基說）」「這不是飢餓。當年提多奪取耶路撒冷時，猶太母親還吃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要是你們過來對我說『我們正在挨餓』的話，我就要強迫你們的母親們去吃自己的孩子。」（托洛茨基，1919年）
人們閱讀報紙雜誌，沉默不語。撲面而來的是叫人喘不過氣來的恐怖！怎麼能如此生活？許多人把真相視為敵人，也把自由視為敵人。我的一位朋友說：「我們不了解自己的國家，不了解大多數人的想法。雖然我們每天看到他們，但哪怕天天見面，對於他們心裡在想什麼，對於他們想要什麼，我們一無所知；但我們卻居然敢於去教誨他們。一旦我們知道了一切，一定會感到震驚。」我與他經常坐在我家廚房討論，還跟他爭論。這是在1991年……那是多麼幸福的時光！我們都深信明天，明天自由一定會來臨。一切都是從虛無開始，從我們的願望開始。
沙拉莫夫 在《筆記本》中寫道：「我就是那場為生活的徹底翻新而進行的壯觀而最終失敗的戰役的參與者。」這是一位在斯大林的勞改營里蹲了十七年的人寫的話，他有著一種對理想主義的苦戀。我想可以把蘇聯人劃分為四代人：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和戈爾巴喬夫時代。我屬於最後一代人。我們這代人輕易地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瓦解，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理想主義生機勃勃、實力雄厚的時代，那個時候，要命的浪漫主義魔法和烏托邦願望方興未艾。而我們是在克里姆林宮的長老們的監督下長大的，那是個清教徒加素食主義的時代。共產主義的血脈已被遺忘，傷感和悲情主義高漲，保留下來的認識就是：烏托邦不可能變成現實。
那是在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我在莫斯科火車站認識了一個女人，她是從坦波夫州來的，正準備去車臣，想把兒子從車臣戰爭中帶回家：「我不希望他死。我不想讓他被打死。」國家已經不能夠再控制這個女人的心了，她是一個自由人了。但這樣的人並不多，多數人還是對自由感到惱火：「我買了三份報紙，每份報紙都在說自己寫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兒啊？以前，每天早上大家都看《真理報》，從《真理報》上了解一切，理解一切。」但如今各種思想從麻醉狀態下緩緩走了出來。如果我開始談起懊悔，聽到的回應就是：「我為什麼要懊悔？」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參與者。這個人說「我也坐過牢」，那個人說「我打過仗」，第三個就說「我曾經在一片廢墟上建設起一座城市，沒日沒夜地搬磚運石啊」。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人人都因自由而陶醉，但誰也沒有準備好面對自由。自由，它到底在哪兒啊？人們仍然只習慣於在廚房裡繼續痛罵政府，痛罵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他們咒罵葉利欽改變了俄羅斯。那戈爾巴喬夫呢？人們咒罵戈爾巴喬夫是因為他改變了一切，改變了整個二十世紀。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像其他人一樣，像全球所有人一樣，認識到這次是真的，一切都變了。
俄羅斯一邊在變化，一邊在痛恨自己的變化。我想起馬克思對於俄羅斯的那句評語：「一個呆板停滯的韃靼。」
蘇聯的文明是什麼？我匆匆地捕捉它的遺迹，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我向人們詢問的不是關於社會主義，而是關於愛情、嫉妒、童年、老年，關於音樂、舞蹈、髮型，關於已經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萬個細節。這是把災難驅趕到習慣思維的範圍中，並且說出或猜出某些真諦的唯一方法。我總是對普通小人物的生活驚奇不已，樂此不疲地探究無邊無際、數不勝數的人性真相……歷史只關心事實，而情感被排除在外。人的情感是不會被納入歷史的。然而我是以一雙人道主義的眼睛，而不是歷史學家的眼睛看世界的。我只對人感到好奇……
父親不在了，所以我無法把與他的對話進行到底……他說過，他們那一代人死於當年的戰爭，要比現在這些沒有戰爭經驗卻要死於車臣的男孩子們輕鬆得多。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是從地獄到地獄的。戰前父親是明斯克新聞學院的學生，他還記得，在他們過完假期返校時，見到的往往已經不是原來認識的那個老師了，老師們一個一個都被逮捕。他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只感覺很害怕。就像在戰爭中那樣害怕。
我和父親之間很少有坦誠的對話。因為他愛憐我。我是不是也愛憐他？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對自己的父母很無情。我們覺得自由是非常簡單的；但一段時間過後，我們親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為沒有人教給我們什麼是自由，我們只被教育過怎麼為自由而犧牲。
這就是自由！我們期盼的自由真是這樣嗎？我們曾準備為自己的理想而死，準備為理想而戰鬥。可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