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伊爾，基姆武拉區，1986年
我有四個兒子，全都以我們在戰爭中失去的男人來命名：帕斯卡，帕特里斯，馬丁·路德，還有納塔尼爾。
塔尼爾 堪稱我們的奇蹟，他是去年出生的，當時我們開著路虎從金沙薩的家搬往基姆武拉區的農場。我們在路上行駛了很長時間，又顛簸得很，他便早產了一個月。離村子還有十公里路程時，我的慢性背痛蔓延至整個下腹部，變成了小腹深處強勁如石的宮縮。我恐懼地意識到，自己要分娩了。我下了車，慢慢地跟在卡車後面走，想紓緩自己的恐慌情緒。阿納托爾想必被我奇怪的舉動嚇得不輕，但和要分娩的女人爭也沒用，所以他就下了車，陪著我一塊兒走。孩子們則爭論著究竟由誰來開車。我隱約記得車在我們前頭行駛著，雙尾燈照在漆黑的叢林路面上，單調地顛簸著。午後蓄勢待發的雷暴雨欲下未下。過了一會兒，我什麼也沒說，就走到路邊，躺在了一堆濕葉子上，在一棵木棉樹高高隆起的樹根中間。阿納托爾跪在我腦袋旁邊，撫摸著我的頭髮。
「你得起來。天黑了，這兒又這麼潮濕。小傢伙們太麻利了，已經離我們很遠了。」
我仰起頭，搜尋著我們那輛車，確實已經不見了。我得向阿納托爾解釋這一切，但在宮縮最厲害的時候，我沒法分心。頭頂上就是一棵樹，四肢從偉岸蒼白的軀幹上散射而出，呈環抱狀。我開始數樹枝圈成的圈，就像在數鐘面的數字。慢慢地，每深吸一口氣便數一個數字。十七。真是漫長的一分鐘，也許是一個小時。宮縮減弱了。
「阿納托爾，」我說，「我想就讓這孩子生在此時此地吧。」
「唉，貝埃內，你真是一點耐心都沒有。」
孩子們將車開出去了一會兒後，就停了下來，往回倒。真是多虧了上帝和馬丁·路德。關於由誰來開車，他肯定沒爭贏，正在後窗那兒噘著嘴生氣呢，忽然，他如夢初醒，對著哥哥大叫，讓他停下：「等等，等等，媽媽肯定要生孩子了。」
阿納托爾在卡車裡拼了命地翻找著，總算找到了一個象草墊和幾件襯衫。（幸好我們隨身帶著每樣東西，而且都很乾凈。）他讓我坐起來，這樣他就能把那些東西從我身下掖進去。後來的事我都不記得了，只記得自己的大腿緊繃著，骨盆向前拱著，那股突如其來的雷霆萬鈞般的急迫感遠比任何人類的渴望都要強大——想要用力推。我聽見了吼叫聲，應該是我發出來的。然後，納塔尼爾便來到了我們身邊，阿納托爾的一件乾淨的白襯衫和印著黃鳥的軟軟的舊纏腰布上都染滿了血。
阿納托爾哈哈大笑起來，往後一躍，跳起了歡慶之舞。他從哈代營地被放出來還不滿一年，所以能深切地體會到親生兒子急切想要逃離單獨監禁的感受，但小嬰兒十分虛弱。阿納托爾立刻焦急地載著我們穿越黑暗，我蜷在后座上，摟著嗷嗷待哺的孩子，然後驚恐地發現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他不會吃奶。我們抵達基姆武拉時，他已經發燒了。從那時起，他便急速消瘦，一直昏睡，簡直瘦成了皮包骨，連腦袋也是枯瘦枯瘦的。接下來的許多個日日夜夜混在了一起，因為我很害怕，一刻都不願把他放下，甚至不敢摟著他入睡，生怕他會悄然離去。阿納托爾和我輪流搖晃著他那柔弱的小身子，和他說話，哄著他，想讓他進入這世界。馬丁堅持要和我們輪班，他也想搖晃著他，對著小花格毯里悄悄地說些男孩兒們的知心話。但納塔尼爾很難說服。有兩次，他乾脆沒了呼吸。阿納托爾對著他的嘴吹氣，按摩他的胸部，才讓他幽幽地緩了過來。
一個禮拜後，他開始進食。如今看來，他似乎對和我們待在一起的決定已毫無悔意。但在他生命最初的驚魂一周里，只要能想到他身子這麼虛弱疼痛，靈魂又已迷失，這種種凄苦便將我折磨得不輕。我還記得自己曾向上帝之類的神許諾過不止一次，只要讓阿納托爾回來，我便對這世上的一切再無他求。可如今我又來了，再一次猛烈地敲打著天堂之門。這是一個女孩凄涼的拍擊聲：已有數年之久，她不再感受到那扇門的另一側有任何真實存在。
一天晚上，我坐在地上，毫無睡意，因精疲力竭而神志不清，搖晃著這無辜殘損的嬰兒，就這麼大聲地說起了話。我對著火說話：「火啊，火啊，火啊，請讓他暖和起來吧，把你需要的所有木柴都吞噬乾淨，我會不斷地添。但你千萬不要熄滅，不要讓我深愛著的這個小身體著涼！」我說的是英語，想來我肯定已經徹底瘋了。我對著屋外的月亮和樹木說話，對阿納托爾、帕特里斯、馬丁酣眠的身子說話，最後又對盛著燒開的無菌水的水壺和不讓嬰兒缺水的小滴罐說話。突然，我清晰地回憶起露絲·梅病得很重的時候，母親跪在地上，對著一瓶抗生素說話——我相信那是在祈禱。我幾乎能聽見母親的呼吸聲和那些話語。我能極清晰地想像出她的臉，感覺到她的胳膊摟著我。母親和我一起，對著我們有的任何一樣東西祈禱，這已足夠。
如果上帝還能看顧我的話，他必然會將我看作一個母親。瘋狂地尋覓食物和庇護所，為愛痴狂，這就是母親。我的兒子們跑出門、離開庇護所、聽不進建議的時候，都會喊：「薩拉姆博蒂！」但他們從未逃離我的愛。帕斯卡走得最遠——他這兩年來一直待在羅安達，在那兒學習石油工程，並且追女孩，這點我可是堅信不疑。他總是讓我想起我的那個與他同名的老朋友，他們都有著分得很開的眼睛，每到新的一天，都會倏地冒出同一個令人振奮的問題，就像小雞從新鮮雞蛋中破殼而出：「貝托恩基圖塔薩拉？」我們干點什麼呢？
帕特里斯正好相反：勤勉，冷靜，體形和他父親一模一樣。他想學習政府原理，夢想在一個截然不同的非洲當司法部長。我雙膝發軟，既擔心，又讚賞，默默關注著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心愿。而馬丁·路德最後成了最深沉的孩子，無論是膚色還是脾性。十二歲，他就喜歡沉思，在日記本上寫詩，就像他父親心目中的英雄阿戈什蒂紐·內圖，他總是讓我想起他的艾達姨媽。
在基姆武拉區，我們和農民一起從事大豆項目，試圖建立一家合作社——在蒙博托的這頭野獸肚子里，設一處可合理維持生計的小小前哨站。這很可能是徒勞的。哪怕只有一丁點成功的風聲傳到政府的耳朵里，農業部長都會將我們打壓殆盡。所以，我們悄無聲息地在叢林里栽植下我們的希望，這兒距離安哥拉邊境也就幾公里，在一條狀況差勁的馬路盡頭。蒙博托的探子不太會經常來這兒飆他們的豪車。
我們日復一日地眼見著這塊基地已略有起色。阿納托爾重新辦起了中學，此地教育徹底荒廢已有十年時間——在基姆武拉村，幾乎沒有一個成年人識字。我的時間都花在了貪吃的塔尼爾身上，白天晚上都要餵奶。我讓他騎坐在掛於我雙肩的寶寶背巾上，這樣，即便我要煮尿布，他也能不住嘴地喝到奶。帕特里斯和馬丁奉父親之命分別教法語和數學，但這樣一來，馬丁就得管年齡比他還大的學生。我呢，能再次生活在果樹之間，用木柴燒飯，就很開心。搬木柴、取水讓我精疲力盡，可我樂在其中。我恨的是另一種精疲力盡：沒完沒了地聽見蒙博托奢侈無度的新聞，看見長期掠奪造成的觸目驚心的後果。與二十年前的基蘭加人相比，這兒的人本能地滿懷懼意，沒那麼慷慨大度。鄰居家的女人仍舊會送點小禮品過來，給一串香蕉或一隻橙子，讓小傢伙嘬幾口，也讓我們瞅著他皺起的臉蛋哈哈笑；儘管如此，她們在打量我們房間的時候，眼睛還是會眯縫起來。由於從沒見過白人，她們便以為我肯定認識蒙博托和所有的美國要人。儘管我辯解過了，但她們似乎仍很擔心我會去打小報告，說某某人還富餘了一隻橙子。在自己的國家裡過著難民的生活，最能使人從慷慨為懷變得不再與人為善。扎伊爾人都已疲於奔命，不管到哪兒，你都能發現這一點。
我們在這兒的房子是用泥巴糊牆、茅草苫頂，相當寬敞，有兩個房間和一個灶間。這地方當然要比金沙薩那間讓我們整天悲悲戚戚的鐵皮水泥盒子讓人開心得多。在以前那間房子里，處在失靈邊緣的管道一直在向我們抱怨，就像上帝向挪亞抱怨，威脅說要來場大洪水。阿納托爾發誓，即使他能在金沙薩活過一萬個清晨，他也沒法習慣在自己的屋子中央拉大便。說實話，有了茅廁，似乎就像回到了文明社會。
但我們在這座村子裡生活時，總感到自己是過客。我們一隻腳已跨過邊界，踏入了應許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墳墓吧。我們的計畫是再次開上路虎，打包上路，從這兒前往安哥拉的桑扎蓬博。到了那兒，我們就能在一個嶄新的獨立國家裡一顯身手，那裡的希望正好與我們的相合。這十年來，我們一直傾心於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納托爾曾有機會去那兒的新政府里供職，當時談判剛剛結束，內圖登上了總統位，但阿納托爾尚未準備好離開剛果。後來，內圖死了，英年早逝。一九八二年，第二任總統若澤·多斯·桑托斯又發出了一份邀請，而那時的阿納托爾出於某種不便，無法接受這個職位：他正被關在提斯維爾兩平方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