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出埃及記 我們攜走之物艾達·普萊斯

亞特蘭大,1985年1月

五尋的水深處躺著你的父親,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的全身沒有一處朽腐,

卻都經受了海水神奇的變幻,

化成瑰寶,富麗而珍怪。

這無關生死。這個男人佔據了我們全部人的生命,至今仍堅守著他的宣言。如今,我們將不得不攜帶著他那領受了海水神奇變幻的、富麗而珍怪的各個部分,四散各地。我們彼此疏離,情智紛擾,在最黑暗的時刻凝視著那些明珠,那些珊瑚骨骼。我就是從這些東西里生出來的嗎?他有多少罪也是屬於我的呢?又有多少懲罰也屬於我呢?

蕾切爾看上去不可能知道什麼叫懺悔,但實際並非如此。她脖子上戴著那些慘白的眼睛,以便眼觀八方,避免受到攻擊。利婭全盤照收——骨頭,牙齒,頭皮——用它們給自己編織了一件苦行的僧衣。母親的創造則無比精緻,我實難盡述。她的造物在她的房子里佔盡空間,她必須小心翼翼地在黑暗裡繞著走動。

在亞特蘭大長時間從事志願工作之後,母親搬到了喬治亞州海岸邊的一座小村落里。村子在桑德林島上,村裡滿是古老的小石屋。她把那些沉沒的寶藏也帶到了她海岸邊的小居所。她大部分時間都在戶外,我想是為了逃避吧。我去看她時,每次都是在屋外帶圍牆的花園裡找到她。她將雙手沒入護根的土中,揉捏著山茶花的花根。如果她不在家,我只要走到古老的卵石路盡頭,就會看見她站在海堤上,穿著雨衣,沒穿鞋,凝望著大海。奧利安娜和非洲僵持不下。騎著單車飛馳而過的孩子們都會繞開這位戴著塑料頭巾的赤足老婦人。但我可以告訴你,她絲毫沒瘋。我母親最理智的姿態,就是只穿戴必需的衣物,將多餘的著裝拋在身後。鞋子會干擾她的交流,因為她需要一直對腳下的土地說話,請求寬恕。承認,否認,認錯,重新為那些可憎的事件繪出路徑,為自己的共謀找出合理性。我覺得,我們皆是如此,試圖杜撰自己的故事版本。所有的人類頌歌就其本質來說只是一首而已:「我的一生:我從歷史中偷取了什麼,我又如何與之共處」。

就我自己而言,我偷了一條胳膊和一條腿。我仍舊是艾達。但我不再歪歪斜斜地走路、不再拐彎抹角地說話,你現在很難認得出我。我走起路來,不再是明顯的一瘸一拐。奇怪的是,我花了好多年才接受了自己的新姿態。我發現我已不再擁有艾答,不再擁有那來回往複的神秘了。同我那撕裂身體的拖累一道喪失的,還有舊時的閱讀能力。當我打開一本書時,詞語便自行在頁面上列成了狹隘的單行縱隊。鏡像迴文詩歌在我的頭腦中尚未成形半首,便自行抹去。我很想念那些詩歌。有時,入夜後,我會悄悄地,像海德先生似的,故意一瘸一拐地在自己的公寓里繞著走動,想找回舊時觀看與思考的方式。和傑克醫生一樣,我也渴望著那蜷伏於我體內的特別的黑暗,有時,它幾乎就要降臨。架上的書升起,排列成一道道音樂般的彩色實線,世界退去,它那隱匿的形狀猛地沖向前,與我的雙目相對,但這感覺從來沒法維持。待晨光亮起,書又全都擠成一排,書脊朝外,變成化石,了無生氣。

除我便再無一人懷念艾答了,甚至連母親都不想念她。看著自己分娩出的這隻一蹶不振的小鳥兒終於可以挺直腰板,自在翱翔,她似乎喜不自勝。

「但我喜歡我那時的樣子。」我告訴她。

「哦,艾達,我那時候也很愛你啊。我從來沒有輕視你,但我希望你能更好。」

在這兒,在西方文明之中,我們的美德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簡單直接:期望完美,羞辱缺陷!可憐的艾達,偏癱,邪惡,煩擾著我們。近來勉強稍稍讓步,認定黑皮膚或瘸腿雖並不完全是某人的過錯,但那人仍應顯示出良好的素養去表現得羞愧難當。當耶穌治好了那些跛腿的乞丐時,他們難道不該站起來,跑下舞台縱情跳舞,將拐杖往斜刺里亂戳,揮舞著他們的大禮帽嗎?萬歲,現在全都好啦,萬歲!

如果你肢體健全、身體健康,你會主張:他們怎麼會不興高采烈呢?那些悲慘可憐的乞丐難道不是都想和我一樣嗎?

並不見得,真的,身體健康者的傲慢令人錯愕。沒錯,也許我們都希望能快速地到處走動走動,能用雙手拿著東西,但那只是因為我們不得不趕上你們其他人,不然就得抄經文。我們倒是寧願就像我們自己那樣,一切也能安好。

在我身上曾有兩個無法匹配的半身人,她們相加時會大於一,對此我該如何解釋呢?在剛果,我一半是本杜卡——走路歪斜的人,一半是本杜卡——膘肥體壯的鳥兒,狂野魯莽地在河岸邊橫衝直撞,令你倒吸冷氣。我們倆各有各的優點。這種天賦,我找不到合適的名字給它命名,所以它死去的時候,連個像樣的葬禮也沒有。如今,我已是體面的普萊斯醫生,看什麼都直來直去。完全讓位於我正常的那個頭腦了。

但沒有了這歪斜的視角,我又如何能杜撰出自己的故事版本呢?滑脫舊時皮膚,離開犯罪現場,怎麼可能是理所應當的呢?我們來了,我們看見了,我們帶走了,我們拋下了。我們必須容納自己的焦慮和悔恨。母親雖一直想將自己洗凈,卻依舊迷戀著身上的泥與塵。她仍冷酷無情。她聲稱現在我就是她的小女兒,可她卻仍舊緊摟著她的小寶貝。我相信,要等到她親耳從露絲·梅那兒聽到寬恕之詞的那一天,她才會放下那份重荷。

我一回來,就開車去看她了。我們一起坐在她那張瘦骨嶙峋的沙發上,拿著我在非洲拍的照片。我挑了一些,攤開讓她看。在她咖啡桌上擺放的貝殼中間,那些照片猶如一潭閃亮的色彩。

「利婭瘦了。」我說,「但她走起路來還是飛快。」

「蕾切爾還是老樣子嗎?」

問得好。「雖然境況變化很大,」我說,「可如果蕾切爾回伯利恆參加高中同學聚會的話,她肯定能贏得『紋絲不變』獎。」

母親漫不經心地看著照片,除了上面有姐姐們的那些。她會停在那上面,注視很長時間,彷彿正在傾聽她們柔聲細語的自白。

最後,輪到我自白了。我告訴她他死了。奇怪的是,她竟然毫不關心個中細節,但我還是和盤托出。

她坐在那兒,一臉迷茫。「我有些紫羅蘭花要去種一種。」她說著,便往外走到後門的門廊上,紗門砰地合上了。我跟著走了出去,發現她戴上了那頂舊園藝草帽,一手已提著泥鏟,另一隻手上則穩穩地托著紫羅蘭的苗床。她貓著腰穿過纏繞著的忍冬花叢,走到了花園的小徑上。像掄著大砍刀似的,她用泥鏟劈開幾株過度繁盛的藤蔓——那些藤蔓都擁擠在她那叢林般的小小門廊上。我們自覺地沿著小門廊走進了大門邊的生菜田。她跪在腐殖土上,開始在地上鑿洞。我蹲在旁邊,注視著她。她的帽檐很寬,帽頂已全部綳裂,就好像她腦子裡的什麼東西早已爆裂過了好多次。

「利婭說他可能本來就想走這條路。」我說,「那是榮耀之火。」

「他想怎麼樣,我根本不在乎。」

「哦。」我說。潮濕的地面將她牛仔褲的膝頭濡濕成大塊的深色,似血漬般隨著她的動作擴散開來。

「他死了,你難過嗎?」

「艾達,現在這對我還有什麼意義嗎?」

那你現在難過的是什麼呢?

她將花苗從苗床中抽出,解開柔嫩的白色根莖糾結成的網。她就這樣用赤裸的雙手將它們栽入地里,捅一捅,再輕輕地摁一摁,像是將絡繹不絕的小孩子放到床上去。她用左手的手背抹掉了臉頰兩側的淚水,在顴骨上留下了幾道黑色的泥紋。活著就會被標記,她無聲地說著。活著就要去改變,就會死上一百次。我是個母親。你們不是,他也不是。

「你想忘記嗎?」

她停下手頭的活,將泥鏟靠在膝上,看著我。「允許我們記住嗎?」

「誰說我們不能?」

「伯利恆沒一個女人問過我露絲·梅是怎麼死的,你知道嗎?」

「我能猜到。」

「還有在亞特蘭大和我共事的所有人,那時候我從事的是人權和非洲救援的工作,我們一次都沒聊過我有個瘋狂傳福音的丈夫仍然在剛果的某個地方。他們都心知肚明,但又覺得很尷尬。我猜他們是認為一旦說出來就是對我嚴厲的指摘吧。」

「那都是父親的罪。」我說。

「父親的罪不會被討論。事情就是這樣。」她又捅起了泥土。

我知道她沒錯。就連剛果也在試圖脫離自己舊時的血肉,假裝自己從未有過傷痕。剛果是個置身於陰影中的女人,心眼壞,行左踏右皆隨鼓點而動。扎伊爾則是個高個子的年輕男人,忙不迭地把鹽往肩後撒去。 所有的舊日傷痕均已更名:金沙薩,基桑加尼。好像從來就沒有過利奧波德國王,厚顏無恥的斯坦利也不存在。埋葬他們,忘了他們。除了鎖鏈,你一無所失。

但我恰恰無法苟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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