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薩，1981年雨季
阿納托爾進了監獄。也許是最後一次了吧。我從床上坐起來，穿上鞋子，強迫自己去照料孩子。窗外，大雨傾盆而下，澆到早已濕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車和孩子們身上。我就這麼站著，心想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們沒從亞特蘭大回來。
但我們不得不回來。阿納托爾這樣的人，有太多的東西要貢獻給自己的祖國。當然，不是貢獻給現行的體制，這個體制的唯一目標就是讓自己掌控權力。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於開槍、訥於提出問題的人。如今，唯一體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讓它垮台，阿納托爾就是這麼說的。他寧願待在這兒，就算要蹲苦牢，也不願對暴行視而不見。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榮譽感有多麼強烈，就像我清楚這房子的四壁一樣。於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離開。現在我什麼都失去了：既沒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條備用的秘密逃生路徑（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徹底破滅的話）。我以前總是想，還可以飛回家啊。可我現在不這麼想了。如今，我把那張好牌從洞里抽了出來，好好地看了看，發現它對我沒用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貶值了，就像以前粉紅色的剛果鈔票。
這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已經回過美國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是美國在我的腳下漂移嗎？還是它其實紋絲不動，卻是我大踏步地走開，追隨著我出走時引領我的煙柱，越走越遠呢？我們第一次出行的時候，待在美國似乎是有可能的。任何事皆有可能。當時我懷著帕特里斯——那是一九六八年，應該是吧。帕斯卡差不多已經三歲，學起英語來像只聰明的小鸚鵡。我在埃默里大學攻讀農業工程，阿納托爾讀政治科學和地理。他是個讓人震驚的學生，吸收著書上的每一句話，再透過那些話去琢磨他的老師都說不清楚的問題。公共圖書館，在他眼裡就是天堂。「貝埃內，」他悄聲說，「我頭腦里出現的每一件事，都已經有一本書在寫它了。」
「小心啊，」我就逗他，「說不定有本書是寫你的呢。」
「哦，那太可怕了！那應該是一本講述我童年罪過的全史吧。」
他覺得晚上睡覺簡直是玩忽職守，因為那得浪費掉讀多少本書的時間哪！他在開口說英語方面仍舊有點含蓄，比如，他就不願說床單這個詞，因為就他聽來，和屎區別不清。 但他讀起書來那股狼吞虎咽的勁頭，我確實從未見過。我開始和家人聚到一起。艾達那時正在醫學院里讀書，讀得很不錯，所以忙得不可開交；但我們常常能見到母親，幾乎是和她住在一起。她對我們都很好。帕斯卡在她的傢具上爬來爬去，像只貓似的趴在她的膝頭打盹兒。
我第二次回去，是在馬丁出生後為了休養身體，因為我得了極嚴重的貧血症，也是為了給孩子們注射疫苗。母親籌錢讓我們飛了回來。那次只有我和孩子們回來了，我們待的時間比預計的要長，想多吃一點那些精緻的美食，也給母親提供一次機會，讓她好好了解一下她僅有的幾個外孫。她領我們去了海邊，來到了離喬治亞州海岸不遠處大風肆虐的沙島上。孩子們簡直玩瘋了。那裡有堆肥堆了一半的各種花草，還有開闊的空間可以讓他們瘋跑，我卻開始想家了，因為那片海岸有股比柯基魚市場的腥味。我站在海岸上，穿越難以衡量的無盡空虛，朝著阿納托爾，朝著我留在身後的非洲種種，凝神遠望。
為這種事抱怨確實很可笑，但美國大多數地方竟然完全沒有絲毫氣味。我以前應該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最後一次回去的時候，我以為是我的身體出了問題。抵達後好幾個星期，我老是會去揉眼睛，覺得視力變差了，又或許是聽力不行了，但其實，離我而去的是嗅覺。甚至在雜貨店裡，在過道上被琳琅滿目的食品包圍著，置身於就算在剛果待上一輩子都見不到的如此多東西堆成的層層貨架中間，空氣里卻毫無氣息，只有模糊的、消了毒的空虛。我跟阿納托爾說了這事，他當然老早就注意到了。「美國的空氣是空白的。」我說，「甚至聞不出身邊東西的味道，除非你直接把鼻子湊過去使勁嗅。」
「也許那就是他們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他這麼說。
阿納托爾獲得了一筆教學實踐的津貼，其他研究生說，這點數額只能算是「零頭」，但這些卻比隨便哪一年我們倆加起來掙的都要多得多。我們再次住進了已婚學生的公寓，那是一棟膠合板公寓樓，四周松林環抱。我們年輕的鄰居們唯一的話題就是這裡有多麼破多麼差。對我和阿納托爾而言，它卻奢華得離譜。玻璃窗，每扇窗都帶鎖，每扇門都帶兩把鎖。不過我們身無長物，也沒什麼可偷的。自來水是熱的，廚房裡打開龍頭就有，另一個龍頭就在十步之內的浴室里！
孩子們時而思鄉，時而狂躁。他們對美國的有些東西胃口越來越大，這讓我警惕起來。還有些事情他們覺得沒什麼，這些事卻更讓我警惕。比如，那些白人和我會講三門語言的孩子們（他們能自如地在法語、林加拉語和英語之間切換，每種語言都會帶些口音）說話時的方式，他們雖然出發點是好的，卻會字正腔圓地大聲說話，彷彿面前是個牙牙學語的小寶寶。這是種侮辱。阿納托爾的學生們本質上也是如此，總是抑制不住地想要教他何為民主，何為人權——這些大二學生簡直無禮透頂！晚上，阿納托爾將這些事說給我聽時，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我卻憤怒地罵罵咧咧，又是扔枕頭，又是大喊大叫，而他就在已婚學生公寓里那張寬大舒適的雙人床上緊緊地摟著我。
我家鄉的公民把我的丈夫和孩子們都視為原始人，或怪物。到了街上，遠遠地，他們就會對我們怒目而視，認為我們都是禍根。混血夫婦是他們早就聽說過並且痛恨的禍根，而那幾個雜種孩子，就是我們有罪的絕佳展示。再走近些，他們就會直直地瞪著阿納托爾，臉上的輕蔑讓位給赤裸裸的震驚。他那武士般的臉膛和雕工精細的刻痕中蘊含的優雅，對他們來說陌生得猶如林加拉語。他們難以理解他。即便我母親的朋友們真的在努力，他們也從來不打聽阿納托爾的背景或才能，而只是會在他離開房間後才壓著嗓子問：「他的臉怎麼啦？」
阿納托爾聲稱別人瞪著他並未讓他不舒服，他這輩子早已習慣了做個局外人，但我受不了別人的傲慢。阿納托爾在他的國家，對欣賞他的才華和榮譽的人而言，算是出眾的美男子和卓有成就的人。整個童年時代，我一直在想，我毀了自己雙胞胎妹妹的一生，讓她落在我後面，蹣跚地步入光亮之中。我沒法再把丈夫和兒子拽入那種生活，那樣的生活只會讓他們的美在黑暗中盛開又凋亡。
於是，我們回了家，回到了這兒，步入災難之中。阿納托爾的護照在機場就被沒收了。當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因又累又無聊而互相打鬥，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時，我丈夫卻已在我沒留意時被制伏了。他在扎伊爾是通緝犯，當時我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阿納托爾告訴我，只是要走個手續，而他也只能把我們家在金沙薩的地址說出來，這樣他們才知道第二天怎麼把護照寄還給他。我哈哈大笑，說，（而且當著那些官員的面！）鑒於我們政府的效率，寄到家應該要等到明年了。然後，我們擠進了一輛破舊的小標緻計程車里。在那車裡倒是有家的感覺。我們回到了伊麗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時差沒倒過來而一陣一陣地驚醒。我頭腦里裝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讓孩子上學；找地方住；在金沙薩找一家可靠的銀行——既不會給我們舊扎伊爾幣，也不會給我們假冒的新錢——兌換母親給的美元；還要弄到食物，否則我們準保會把伊麗莎白壓得喘不過氣。這些想法沒有一件與我丈夫有關。我們甚至都沒睡在一塊兒，因為伊麗莎白四處借到的只有幾張小床。
但那晚也許是我們睡在一塊兒的最後機會了。天剛放亮，藍盔 就來砰砰砰地敲門。我還沒完全醒過來，伊麗莎白跌跌撞撞地往門口走去，一邊走一邊還在一絲不苟地裹纏腰布，四個男人猛地就沖了進來，把她掀到了牆邊。只有馬丁是真醒了，用他那雙碩大的黑眼睛瞅著那些人皮帶上的槍。
阿納托爾很平靜，但他看著我的時候，眼裡卻透著絕望。他提到了幾個人名，讓我馬上去找他們，說是能幫我們安頓下來，但我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他還說了一個地址，似乎得打亂順序讀。
「孩子們……」我開口，卻不知道該怎麼說完這句話。
「孩子們愛你勝過愛自己的眼睛。通往拯救的長木板 。」
「他們是非洲人，永遠是。你知道的。」
「貝埃內，要對自己好點。」
他就這麼走了。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對自己好點。活著，這項人人都要堅持下去的事業，現在殘酷得難以想像。
至少，我還知道他在哪兒，伊麗莎白說這是件幸事。我沒法同意她。他們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維爾，距利奧波德維爾南部約有一百公里，去往那裡的路是這個國家最好的，最近獲得外援後剛剛重新鋪設：監獄顯然就有這麼重要。我不得不奔走於八個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