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埃默里醫院，1968年聖誕節
我開始失去我的迂折 。
我在醫學院里交了一個自命不凡的神經病學家朋友。他堅信我這輩子都在身體力行一個極其嚴重的謊言。艾達的假帽。 照他的看法，像我這樣很早就發生的大腦損傷不應對身體活動造成持續的影響。他堅稱，在我大腦皮層未受損的部位一定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補償機制，而我拖拉疲沓的右側身體僅僅是在固守幼年期習得的一個習慣而已。當然，我將他嘲笑了一通。我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去接受這樣一種觀點：我對艾達的整個概念竟然是建立在我的身體與大腦的彼此誤解之上的。
但這個神經病學家極有說服力，長得又很俊，還獲得了一筆任誰都會朝思暮想的科研款項。為了證明他的錯誤，我就將自己的身體交給了他設計的一個實驗項目。整整六個月，他讓我做到徹底不走路，以便將所謂不良習慣的神經通路清除乾淨。靠著朋友們的幫助，我將自己那間小公寓重新布置了一番，使其適宜一個成年嬰兒居住。每天清晨，我都得小心翼翼地從床墊上匍匐到廚房地板上的咖啡壺和電爐前。我只使用冰箱的下半部分。為了保持尊嚴，去工作時我會坐著輪椅。那段時間，我正好在兒科輪值——運氣不錯，因為兒童不太會將自己的疾病怪罪於瘸子，不像成人。成人對於你說的話只是一耳進一耳出，心裡則總惦記著聖經里的指示，「醫家，你醫治自己吧！」但我發現兒童都很高興有個坐輪椅的醫生為他們看病。
在家裡，當我試圖記牢地毯上的瑕疵，我的肢體開始學習交互配合。一天，當我向前伸出左臂的時候，我感到一股橡皮筋般的力道在身下牽引著我的右腿往前探去。一周後，我發現自己能輕鬆地靠雙手和腳趾來平衡身體，將我的臀部往上推至空中，再翻身落下成坐姿。我情不自禁地為自己的成就拍手慶祝，謝天謝地，沒人看見。又過了沒幾個星期，我的雙臂就有了足夠的力量可以抓著傢具把自己拉起來，再鬆開成站姿。現在，通過摸索，我已能搖搖晃晃地走出一條直線。我學會了雙腳輪流邁步。我並非重新學習，這完全是第一次。因為母親聲稱，這些事我在嬰兒期一樣都沒幹成過。她堅稱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整日哭著鬧著要利婭待在身邊陪我玩。直到後來有一天，我毫無預兆地從沙發上滾落，便跟著她一瘸一拐地走了起來。母親說我從沒做過任何練習，只是一直盯著利婭，讓她為我們倆犯錯，直到我準備好勉強準確地獨自完成為止。母親如今對我很好，或許是因為我比其他孩子離她更近吧。但我並不同意她的說法。我自己也犯了許多錯誤，只是都是在心裡犯下的。
花了好長時間，我才終於相信自己得救了。並不是說不再歪斜了：我的身體仍有些斜，動作總是慢上好幾拍。而是說我從自暴自棄中得救了。事實上，直到今晚，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利婭眼下正在亞特蘭大，如果說這不是問題的全部的話，至少也是問題的一部分。利婭和阿納托爾，還有他們小小的兒子帕斯卡和另一個即將出生的孩子。利婭正在修農業經濟學，而他們所有人正在嘗試一個宏偉的計畫——在美利堅的土地上紮下根來。我覺得這番努力肯定長久不了。我和他們一起去食品雜貨店時，我感覺他們都畏首畏尾、一驚一乍，心裡卻又滿懷著嘲諷。他們當然會這樣。我還記得第一次去時的情景：在亮如白晝、令人目眩的倉儲式賣場里，整排貨架上儘是些髮膠、潔齒膏和爽足粉之類的東西，彷彿我們的蕾切爾突然前來掌管了一切。
「那是什麼，艾達姨媽？那個呢？」他們的帕斯卡問道。小傢伙眼睛睜得滾圓，邊走邊伸手指著過道兩邊：一罐粉色罐身的脫毛膏，一聽噴洒地毯用的清香劑，還有一堆蓋著蓋子的容器，大小和我們每天扔掉的罐頭一般大。
「那是些沒人真正需要的東西。」
「可是，艾達姨媽，怎麼會有這麼多種沒人真正需要的東西呢？」
我想不出冠冕堂皇的回答。為什麼我們有人對用什麼牌子的牙膏糾結，有人卻在濕泥土和骨灰之間糾結，不知道哪一樣能平息空蕩蕩的胃壁火燒火燎般的難受呢？對這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孩子，我實在無法把美國向他解釋清楚。我們把這難題留給了阿納托爾，因為他總能瞬間洞悉一切。他沖著巨大廣告牌上近乎全裸的女人發出嘲諷的大笑；與住在亞特蘭大街角的流民交朋友，問他們很詳細的問題，比如睡哪兒，怎麼吃東西，得到的回答都很有趣。你大概想像不到，有多少只棲息於亞特蘭大公共圖書館檐下的鴿子最終成了格蘭特公園裡的燒烤。
我發現自己和阿納托爾志趣極為相投。我覺得，我和他都是被標了記號的人。乍一看是些怪人，但又學會了照表面現象來接納這個世界。他的孤兒身份、他的離鄉背井、他那熱切而懷疑一切的心靈、他的孤獨，都使他早早就帶上了標記。我注意到他也是反向理解一些東西的，比如說，廣告牌上的賣點到底是什麼，貧窮從何而來，又去往何方。我不應覬覦我的姐夫，但我能以自己的方式來更好地了解他。阿納托爾和我一樣，棲居於同一種孤獨氛圍之中。我們之間的區別是他能夠為了利婭放棄自己的右臂和右腿，而我早已這麼做過了。
如果脫離了瘸腿的狀態，我是否會徹底迷失呢？
在露絲·梅和那麼多孩子死亡之後，我怎麼還能心安理得地存活下去呢？我的救贖會是死亡嗎？
在醫院裡，我有大把的時間來思考這類問題。我想起自己能接觸到無數種麻醉藥品，安眠是絕對可以實現的。你睡著的時候，上帝就看不見你，露絲·梅堅信這一點。惡不會剝奪沉睡中的眼睛。生存！
死亡。
他們時常拜訪母親。去年，母親新找到了一個類似教會的去處，便放棄了伯利恆的花間隱居地，搬入了亞特蘭大的公寓樓。她要遊行示威，爭取民權。他們付她工資，讓她去辦公室上班，但我知道她是為示威而活的。她頗擅長此道，而且對危險無動於衷。有一天她冒著催淚彈步行了一英里，然後晚上來到我的住處，好讓我檢查她的角膜，看是否有損傷。她的雙眼完全沒有絲毫紅腫。我覺得子彈根本傷不著她。
我忽然覺得我也需要宗教。儘管母親如今已有信仰，可她仍在受難。我相信身邊沒人的時候，她無時不在同露絲·梅說話，祈求她的寬恕。
利婭也有信仰：她的宗教就是受難本身。
蕾切爾沒有。顯然，我們這幾個姐妹里，就屬她最快樂。不過也許可以說，她信仰的是自己這個自創一格的女神。
我沒能那麼經常和利婭及阿納托爾見面，對此我很抱歉。當然，我是個醫學院學生，課程安排毫無人性，大家都體諒這一點。而且，我住在另外一個校區，和已婚學生的宿舍是截然分開的。他們在那兒造孩子，而我們在這兒只能救孩子。
這個月十分難熬——得在新生兒重症監護室輪值。上個禮拜，我們失去了兩個孩子。昨天，聖誕節的前一天，時鐘轉過整整兩圈，我始終在照看著三個小生靈，他們的肺吃力地運行著。由於早產，他們的肺猶如蝶翼般平展、無用。是三胞胎。我想起了內爾森關於如何處理雙胞胎的說法，以及漠視該傳統將會造成的可怕後果。我們這兒的情況更糟：三重災難降臨到了這對可憐的父母身上。我和孩子的爸爸談了談，那是個十六歲左右的男孩。我們說起應好好養育這些患病兒童的時候，他用的是假設語氣，顯然他並不想耗在這些孩子身邊。於是，重負就落到了做媽媽的人身上。當醫院裡的機器發出輕柔的蜂鳴聲，當白底鞋在大廳里來來回回地窸窸窣窣時，災難卻轟鳴著落到了自己也仍是個孩子的母親身上。這是她的聖誕禮物。她將簽下一輩子的賣身契。面對這三隻瞎老鼠，她的生活將再也無法擺脫勞碌和失望。身為沒有丈夫的妻子，學校里的朋友仍徜徉於花季之中，她或許會用菜刀割斷他們的尾巴。
誰說她不該披散頭髮、甩著臍帶跑入森林，跪下來，把三個小傢伙依次放到松樹下？誰敢說我處方給她的靜脈滴注和保溫箱就真的是明智之舉？
如果母親當初選擇離開我，又有誰能責備她呢？
子夜過後，我在實習醫師休息室里的小床上睡了過去。但我連連做夢，睡得極不踏實。裝在管子里的各種膚色的患兒在我的腦袋、胳膊和手上舞之蹈之。「生存還是死亡，生存還是死亡？」他們齊聲歌唱。「媽媽，我們可以走嗎？」
非洲從我的正義之屋、我的艾達道德準則底下，滑過地板，溜至屋外。以前，世界意欲將我強行塞入那幫只會揪自己耳朵的野孩子堆里，而我多麼自鳴得意、信心滿滿地在那個世界裡穿行。憤怒的艾達有資格、有權去蔑視每一個人。現在，她卻必須向那些認為她打出生起就該被丟在叢林里的人妥協讓步：好吧，他們說得在理。我把一件東西背負在自己歪斜的瘦脊背上從剛果帶出來了，那就是對生命價值的極度不確定感。而如今，我卻要當醫生了。看我多理智啊！
我在半夢半醒中掙扎著，這忙中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