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柯基傳教站，1965年1月17日
站在旱季清晨的迷霧中，周身寒冷。也許這只是我自己的感覺吧，也許只是因為我的血液太稀薄。以前，當我們抱怨喬治亞州北部凜冽的寒冬時，父親通常就會這麼指責我們。當然，這兒沒有冬季，赤道就不偏不倚地穿過我們的床。阿納托爾告訴我，去外面的灶間捅一捅火，就等於從北半球跑到了南半球。所以我現在確實當算作有閱歷 之人了，儘管如今已幾乎不可能離開傳教站。
真相直白而又苦澀：正是今天這個日子令我寒徹骨髓。我試圖不去注意日期，但盛開的一品紅卻沖著我咆哮說，無論如何，那個日子已然臨近。一月十七日我會早早醒來，心痛不已。那時我為何要自鳴得意地說：「誰有膽量跟我一塊兒出去？」正如我對她的了解，她最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別人稱為膽小鬼，更何況還是被她的姐姐。
那個周年紀念日，我們家過得一片陰慘。早上我殺了一條蛇，用大砍刀把它劈成碎塊，再把三段蛇身扔進樹叢。那是條大黑蛇，雨季快結束時，它一直在後門逡巡。阿納托爾走出來，看著我的傑作，彈了彈舌頭。
「那條蛇根本就沒傷到我們，貝埃內。」
「對不起，可是我今天早上醒過來，就想著一報還一報。」
「什麼意思？」
「意思是那條蛇在錯誤的一天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它吃了很多老鼠。現在，老鼠會跑進你的木薯堆里去了。」
「是黑老鼠還是白老鼠？我想我分辨不了。」
他看著我，看了很長時間，想要琢磨明白我的用意。最後，他問：「你憑什麼認為自己的悲哀這麼特別呢？基蘭加的兒童每天都在死去。此時此地，也有孩子奄奄一息。」
「哦，我怎麼把這事給忘了呢，阿納托爾。她只不過是那天離世的無數人當中的一個，更何況還有偉大的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我敢肯定從長遠看，露絲·梅完全無足輕重。」
他來到我面前，撫摸著我的頭髮。我的頭髮十分蓬鬆凌亂。要是我還記得要當一個稱職的剛果妻子，我會用頭巾把頭髮包起來。阿納托爾用襯衫下擺小心翼翼地擦拭著我的眼睛。「你以為我不記得小妹妹了嗎？她擁有一顆像獴一般的心。勇敢，聰明。她是基蘭加所有孩子的頭兒，其中還包括她的大姐姐們。」
「別談她了，去幹活吧，溫達姆博蒂。」我把他的手推開，瞪了他一眼。別再提她了，我也不會去說你的盧蒙巴。他就像這條可憐的蛇一樣被大砍刀砍碎，碎塊被扔進了伊麗莎白維爾一座廢棄的房子里，而我那可憎的故國竟還為之歡欣鼓舞。我騰騰騰地走入灶間，聽見老鼠早已跑進了木薯堆，正是對我怨懟之情的回敬。
這是我和阿納托爾不得不苦苦熬過的一天。我聽別人說悲傷可使人親近，但我和他心裡的悲傷卻迥然相異。我的悲傷是白色的，毫無疑問，而且還是美式的。我念念不忘露絲·梅的時候，他和其他剛果人卻在秘密地為早已喪失的獨立舉辦舉國哀悼日。我還記得，多年前，蕾切爾因她那條綠裙子上燒出一個洞而真心地號啕大哭，而與此同時，就在我們門外，赤身裸體的孩子們卻因空空的腹中燒灼的胃洞而凋謝。那時我真的懷疑過，蕾切爾的心是否只有頂針那般大小。我想他今天也是那樣看我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一天，我都可以像我的老朋友、那些本篤會修女那樣，祈禱在侍奉更大的榮耀時，讓自我意志喪失殆盡。但一月十七日，在我這顆自私的心中，卻只念著露絲·梅。
透過木板之間的縫隙，我注視著阿納托爾拎起書包，以他特有的脊背挺直的堅定步態，沿路朝學校走去。阿納托爾。我對造物的第一篇禱告應驗了。我們倆至少在身體上因各自囚室的石壁而得以保全。但心靈上的改變，我們仍在掙扎著去理解。我已經徹底失去了孩提時代的那些禱告所用的語言。於是，我的頭腦里回蕩著自身廣大的靜寂。而阿納托爾卻找到了塑造信仰的新語彙。
他的處境和我的一樣怪異，卻也堪稱幸運——我們都同意這一點。如今，大多數異見人士均遭處決，或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九六一年，蒙博托的軍隊才剛剛組織起來，仍有不少漏洞。剛開始的時候，阿納托爾靠和兩個百無聊賴的衛兵用瓶蓋當棋子下棋打發日子，他們允許他讀書、寫東西，只要不逃跑就行。他們都喜歡阿納托爾，很過意不去，說自己還要養家糊口：蒙博托的副手每天清晨過來清點囚犯人數的時候，會給他們幾個子兒或一點大米。清點結束後，他就能到院子里遍體瘡疤的芒果樹下教課。不管是衛兵還是囚犯，隨便哪一天，只要有人想學點兒東西，他就會教他們讀書認字。衛兵們會幫阿納托爾弄到書，不辭辛勞、想方設法地將他的信寄往各個國家。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發現了偉大的非洲民族主義者誇梅·恩克魯瑪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輕醫生阿戈什蒂紐·內圖的詩歌。於是他和他們通起信來。內圖和阿納托爾差不多同齡，也是從傳教士那兒受的教育。他曾留學國外研讀醫學，回國後開了家診所，好讓他的同胞獲得適當的治療，但情況並不盡如人意。一天，一幫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診所，打得半死，然後押入了監獄。民眾走上街頭要求釋放他，卻遭到機關槍掃射，如被伐斷的樹木般成批倒下。不僅如此，葡萄牙軍隊還四處將村落焚為平地，以抑制內圖的人氣。然而，他一出監獄，民眾便紛至沓來，和他一起在安哥拉組成了反對黨。阿納托爾受內圖的榜樣鼓舞，一直在談論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個地方與他相逢。我簡直無法想像，畢竟對他們來說，就連現在繼續通信都會很危險。
當然，阿納托爾最忠實的獄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蘇的一名修女，這把他的獄友都逗樂了。通往拯救的長木板！ 他們就是這麼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後的希望。但直到去年秋天我們重逢的那個時候，我對上帝並無多少信心，而且見誰跟誰急，顧不上拯救別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經受夠了「貧窮、貞潔、順從」這種話，現在要舊裝換新顏，讓自己成為阿納托爾的妻子。一輛醫療疏散吉普把我偽裝成屍體，一路歷經險阻，將我運到了比柯基。那是科基拉維爾郊外一座廢舊的橡膠種植園。我的心上人，經歷了三年並無正式指控的牢獄生活，最終獲釋，他正等在這兒，讓死人復生。
我們選擇比柯基，是寄希望於阿納托爾能在這兒找到他認識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膠業從業者。但大多數人要麼已經死了，要麼離開了這個國家。不過還是有驚喜的：他見到了伊麗莎白姨媽，他母親最小的妹妹。十年前，她來這兒找他。那時阿納托爾已經離開了很久，但伊麗莎白在傳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個孩子，之後就沒離開過。對阿納托爾來說，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負孤兒的身份，現在卻既有了親戚又有了妻子，變化不可謂不大。
傳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鎮，農業站也幾近荒棄。辛巴們雖未在此地安營紮寨，卻仍將歐洲人的地盤清理得乾乾淨淨。種植園裡到處都是殘磚碎瓦。（在我的想像當中，是那些橡膠工人被砍掉的幽靈之手把這裡拆除的。）僅剩下的一棟樓里有座圖書室，正是阿納托爾小時候當用人時自學英語讀寫的地方。在我的請求之下，我們就在那個房間里成了婚，由村長主婚。婚禮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圖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賜福，並給母親帶去了一束紅色的九重葛。伊麗莎白姨媽在我們肩頭披上了傳統的婚紗，叫作恩佐勒，這種漂亮的超大纏腰布象徵了百年好合，還可以當床單用。
在鼎盛時期結束之後，種植園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間曾被用作軍隊的庫房、產科醫院和山羊廄。如今的計畫則是用來作學校。科基拉維爾的部長頗為欣賞阿納托爾，所以對他坐過牢的記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仍聘他當該地區中學 的校長。我們還想推出農業拓展項目，培訓以前在橡膠種植園工作的工人種田、自給自足。我自願去診所幹活，一名幾內亞醫生每個禮拜會從科基拉維爾過來一次，給嬰兒打疫苗並看診。儘管我們吃盡了苦頭，但去年秋天，阿納托爾和我仍是風雨同舟，高聲宣講著「獨立」。我們說出這個詞的時候，會抬眼望天，彷彿那是一隻神奇的鳥兒，我們可以呼喚它，讓它自空中下凡。
之後發生了很多事，讓我們的希望日趨渺茫。但每件事都發生得太快，猶如魔術師在變戲法——外國黑手輪番在幕後操縱，白人國王換了一個又一個。黑人只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蒙博托的美國顧問甚至在這裡發起過一次選舉，後來卻惱羞成怒，因為當選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萬·基贊加，盧蒙巴的副官。於是，他們就派軍隊闖入國會，重新選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如果美國人想教我們民主的話，那這堂課實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納托爾評論道。
「刺激得讓人大氣都不捨得喘上一口。」我也贊同。
他說我有多重人格：說林加拉語時，甜美、母性；講英語時卻儘是嘲諷。我告訴他：「盡瞎說——我說法語的時候，還是掃雷艦呢。那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