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1962年
說出全部真相，但別太直接。 我朋友艾米莉·狄金森如是說。說真的，我還能有什麼選擇？我是個歪斜的小人物，一心只想著保持平衡。
我決定講話，這樣就有可能訴說。講話成了一種自我防禦，因為母親似乎已經變成了啞巴。而由於沒有人為我在這世界上的位置作證，我發現自己置身於當初一年級入學時面臨的同一座峭壁之上，搖搖欲墜。我究竟是天才，還是應該和那些只會揪耳朵的野孩子們一起接受特殊教育呢？我倒不是對身邊頭腦簡單的人有多介意，我只是需要逃離伯利恆。那兒有無數雙眼睛猶如一排排磚塊堆砌成無數面窺探之牆，每呼吸一口空氣都會吸入別人最近八卦的酸臭味。我們回家時受到了英雄般的特殊禮遇：整個鎮子對可以拿來嚼舌根的好材料正如饑似渴。歡迎，歡迎！歡迎可憐的普萊斯一家回家！驚恐，喪親，怪異，無家可歸（沒了牧師，我們就不能住在牧師宅邸里了），被黢黑的非洲（或許還有異教徒）所玷污的奧利安娜和艾達，偷偷摸摸地返回鎮子，身邊已無男人，好似一對得了狂犬病的斑點狗，蹣跚回家，垂頭喪氣。
我們被看作瘋子，母親坦然接受了這個診斷。她把我們的東西從倉庫搬入了小鎮松樹成蔭的郊區的一棟膠合板木屋裡。她靠沃頓外公少得可憐的遺產把木屋租了下來。她沒裝電話，反而拿起了鋤頭，開始將租來的砂石遍布的兩畝地每一寸都種上了植物：花生、甘薯，還有五十來種花卉。她似乎鐵定心思要讓災難隨著草木繁盛而被抹去，就像新長出的頭髮抹去原來糟糕的髮型。這條路上的一戶鄰居養了一隻很兇的鵝和幾頭豬，母親便每天去把它們的糞肥分兩半裝在兩隻一蒲式耳木桶里拎回家，像個勤勞的非洲人。要是看見她把第三隻木桶頂在腦袋上，我也不會大驚小怪。盛夏時節，我們都沒法望向窗外，因為毛地黃和矢車菊遮住了視線。母親說她的目標是在路邊搭間木棚賣花，每束花賣三美元五十美分。我在想伯利恆對此會有何看法。牧師的妻子打著赤腳去擺路邊攤。
母親熱心研讀種子目錄時，我也在仔細琢磨埃默里大學的手冊，看我入學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後，我就乘上灰狗巴士去了亞特蘭大，一瘸一拐地走入了招生辦。我獲准同一個名叫霍爾登·里麥爾博士的先生約談，我想他的工作就是打擊像我這樣去同他約談的人。他的辦公桌超大無比。
我張開嘴，靜等那句話自行流淌而出。「我需要入讀你們的學院，先生。完成學業後，我還需要入讀你們的醫學院。」
里麥爾博士煞是震驚。我說不准他這樣是因為我殘疾，還是因為我膽大包天。但我聽到自己嗓音時的那種震驚程度說不定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問我是否有資金，是否有高中的成績單，是否至少上過高中的化學課或高等代數課。我給出的唯一回答就是：「沒有，先生。」但我提到自己讀過相當多的書。
「你知道什麼是微積分嗎，年輕的女士？」他問，那樣子彷彿手裡藏著可怕的東西似的。由於是在普萊斯牧師的耳提面命之下長大，我對這種程度的恐嚇頗具免疫力。
「知道，先生。」我說，「那是關於變化的數學。」
他的電話響了。等著他通話的時候，我心算出了他書架上標了號碼的一大排文件的數字的總和與乘積。那些文件的順序完全不對，我就列了個方程式，把它們按序重排了一遍，並寫在紙上給他看。但做這件事只能用代數，沒法用微積分。我還觀察到他的名字倒著看的話，是個法語動詞，意思是穿著破衣爛衫，於是我也告訴了他。我並不是特意要去冒犯，因為他的穿著無可挑剔。
里麥爾博士突然認定，由於我是老兵的孩子，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補貼。他安排我參加入學考試。為此，一個月後，我又返回了亞特蘭大。數學考試的所有題我都答對了，辭彙部分則有四道題答錯了，全都錯在單詞分類題上，這種題我一向答不好。鑒於自身的處境，我發現任何事物最後幾乎都可歸屬於任何地方。
我說出了真相：我需要入讀他的學院。我需要離開伯利恆，離開我的皮膚、我的頭顱、我家人的幽靈。這並非因為我為母親感到羞恥——我，村裡的白痴，怎麼可能為她感到羞恥呢？有她的瘋狂做伴，我還挺高興的呢，而且那種瘋狂我也絕對能理解。但母親想要把我當食物一樣消耗掉。我需要自己的房間。我需要書本。我平生頭一回需要同學，他們能告訴我每天要去思考些什麼。
在有機化學、無脊椎動物學和完美對稱的孟德爾遺傳學裡，我發現了一種能滿足我的宗教。我像背禱文似的背誦元素周期表，像領取聖餐似的參加考試。我度過的第一個學期充滿了神聖，我的頭腦里塞滿了林海般的數據。林海間安卧著一片片廣闊的絕望平原，我繞過它們，只在林中穿行。
由於沒法給她打電話，我就每個周末坐巴士回去一趟。我們喝茶，她給我看她的花兒。奇怪的是，父親在的時候，她從來沒從事過園藝，那是他的領域。他指示我們大家都去栽種有用的食材，為了主的榮耀，諸如此類。在整個童年時代，我就沒見我們家的院子里栽過一朵花，連一棵蒲公英都沒有。如今，母親的窩棚僅僅是一方聳起的屋頂，四周卻圍繞著如火如荼的粉色、藍色、橙色。你得彎腰通過蓬勃的大波斯菊拱廊，還得用右臂使足了勁推開擠入人徑的蜀葵，方能來到門口。沒想到，母親竟對栽花極有天賦。她自己就是一座逐漸成形的植物園。
我去看她的日子裡，彼此的話從來不多。我想，或許我們倆都因這沉默而如釋重負吧。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了，我欠她一條命，而她什麼都不欠我。但我離開了她，她很傷心。對於這一切我還很不習慣。我一直是那個犧牲了生活、肢體和半個大腦來救助另一半的人，我向來如此。我習慣了傲慢地拽著自己穿過這世界，而這世界欠我的，根本無以償付。長久以來，我都依賴著殉難所帶來的舒適感。
如今，我也欠下一份無法償付的債了。她緊緊握著我的手，經歷了艱難險阻。母親要將我拽出非洲，哪怕那將是她的最後一搏。我覺得那很可能是。事情是這樣的：那個生意人的卡車好似鏽蝕斑斑的天使降臨在布隆古，他應允將我們連同他的那些香蕉一起載往利奧波德維爾。但他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把我們扔下了車，以便放上更多的香蕉。和沿途的一些士兵交涉之後，他確信當時在城裡，水果的要價比白種女人更高。於是，我們就出了局。
我們徒步走了兩天，粒米未進。入夜之後，我們就蜷縮在樹林的邊緣，用棕櫚葉蓋在身上，以免被士兵發現。第二天深夜，一輛軍用卡車停在了我們身邊。有個人冷不丁地把我們扔進了後車廂，我們就這樣落在了膝蓋、頭盔和步槍中間。毫無疑問，士兵們原本是打算傷害我們的，而我渾然不覺。但母親毛玻璃似的眼睛唬住了他們。顯然，她已惡靈附體，要是這些人不想被惡靈入侵，就最好別來碰她，或我。尤其是我。所以，他們始終與我們倆保持著距離。我們沉默著，擠在卡車後部一路顛簸而去，途經幾十處軍事路障，最後被交給了比利時大使館。大使館接收了我們，等著有人想出法子該拿我們怎麼辦。我們在醫務室里待了十九天，吞下了各種各樣特製的毒藥，因為我們的腸子里有寄生蟲，腳上、前臂上則生長著真菌，還患了比普通程度更厲害的瘧疾。
後來，我們坐上了一架醫院的飛機，機上全是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和患病的白人。我們就這樣被運走了。飛機轟鳴著穿越漫長的黑夜，我們在黑夜中睡得像死人一般。當嗡嗡聲戛然而止，我們便坐起身，像被吵醒的殭屍一般眨著眼睛。圓形的窗戶外透進亮光。機身呻吟著打開來，我們就這樣倏然間被投遞到了喬治亞州本寧堡和煦的春日空氣之中。
要描述返回時的震驚之情已不可能。我只記得我呆站了相當長的時間，緊盯著乾淨利落的水泥路緣石上漆得頗為整潔的黃線。那麼黃，那麼直。我久久地思考著人類的工業——油漆、裝載水泥的卡車和澆築混凝土的模子，所有注入那一道路緣石的資源。為了什麼呢？我很難想清楚答案。為了不讓車停在那兒嗎？是因為有太多的車，美國才必須被分割成有車的地方和沒車的地方嗎？是一直如此，還是我們不在的時候，它們和電話、新款鞋子、半導體收音機及玻璃紙包裝的西紅柿一起大規模繁殖了呢？
然後，我又盯著交通燈看了一會兒，它被電線精心懸在十字路口上方。我不敢去看那些車子，因為我的大腦會被斑斕繁複的色彩和協調一致的金屬運動搞得咆哮嘶吼起來。一陣中性味道的空氣自我身後的開放式建築那兒刮來，隨之而來的還有熒光燈高頻的嗡鳴聲。即便我身在室外，仍有種特別的幽囚感。一本被丟棄的雜誌躺在街邊，乾淨得無法想像。一縷微風替我輕柔地翻動著，一頁一頁：一個頭巾裹得一絲不苟的白人母親，身邊是一台碩大無朋的白色乾衣機、一個肥胖的白人孩子和堆成小山的亮白衣服——我覺得那堆衣服多到足夠讓整個村子的人穿；下一頁，一男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