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真事：我父親聖誕節當天在一所臨終關懷醫院去世了，那時候醫院大廳里有一個穿著黑色大靴子、蓄著鬍鬚的小丑，正在表演小丑版聖誕老人的節目，以此娛樂一個與我父親生前交好的老人，他得了肌肉萎縮症，時日不多了。我不在場，我當時在巴黎做一個關於旅行藝術正在分解的報道——是我侄子賈斯珀幫我找的一份差事，他在紐約一個廣告公司工作，那個公司對於顧問的迷戀比朱莉婭·查爾德 對雞肉的迷戀更甚。這些年來，賈斯珀幫我謀得這些差事，讓我在寫作《我不會說出名字的美國偉人》時得以維持生計。
我很迷信。比如說，我想過雖然父親身體不錯，但是我一出國他就會去世。他真的去世了。
在七月一個全球變暖的日子，我飛到麥爾斯堡，然後租了一輛車，往我母親家開去，我們要紀念（這是她的術語）我父親過世六個月。其實是七個月，由於我在多倫多為HBO的一部電影選址，六月二十五號不可能趕回來，而我母親認為，最能體現敬意的做法是等到一個月後的同一天再操辦。我不會問我母親一大堆問題，如果我做得到，我就按照她說的做，以求太平。作為母親，她不算苛求。大多數要求都很簡單，關係到她對禮數周全的理念，總是集中在寫便條這件事上。我有些朋友非常擔心他們的父母，每個周末都去探望；還有些朋友每天都給家裡打電話；有的幫父母修剪草坪，因為找不到人去干。至於我母親，問題往往是：我能給佛恩斯太太寄一張弔唁卡，對她家的狗不幸離世表示慰問嗎？或者，我能做件好事，給紐約我家附近的一個花店打電話，要他們給我母親的一個朋友送一束花慶祝生日嗎？因為跟不熟的花店訂花可能會是一場災難。我不買花，在韓國集市上都不買，不過我四處打聽了，後來聽說送到那個朋友家門口的花是非凡的成功。
我母親的朋友成千上萬，是她讓賀卡業維持運轉。如果真有土撥鼠日 的問候卡，她很可能真的會給別人寄一張。還有就是，好像從來沒有哪個人會從她生命中消失（除了我父親這個引人注目的例外）。她跟十五年前住斯威夫特家庭旅館時為她打掃房間的女僕還有賀卡往來——而我父母只在那兒待了一個周末。
我知道我應當心懷感激，她是一個如此友善的人。我的很多朋友都在哀嘆，他們的父母和每個人都能發生爭執，要麼就是完全不善交際。
於是：我從紐約飛到麥爾斯堡，坐巴士到租車公司。讓我無比欣慰的是，上車點火的那一瞬間，空調就開始吹冷風了。我把身子往後仰，閉上眼睛，開始用法語從三十倒計時，開車前我需要放鬆神經。然後，我放上吵鬧的音樂，調好重低音，出發。我摸了摸方向盤，看有沒有自動控速裝置，因為只要再吃一張罰單，我的保險就會被吊銷。或許可以讓我母親寫一張彬彬有禮的便條，為我說情。
不管怎樣，我這個故事所有的預備程序不過如此：旅途中半路上幾乎註定要下的五分鐘急雨，那些美麗的橋，放出大力神般臭屁的死卡車。我開到維尼斯，和著米克·賈格爾 唱《馱畜》。我開到我母親住的那條街，那兒似乎是全美國唯一一段由上帝直接守護的路，只有四分之一英里長。我以一個開著裝有雷達的汽車的佛羅里達警察的眼光，把自動控速設為二十公里每小時，慢慢滑進她的車道。
天熱成這樣，我母親還在外面，她坐在草坪椅上，椅子周圍環繞著一圈盆栽的紅色天竺葵。見到母親我總是很迷惑。不管什麼時候，一看到她我就六神無主。
「安！」她說，「哦，你累壞了吧？坐飛機很難受吧？」
其中的潛台詞讓我很鬱悶：這種預設是，到達任何地方都要經過地獄般的折磨。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我坐的是全美航空的班機，座位在最後一排最後一個，每一次箱子砰砰地撞擊行李艙的時候，我的脊梁骨都會痛苦地震顫。我的旅伴是一個肥胖的女人，帶著她不停扭動的嬰兒和十來歲的兒子。那男孩不願意好好坐著，他尖叫，亂動，打翻了我的蘋果汁，這時她就擰他的耳朵。我只是沉默地坐著，我能感覺到我過於安靜了，讓每個人都很崩潰。
我母親的臉還是很粉嫩。父親去世前不久，她去找皮膚病專家做了微晶磨皮手術，去除了嘴唇上方一個小小的惡性皮膚瘤。她戴著必不可少的寬邊帽，一副船王奧納西斯式的墨鏡。她還是標準著裝：前面多一片布的短褲，因此看起來像穿著短裙；飾有亮片的T恤，今天的圖案是一隻黑耳朵閃閃發亮的獅子，在我看來，鼻子的顏色是對的。獅子眼睛，你以為會用亮片，卻被塗了顏色。是藍色。
「愛你。」我說著擁抱她。我學會了不回答她的問題。「你就在外面太陽底下坐著等我嗎？」
同樣，她也學會了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們可以喝點檸檬汽水，」她說，「保羅·紐曼做的 。還有那個人的番茄大蒜調味汁——我後來自己再也不做了。」
意外幾乎馬上就來，就在她把一疊紙塞進我手裡之後：她想讓我看的朋友寫給她的感謝信；一封她看不明白的關於即將到期的雜誌訂閱的信；一份她拿回來的吸塵器廣告，想聽聽我的意見；兩張她十年前買的百老匯歌舞劇票，她和我父親從未使用（問我做什麼呢？）；還有——最有趣的是在紙堆底下——有一封來自德雷克·得雷奧戴德斯的信，是她的鄰居，信中說讓她搬過去和他同住。「還是買吸塵器吧。」我說，想開個玩笑打岔。
「我已經回覆了，」她說，「你要是知道我說了什麼也許會很驚訝。」
德雷克·得雷奧戴德斯曾在我父親的追悼會上致辭。在那以前，我只見過他一次，當時他拿著一個金屬探測儀在我父母的草坪上走來走去。噢，不對，我母親提醒說，有一次我跟他在藥店里攀談過，我和她經過那裡給父親買點葯。他是一個藥劑師。
「唯一會讓我驚訝的就是你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說。
「『肯定的回答』！瞧你說的。」
「媽，」我說，「告訴我你都不會花一秒鐘去考慮這事兒。」
「我考慮了幾天，」她說，「我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因為我們很合得來。」
「媽，」我說，「你在開玩笑對嗎？」
「你對他了解更多一點就會喜歡他。」她說。
「等等，」我說，「這個人你幾乎都不了解——還是我太幼稚了？」
「哦，安，到了我這歲數，你就不一定想把別人了解得那麼清楚了。你想要的只是合得來，你可不能讓自己再卷進那些已經演完的劇情了——人年輕歲月里的那些故事。你只是想——你想要你們合得來。」
我坐在我父親的椅子上。扶手上讓他抓狂的滑來滑去的墊布已經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塊顏色深些的布料，在以前墊布的位置。爸爸，給我一個信號，我心裡想著，看著那亮閃閃的布料，好像它是個水晶球。我緊緊握著杯子，杯身上有水汽。「媽——你不可能是認真的。」我說。
她眨眨眼睛。
「媽——」
「我要住進他家了，他的房子就在這條街跟棕櫚大道的夾角處。你知道，他們最開始建的那種大房子，搞分區制之前人們追著要這種大房子，豎起了那些沒有個性的號碼。」
「你要跟他一起住？」我難以置信地說，「可是你得保留這棟房子。你要保留的，是不是？萬一要是事情沒成。」
「你父親認為他是個好人，」她說，「他們以前周三晚上玩撲克，我猜你知道。要是你父親還在，德雷克還會教他怎麼發電子郵件。」
「用一台，用——你沒有電腦。」我傻傻地說。
「哦，安，我有時不明白你。好像你父親和我就不能開車到『電路城』買一台電腦——他本可以給你發郵件的！他為此感到很興奮。」
「嗯，我不——」我似乎無法完成任何思考。我又重新開始。「這也許會是個大錯，」我說，「他跟你只隔了一個街區，真的有必要搬過去和他同住嗎？」
「你那時有必要去佛蒙特跟理查德·科林漢姆同住嗎？」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一直在瞪著她。我微微垂下眼帘，看到了獅子的藍眼睛。我把目光投向地板。新地毯。她什麼時候買了新地毯？是她做出決定以前還是以後？
「他什麼時候問你的？」我說。
「大概一星期前。」她說。
「他發郵件來說的嗎？還是只給你寫了個便條？」
「要是我們有電腦，他是可以發郵件的！」她說。
「媽，你對此真的是認真的嗎？」我說，「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哪一個因素，是什麼令人絕對信服的原因讓你跟理查德·科林漢姆一起生活呢？」
「你為什麼總是說他的全名？」我說。
「大多數我認識的老太太，她們的女兒要是知道母親記得她們男朋友的大名都會高興，更別說是姓了。」她說。「年事已高的老太婆們。是的。我自己也煩透了她們。我明白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