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最後的古怪一日

凱勒反覆琢磨感恩節是否要去坎布里奇看他女兒琳。如果他十一月去,就見不到侄子侄女了,他們只在十二月回東部過聖誕。也許他們本來可以放下工作,兩個假期都回來,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他女兒搬進自己的公寓以後,感恩節全家都在她那裡聚會,到現在已有六年了;聖誕節大餐去凱勒的姐姐家,在阿靈頓。他女兒的公寓在波特廣場附近。她以前跟雷·瑟魯托一起住,後來她認為找一個汽車機修工實屬屈就。一個好人,一個勤快的工人,一個紳士——接下去,她很自然選擇了一些凱勒發現幾乎無法與之相處的男人,和他們一茬接一茬地過著一夫一妻的生活。噢,可是他們擁有白領的職業和白領的渴望:比如現在的男友,她最近跟他飛到英國去,整整三天,就為了看多佛白崖 。即使那兒有藍鶇鳥,也沒人提起過。

多年前,凱勒的妻子蘇·安妮搬回弗吉尼亞州的羅阿諾克,她在那裡租了一間「婆婆公寓」,女房東是她大學同學,那時她和凱勒還在戀愛。蘇·安妮開玩笑說,她自己已經變成某種理想的婆婆了,料理園藝,在朋友出門的時候幫他們照顧寵物。她很高興重新做回園丁。在和凱勒一起生活的近二十年間,他們位於波士頓郊區的小房子被樹蔭遮蔽,除了春季的鱗莖植物,幾乎什麼也長不了,即使是那些鱗莖植物也得種在花壇里,因為土地肥力太弱。最終,松鼠發現了花壇。蘇·安妮的崩潰一定跟松鼠有關。

那麼,打電話給女兒,或是做點更重要的事,打電話給鄰居——「快樂旅遊」旅行社的西格麗德——跟她道個歉。他們最近在本地一家中餐館吃了一頓平靜的晚餐,卻被一場大雷雨打斷,雨勢猛烈,簡直是在宣告查爾頓·海斯頓 的出場,這讓凱勒想到他的窗戶沒關。他也許不該拒絕把飯菜打包,但是當他想到讓她到家裡來吃晚餐——他家一片狼藉——或者去她那兒,還得看她兒子那張臭臉,似乎還是狼吞虎咽地吃完飯比較省事。

吃過那頓倒霉的晚餐之後幾天,他買了六張彩票送她,希望某個號碼能中獎,給她兒子弄一輛自行車,不過顯然彩票都沒中獎,要不她會打電話來的。她兒子那輛昂貴的自行車被人用刀指著搶走了,是在一個他跟他媽媽許諾不會去的街區。

兩三個星期前,西格麗德和凱勒開車去波士頓美術館看展覽,後來去了一家咖啡館。因為被一個推著輛裝甲車那麼大的嬰兒車的媽媽撞了一下,他笨手笨腳地把一杯茶潑在了她身上。他把餐巾拿到女盥洗室門口,讓西格麗德擦擦,他竟然——有人可能會說,相當仗義地——還想到從自己襯衣口袋裡的多種維生素小盒中取出一顆每日必服的維生素E,咬掉膠囊末端,叫她從他的指尖上刮取那點黏稠的東西,塗在燙傷的地方。她堅持說自己沒被燙著。後來他們在回車上去的路上爭執起來,他說她不必裝得一切無恙,他喜歡實話實說的女人。「西格麗德,我把你燙到了,那不可能沒事。」他對她說。

「這個嘛,我只是覺得沒有必要為了一個無心之失而責怪你,凱勒。」她回答。每個人都用他的姓氏稱呼他。他出生時的名字是約瑟夫·弗朗西斯,但無論是喬、約瑟夫、弗蘭克還是弗朗西斯都不合適。

「我太笨了,動作也慢,沒能及時幫忙。」他說。

「你挺好的,」她說,「如果我哭,或者失去理性,反而會讓你更高興是嗎?你有一面總是時刻保持警惕,彷彿對方一定會失去理性。」

「你對我妻子的個性了解那麼一點。」他說。

西格麗德在蘇·安妮離家之前、之中和之後都住在他隔壁。「那每個人都是你妻子嗎?」她說,「你是這麼想的嗎?」

「不,」他說,「我是在道歉。我為我妻子做得也不夠多。很明顯我的行動不夠快,或者不夠有效,或者——」

「你總是在尋求原諒!」她說,「我不會原諒或不原諒你。這樣如何?我對具體情況缺乏了解,但我想你也未必應該對事情的結果負全責。」

「對不起,」他說,「有人說我話太少,不給別人機會來了解我,而其他人——比如你和我女兒——又堅持認為我批判自己是為了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我沒說過這種話!別把別人的話安在我嘴裡。我說了,茶不小心灑在我背上的事和你與你妻子之間無疑非常複雜的關係,這兩者之間實在沒——」

「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太複雜了。」凱勒小聲說。

「別小聲說話。如果我們需要討論問題,至少讓我聽到你在說什麼。」

「我沒有小聲說話,」凱勒說,「那只是一個老人有氣無力的喘息。」

「你又說起年齡!我應該同情你的老齡!你到底有多老,既然你總是提到這個?」

「你還太年輕,數不到那麼老,」他笑了,「你是一個年輕迷人的成功女性,人們樂意看到你走進屋子。而他們抬頭看我,看到的卻是一個老人,就會移開目光。我走進旅行社,他們沒有一個不低頭縮進桌子下面的。你記得吧,那就是我們怎麼認識的,因為美國人通常不會拜訪自己的鄰居。只有你光彩照人地對我笑臉相迎,其他人都假裝我不在場。」

「聽著,你確定這是我們停車的地方嗎?」

「我什麼也不確定。這就是為什麼我讓你開車。」

「我開車是因為你的驗光師在我們離開前不久給你滴了散瞳的眼藥水。」她說。

「但是我現在好了。至少,我通常並不完美的視力回來了。我能開回去,」他指著她的銀色阿瓦隆說,「對我來說這車太高貴了,真的,不過開車是我現在最不願做的事,我已經毀了你的一天。」

「為什麼這麼講?」她說,「因為你樂得認為一些小問題就能毀了我的一天嗎?你真是沒救了,凱勒。還有,別再小聲說那正是你妻子會說的話。她只是居住在行星地球上的另一個人,除此之外我對你妻子毫不關心。」

她從口袋裡掏出鑰匙圈,扔給他。

他很高興他接住了,因為她把鑰匙往空中拋得太高了,但他確實接住了,他也確實記得在按鈕開鎖的時候先她一步,為她打開車門。他從車後繞過去的時候,看到保險杠上貼著「善待動物組織」,那是她丈夫用來給車做裝飾的,後來他為了一個小他很多歲的佛教徒兼純素食主義動物權利活動家離開了她。

他至少是慢慢地走向瘋狂,先是訂閱《史密森尼》 雜誌,後來才訂一些刊登戴鐐銬的飢餓的馬和被割除腳爪的眼神驚恐的動物照片的通訊——這些她覺得讓人送到家門口都難為情的材料。離開前的一年,他周末去一個動物援救社團工作。當她告訴他,他痴迷於關注動物的困境,甚至不惜以婚姻和兒子為代價時,他把一本他的出版物捲成筒,不停地拿它拍打手心,激烈地抗議,好像在責罵一條壞狗。她記得他不知怎麼地把話題轉移到了亞洲仍在非法進口象牙。

「你總想吵上一架。」她說。她最終再次開口的時候,凱特正迂迴輾轉把車開出波士頓。「這樣跟你相處很難。」

「我知道很難。我很抱歉。」

「來我家吧,我們可以一起看《佩里·梅森》 的重播,」她說,「每晚十一點有。」

「我熬不到那麼晚,」他說,「我是個老年人。」

凱勒在接女兒的電話(電話這麼多天第一次響起),耐心地聽她描述她的情況,她那頤指氣使的人生。說話之前她明確告訴他,如果他要問她是否打算跟艾迪生(叫艾迪生 !)·佩奇分手,她就掛電話。另外,他也很清楚,她不想被問到她母親的事,儘管,沒錯,她們是在通過電話聯繫。她還不想聽到對她光鮮生活的任何批評,基於她最近跟揮霍成性的男友在英國度了三天假的事實,還有,沒錯,她打了流感疫苗。

「現在是十一月,可以問你打算投票給誰嗎?」

「不可以,」她說,「即使你選的是同一個人,你也會找到什麼方法來戲弄我。」

「要是我說『閉上眼睛,想像一頭象或一頭驢 』呢?」

「要是我閉上眼睛,我看到……我看到一個馬屁股,那就是你,」她說,「我能繼續了嗎?」

他嗤之以鼻。她有急智,像他的女兒。這點遺傳了他,而不是他的妻子——她從不開玩笑,也理解不了玩笑。很久以前,他妻子找了一個完全沒有幽默感的心理醫生,他把凱勒召去,要求他跟蘇·安妮說話要直截了當,不要拐彎抹角,也不要含沙射影,或者——語帶幽默——這天理難容。「如果我急不可耐地想要講一個種族歧視的笑話怎麼辦?」他問。這個想法當然很滑稽,他這輩子從沒講過種族歧視的笑話。可是心理醫生當然無法領會他的語氣。「你琢磨著有必要跟你妻子講種族歧視的笑話嗎?」他說著停下來在他的便箋紙簿上塗了幾筆。「除非做夢的時候想到。」凱勒面無表情地說。

「我以為你要繼續說下去,琳。」他說。「我說這話表示我的態度,而不是責備。」他趕快加上一句。

「凱勒,」她說(從她十來歲的時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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