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我有理由想想托馬斯·科貝爾——小托馬斯，親戚們總這麼叫他。小托馬斯糊弄了家裡的長輩好一陣子，因為他小時候那麼懂禮貌——簡直到了諂媚的地步——還因為他的父親老托馬斯一直是個真正的大好人。我們是城裡的人家，住在費城和華盛頓特區，小托馬斯父親的死加深了大家對於鄉村生活的種種偏見。他實際上死於肺炎併發症，肺炎是在醫院裡傳染的，在那兒他躺在床上做骨折牽引治療，他之前從一輛乾草車上摔下來，腿折了，腳踝碎了，骨盆裂了，得重新拼接。而傳說的版本是他摔下來以後立刻喪了命，這總是被作為忠告，用來提醒家裡愛好滑雪、航海甚至徒步旅行的小輩們要小心行事。為了方便講故事，老托馬斯的死常常和他侄子皮特很久以前的死亡聯繫起來，皮特是在布魯克林大橋上下車去察看堵車的情況時被閃電擊中的：砰！托馬斯滑下乾草車的時候，突然划過一道閃電，而搬到紐約城的皮特，遭到雷擊一命嗚呼，閃電照亮的短短一瞬間，好像有人用閃光燈拍了一張照片。我猜很多人家都是這樣，把有些事放在一起講有時是為了追求效果，有時則是為了掩蓋真相。我三十歲時才把兩樁死亡的時間順序搞對。這只是我們家族裡的人講故事的方式，並不是為了欺瞞小托馬斯。
小托馬斯是個鬼鬼祟祟的孩子。他毫無理由地偷偷摸摸到處轉，穿著襪子輕輕踏過房間，有時他母親和他妹妹莉莉轉了個彎就發現他像雕像一樣站在那裡。他母親總是說小托馬斯沒有雷達，沒有避開人和東西的本能。他穿著襪子走來走去讓情況變得更糟糕，因為你要是受驚喊叫，他也會受驚，然後大哭起來，或是驚恐之下打翻桌上的東西。可是他在家裡不願穿鞋——他說，這樣就跟他母親扯平了，因為她讓他穿靴子去上學，哪怕並沒有下雨，只是潮濕——什麼請求或懲罰都不能讓他改變自己的行為。他年齡大一點兒的時候，有時會故意嚇唬他妹妹，因為他喜歡看她嚇一跳，但他後來聲稱，多數嚇到他母親的事不是成心的。
小托馬斯的母親叫埃塔·蘇，比我母親艾麗斯·道恩·羅斯大五歲，在她們姐妹倆中間有過一個男孩，死於風濕熱。雖然埃塔·蘇嫁了一個叫托馬斯·科貝爾的人，但她聲稱小托馬斯的名字不是隨他，而是隨死去的兄弟托馬斯·懷亞特。小托馬斯的中間名是納撒尼爾。「她把這個名字放進去是因為她想算上每一個人，甚至那個送奶工。」老托馬斯之前說起過。顯然，送奶工是他們之間一個善意的玩笑：她真的是喜歡那個送奶工，他成了這家人的朋友。他會推開後門進來，取出所有奶瓶，接著把它們放進冰箱上層，再給自己倒杯茶，然後坐下來跟正好在廚房裡的不管什麼人聊天——比如老托馬斯、來做客的我母親、我。他就是送奶工納特。有一次我不在的時候，小托馬斯從掃帚櫥里跳出來，嚇到了送奶工納特，納特抓住他，把他倒了個個兒，抓住腳踝把他頭朝下拎了好一會兒。這就是小托馬斯為什麼討厭他的原因。
小托馬斯穿著長襪四處溜達，不過他話很少，很少有人能逗他開口交談。他寡言而苦悶——家人最終聽之任之，不過他們拒絕承認他真的有問題。據說他苦惱是因為小時候就不得不戴眼鏡，或者是因為他爸爸太討人喜歡，讓當兒子的很難仿效。後來，問題被歸咎於小托馬斯的哮喘病，結果家裡那條黃褐色的草狗「南瓜小子」被送走了，因為他對狗過敏，小托馬斯對此很內疚。這些事我從小到大聽了一遍又一遍。這些原因像咒語一樣，又像在詮釋悲傷的不同階段——一步一步，從抵觸到接受。到他十幾歲的時候，已經不是他自己苦惱，而是他開始主動積極地讓別人苦惱了。鄰家花園裡的水龍頭深夜被擰開，大片泥石流把花沖得一棵不剩；裝滿狗屎的棕色口袋在某個鄰居的門廊上被點燃，誰要是開門想去踩滅火苗，狗屎就會漫到他的腳踝。情況愈發惡劣，後來小托馬斯被送到一個特殊教育學校去了。
昨天我去我母親在亞歷山德里亞的新家看她。她對華盛頓城區的犯罪心懷恐懼，覺得應該搬家。她的護工和她一起來到了亞歷山德里亞。她名叫贊拉，是個善良的女人，在美利堅大學的護理學院上學，每周兩個晚上和暑期都有課。贊拉拿到護理專業學位以後，打算回到她的家鄉貝里斯 ，在當地醫院工作。醫院還在建造中。工程一度中斷，因為建築師被指控盜用公款，後來又遭颶風襲擊，但是贊拉堅信醫院會蓋好，她也最終會從護院畢業，她不會永遠跟我母親在一起——不過這一點沒有直說出來。我母親有肺氣腫和糖尿病，身邊需要有人。贊拉做飯，洗衣，還做各種沒人指望她做的事，白天總是忙個不停，晚上她用我母親的錄像機一遍又一遍地看詹姆斯·邦德的電影。我母親跟她一起坐在電視房裡，重讀狄更斯的小說。她說詹姆斯·邦德的電影給故事提供了精彩的背景聲音：我母親在讀匹克威克先生的故事時，卡莉·西蒙在《愛我的間諜》里唱著《沒人能做得更好》。
不管怎樣，發生的事絕不是贊拉的錯，但是她依然為內疚所折磨。我要講述的這件事發生後好些天，贊拉依然非常不安。這件事是我去母親家的時候聽到的。
那個周一，我母親去西布利醫院做一整天的體檢。下午，有人敲門，贊拉從貓眼往外看，看到是小托馬斯。她這些年來見過他幾次，當然就讓他進屋了。他說他來還我母親在他安頓下來的時候借給他的碗碟。他也打算告別，因為他要從馬里蘭州蘭道佛跟人合住的公寓里搬出來，準備南下佛羅里達群島去開酒吧。後來他把話題引到跟贊拉借錢的事：五十美元，他一到西嶼開了銀行戶頭，取到支票以後就把錢寄回來。她有三十多塊，除了晚上去西布利醫院坐公共汽車用的錢，她把所有的錢都給了他。他想要一張紙，給我母親寫封告別簡訊，贊拉給他找了一個記事本。他坐在廚房餐桌前寫了起來。她根本沒想到在旁邊看著。她把碗碟拆包，放到洗碗機里，然後就到電視房裡收拾去了。他寫個不停。他在給我母親寫一封非常惡毒的信，告訴她，通過心理治療他才漸漸明白，家族一直在延續有害的神話，根本沒有人選擇「誠實地」講述他父親的死，因為他父親其實是死於肺炎，而不是從馬車上摔下來。他告訴她，看著他父親在醫院裡慢慢耗盡生命有多麼可怕，他責怪她和埃塔·蘇說起他父親的死時總會扯到侄子皮特的最後時刻。「事實是，閃電比單純的肺炎更讓人震撼。」他寫道。他還認為他們應該多跟他講講他父親的成就。他沒有提到妹妹莉莉，他跟她後來很疏遠。他把信紙折好，壓在鹽罐下面，然後給自己調了一杯速溶可可，就走了，還順走了喝可可的馬克杯。
贊拉非常不安。她認為他可能是喝醉了，雖然沒有聞到酒氣。他在那兒的時候去了趟洗手間，於是贊拉到洗手間里去看看是否一切安好。一切安好，但她依然有種不安的感覺。直到那天晚上，她出門去醫院接我母親回家的時候才看到樓下走廊牆上黑色記號筆的塗鴉：火柴棍小人，螺絲開瓶器式的髮型，像火星人的觸角，旁邊潦草地寫著「操你媽的炸了這個爛地方」。她嚇壞了，起初她想隱瞞小托馬斯的來訪——就裝作這是個謎——但她知道這樣不對，她必須將實情全盤托出。
我聽到故事的時候，贊拉和我母親都一致認為他可能是喝醉了——或者更糟，吸了毒——而且他是一個懦夫，假裝要跟我母親對峙，真正做的卻只是寫了封簡訊。他也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母親，告訴她他要搬走了，她還住二十街。贊拉對那三十美元保持沉默，不過第二天早上她也說了。他送回來的碗碟中還有幾個奇怪的鑲金邊的盤子，不是我母親給的，她和贊拉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兩個人都不大理智，害怕有人會來索要盤子。不過她們似乎明白，小托馬斯走了，如果這輩子還能聽到他的消息，也要到很久以後了。總體來說，贊拉還是怕他，她說他會像入室行竊的賊一樣到處轉悠。這讓我母親和我好一頓大笑，因為他從小到大都是這麼鬼鬼祟祟的。我開玩笑說，還好他放過了我母親衛生間的牆，但也夠糟的了，她們還得打電話給管理處道歉，安排人來重新粉刷走廊。
贊拉看《金手指》的時候，母親把我帶到她的卧室，吐露了一個她從未說出的重大秘密。原來，她一直都害怕小托馬斯會做出非常惡劣的事，因為他小時候就做過很壞的事。我母親當時非常憤怒，但是從來沒有責備過他，因為她為自己發怒而難為情，也因為她覺得小托馬斯的魔鬼給他的折磨已經夠多了。
她問我還記不記得那些人物剪影。我的確有些模糊的記憶，她提醒以後我才記起來，它們從前用一根緞帶掛在埃塔·蘇的起居室里。我記得後來它們是掛在我母親卧室里的，在床上方的燈下面，系著同一根緞帶。此外還有一幅莉莉嬰兒時期的剪影和一幅「南瓜小子」的剪影，分別裝了框。緞帶上三個裝框的人物剪影是老托馬斯、埃塔·蘇，還有一位，埃塔·蘇告訴我母親，是做剪影的那個男人。對於這個有些喜感的事實，埃塔·蘇的解釋是，那個刻剪影的人本來要把自畫像扔掉的——他可能是像秘書練習打字那樣練練手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