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那兒，在主教門醫院走廊盡頭的輸液室里：周五的早晨，病人們在輸血或打點滴，這樣他們就可以回家過周末了。現在是二月，外面的雪已經變成了污泥般的糙灰色。內德和我靠窗站在一張小桌子旁，桌上擺滿了甜點：甜甜圈、蛋糕、餡餅、布朗尼、曲奇。塑料刀叉有些碼成一摞一摞的，有些像遊戲棒一樣散落在紙盤之間。內德觀察了一下桌上的食物，然後挑了一個甜甜圈。理查德在椅子上睡著了，大張著嘴，用嘴呼吸。打點滴的這半個小時，他不斷地睡去。他是少數幾個睡著的人之一。一個五十過半的高個紅髮男人在聽一個護士說他有可能掉頭髮。「你只要記住，寶貝兒，蒂娜·特納 也戴假髮。」她說。
外面，更大的雪花落下來，像揉成團的紙巾朝垃圾筒飛去。我走到窗邊避開的就是這個：護士給一個年輕女人拿著紙巾，讓她擤鼻子。那個女人一邊嘔吐一邊還流著鼻涕，卻拒絕鬆開用拇指鉗住的鋁碗。「用紙巾，寶貝兒。」護士還在自顧自地說著，完全不理會那個擺出姿勢惟妙惟肖地模仿蒂娜·特納的同事。我也停下來不聽了，但是有一句話卻揮之不去：「會打破一切規則。」
理查德得了艾滋病，已病入膏肓。內德是他的前任戀人和長期的工作搭檔，他發現自己的工作不再是讀劇本、打信件和打電話，而是在一個特製的蒸鍋里按陰陽方位擺放有機蔬菜，蒸菜的水是「波蘭泉」礦泉水。幾個月前，就是理查德必須停服疊氮胸苷 以加入主教門醫院門診治療試驗方案之前的那段時間，內德常常晚睡。反正他也沒法在下午兩點前給西海岸打電話——或者如果他有某個演員的私人電話或某個導演的車載電話號碼的話，也可能早一個小時打。跟理查德和內德合作的所有人都比朝九晚五族的工作時間長，而我卻一向清閑，這是我們之間的一個老笑話——我沒有正式工作，但我真的有活兒干時，拿的錢卻多得不合情理。內德總跟我開玩笑，話音里有一絲尖刻，因為他有點吃醋，理查德家裡突然出現了第三個人。理查德和我在紐約相識，當時我們都在第八大道上的一家廉價理髮店理髮，座位相鄰。他以為我是他前一晚看的外百老匯戲劇里的女演員。我不是，但我也看了那場劇。繼續聊下去，發現我們還經常在切爾西的同一家餐廳吃飯。我也覺得他面熟。我們就這樣成為了多年的鄰居——這個概念對紐約人而言比對小鎮居民重要得多。我們認識的那天，理查德帶我回他家，好讓我沖個澡。
那一年，熱水幾乎上不到我住的頂層公寓，我那位西二十七街的房東對此一直不聞不問。認識理查德以後，我習慣了穿上運動衫，慢跑到他的公寓，在三個街區以東再過一個街區就到了。理查德自己的房東住另一套二層公寓，什麼都願意替他做，因為理查德介紹他認識了一些影星，還邀他去看很多電影。他聽說我忍受的虐待以後氣得直冒泡，情緒飆到極旺，理查德（他給我們仨做了濾滴咖啡）發誓說那是咖啡因導致的性亢奮，之後他就四處奔忙給屋子做維修。此時，在這個過於明亮的輸液室里，我很難相信就在幾個月以前，我還坐在理查德的小飯廳里，一堆耳機擱在一疊像塌方山石般的《綜藝》雜誌 上，佔據了長條酒吧桌的中心。我們小口啜著新磨的牙買加藍山咖啡，我戴著白手套的雙手握住溫熱宜人的霓虹色咖啡杯。戴手套是為了儘可能延長乳液的吸收時間。我靠做手模謀生。每天晚上，我都塗上達爾·拉科圖的橄欖油，加一點科顏氏的潤膚露，外加兩顆維他命E膠囊液。是理查德給我起了個昵稱叫「萊可」，即「浣熊」 。我的白手套保護我免受劃傷、指甲破裂和皮膚皴裂的麻煩。忘掉工商管理碩士吧：大家都知道，在紐約，大錢都是用奇奇怪怪的手段賺到的。
我轉過頭去不再看窗外的暴風雪。我們頭上方的牆面支架拗過一個電視，電視里橙黃色臉孔的菲爾·唐納休 容光煥發，激情四溢。當一個專門收回償貸不清的車輛的男子談論他的人生哲學時，唐納休的態度由好戰轉為了懷疑。海蒂，本樓層最好的護士，在我旁邊站了一小會兒，琢磨著如何擺放我們桌上的點心，好像它們是一盤下了一半的象棋。最終，她拿起一把塑料刀，把一塊布朗尼切成兩半就走開了，都沒有抬眼看一眼外面的雪。
我每周末都坐班車去波士頓，最後我終於確信我永遠也不會對豆城 產生任何好感。波士頓是個能讓任何人都開心的地方，不過公平地講，我不大有機會看到它的這一面。內德和我在公寓（按月租的）和醫院之間的路上走去走回。有一兩次我坐計程車去有機食品店；還有一夜，就像每個母親最恐懼的那種不負責任的保姆，我們去了酒吧，又看了電影，而在我們逍遙的時候，理查德卻因藥物的作用沉沉睡去，床頭柜上亮著海蒂去百慕大度蜜月時給他帶的海星夜燈。酒吧里，內德問我，假如時間停止，我會做什麼：理查德病情不會好轉也不會惡化，而我們一起走過的那些日子——種種危機，拐彎抹角的口舌，絕境下的幽默，困惑糾結，突如其來、無比清楚的醫療知識——一直持續。冬天，同樣，也會持續：斷斷續續的雪，大風，沒有窗帘就無法忍受的夕曬。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而內德不深思熟慮就活不下去。事實上，他多年前在斯坦福研究詩歌，寫過一組題為「假如」的詩。理查德去加利福尼亞，他製作的一部電影放映之後，他在台上回答問題，突然發現被一個學生問倒了，他的問題複雜而虛華。這以後的十五年中，他們是情人、敵人，後來是摯友、工作搭檔。他們從斯坦福來到紐約，從紐約去了倫敦，又從漢普斯特希思公園到了西二十八街，中間穿插了一些短期旅行，去阿魯巴島賭博，聖誕節去阿斯彭滑雪。
「你在破壞規則，」我說，「沒有『假如』。」
「假如我們到外面去，鮮花盛開，有一輛車——一輛敞篷車——我們開車去梅花島，」他繼續說，「水中映月，北斗當空。想想看。想像一下，你的負能量就會被有益的治癒系能量取代。」
「真有梅花島這個地方嗎？還是你編的？」
「很有名的。香蕉海灘就在那裡。晚上絳紫亭里有樂隊演奏。」
「是有一個梅花島，」我旁邊的一個男人說，「就在紐伯利港北面。夏天那兒有很多毒漆藤，可要小心點。我有一次把毒漆藤吸到肺里去了，有個該死的傢伙把大麻跟那東西一起點。我在醫院住了兩星期，減免了一千塊錢。」
內德和我看著那個男人。
「我請你們喝一杯，」他說，「我剛省了一大筆錢。我住的酒店按照客人入住時的溫度收房費，以此招攬生意。房間里有一張大號床，一台『誠實』冰箱 ，還有那種可以把水流調到像暴雨梨花針般扎在你身上的淋浴噴頭，一共只要十六塊錢。我住那兒的花銷比我家的取暖費還便宜。」
「你從哪兒來？」內德問。
「羅德島希望谷。」男人說。他在我面前猛地伸出胳膊，跟內德握手。「哈維·米爾格里姆，」他說著沖我點點頭，「美國陸軍預備役，上尉。」
「哈維，」內德說，「我看你對我這樣的人毫無用處。我是同性戀。」
那人看著我。我也吃了一驚，跟陌生人講這些不像內德的做派。情勢將我和內德卷在了一起；命運促成了我們原本不可能有的密切關係。我們倆都無法想像沒有理查德的生活。理查德只對很少幾個人打開心門，但他一旦對誰敞開心扉，便會以此作為他自己不可或缺的理由。
「他在開玩笑。」我說。這似乎是最容易接的話。
「危險的玩笑。」哈維·米爾格里姆說。
「他很難過，因為我要離開他了。」我說。
「哦，這樣啊，這種事情我可不會倉促決定，」哈維說，「我來百威生啤。你們呢？」
話題一轉到酒，酒吧侍者就走了過來。
「蘇聯紅伏特加，不加冰。」內德說。
「伏特加湯尼 。」我說。
「把我的換成占邊 。」哈維說。他晃動雙手，像甩色子的人動作那麼快。「旁邊放幾塊冰。」
「哈維，」內德說，「我的世界要亂套了。我的前情人也是我的老闆，他的白血球計數跌得太低，活不了了。他在主教門醫院的治療是最後的機會。他是星期五下午的吸血鬼。他們把血輸進去，這樣他就有足夠的力氣參加這個試驗研究方案，保留他的門診資格，可是你知道這有什麼用？想像他在參加印地車賽。他位置領先。他停到補給站準備加油，可是補給站工人卻只給了他一個飛吻。其他車還在開，迅速超過了他。他大叫起來，因為他們應該給他的車加油，可是那些傢伙不知是瘋了還是怎麼的，只給他送飛吻。」
哈維看著內德的手，手指張開，手指間形成深深的「V」字。接著內德把手指慢慢握起，放在下唇上，親吻他的指甲。
酒吧侍者把酒杯放下，一——二——三。他舀了一些冰塊到杯子里，把杯子放在哈維的波本威士忌酒杯旁邊。哈維皺起眉頭，看看這杯又看看那杯，一言不發。然後他把那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