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瑪麗，打算辦一個晚會——一個有人承辦飯菜的晚會，她要邀請新老朋友和左手邊的鄰居們——我們跟他們有來往。承辦人快到的時候，莫莉·范德格里夫特打來電話，說她女兒燒到華氏一百零二度，她和她丈夫來不了了。我看得出來我妻子安慰莫莉的時候有些失望。然後，電話打完沒幾秒，莫莉丈夫的汽車就開出了車道。每次聽到車子疾速開出，我的第一個念頭總是有人離家出走。我妻子的猜測要實際些：他是去買葯。
我妻子自己就在我們和好後這三年中出走了兩次。第一次，她盛怒之下一走了之；第二次，她去懷俄明看朋友，把一周的訪期延長到了六周，儘管她沒有真的說不回來，可我就是沒法說服她訂機票，也沒法讓她說她想我，更不用說愛我了。我是做過一些錯事。我給自己買昂貴的新車，把舊車淘汰給了她；我賭博輸過錢；我有一百次回家太晚，誤了吃飯。但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妻子。是她在我們打算離婚的時候搬出去的。我們和好以後，又是她飛車離去，以此結束我們的爭吵。
這些事在人心中載沉載浮，一點小節就會讓我想起她每一次出走，或是威脅出走的情形，或是她想要一件我們買不起的東西時，會用一雙我形容為「震驚的兔子」式的眼睛瞪著我。不過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努力振作。她一直在找工作，而我下班直接回家，我們一起解決電視遙控器的矛盾：我讓她用一小時，她讓我用一小時。我們一晚上看電視的時間盡量不超過兩小時。
今晚不會看電視了，因為有雞尾酒會。這時候，承辦人的車已經並排停在了我們的房前，承辦人——一個女人——正把東西搬進屋裡，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在給她幫忙，估計是她兒子。她有多愉快，他就有多消沉。我妻子跟她擁抱了一下，兩人都笑了。她跑進跑出，把盤子端進來。
我妻子說：「不知道我該不該出去幫忙。」隨即自問自答道：「不——她是我雇來做事的。」然後她暗自微笑起來。「很遺憾范德格里夫特一家來不了了，」她說，「我們給他們留點吃的。」
我問要不要用音響放點音樂，可是我妻子說不要，說話聲會蓋過音樂，要不就得把聲音放到很大，會吵到鄰居。
我站在外屋，看著承辦人和那個男孩。他進門時伸直胳膊拿著一個餐盤，小心翼翼的，像一個孩子手持著讓他有點害怕的小煙花。我看著的時候，玫太太，那個我們不來往的鄰居（有天晚上我們睡覺以後，忘了關前廊燈，她叫來了警察）和她的兩隻玩具貴賓犬安娜克萊爾和埃絲特從我們屋前走過。她假裝沒有注意到一個承辦人正把晚會食物端進我們家。她能一眼把你望到底，讓你覺得自己像個幽靈，連她的狗也煉就了這種眼神。
我妻子問我最想見到誰。她知道我最喜歡斯蒂夫·紐荷爾，因為他是這麼滑稽，不過為了讓她大吃一驚，我說：「哦——能見到賴安一家挺好，可以聽聽他們的希臘之旅。」
她對此嗤之以鼻。「等到你開始關心旅行的那天再說吧。」她說。
她和我一樣，對爭吵同樣負有責任。她的話裡帶著刺。我盡量使用禮貌的語調和措辭，而她卻毫不客氣，輕蔑地哼哼鼻子，再來幾句尖刻的話。這一次，我決定置之不理——就是不理睬她。
起初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妻子要和那個承辦人親親抱抱的，但是後來她們聊天的時候我記起了我妻子是幾個月前在亞歷山德里亞的一個送禮會上遇到她的。她們倆朝一個女人直搖頭——我沒見過那個女人，所以她一定是我妻子以前工作時交的朋友，她們倆還說從來沒聽說過哪個醫生會讓生產持續六十多個小時。當錫紙從魔鬼蛋 上揭掉的時候，我聽明白了，那個女人現在沒事了，她離開手術台前結紮了輸卵管。
男孩沒說再見就回到了車裡。我站在走道上，望著門外。他上了車，用力關上車門。他身後，太陽落山了。又是那種過去曾會讓我著迷的橘粉色落日。但我馬上從門口走開，因為我知道承辦人要出來了。事實上，如果我不必跟她寒暄客套，反而更好。我不大擅長跟不認識的人找話講。
承辦人把頭探進我所在的房間。她說：「祝晚會愉快。我想你會很喜歡那個火辣辣的豆泥蘸醬。」她微笑著，還出乎我意料地聳聳肩。似乎沒有理由聳肩。
我妻子托著一盤肉片從廚房出來。我主動要求幫她拿，她卻說自己很挑剔，情願自己來，這樣她就知道她都把東西放哪兒了。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就不能看看桌子，看自己把東西放哪兒了，但是我不宜在她幹活兒的時候提問，她會發脾氣，情緒急轉直下。所以我出去了，在門廊上看天色漸暗。
承辦人開車離開的時候按了按車喇叭，出於某種原因——也許是因為他坐得筆直——那個男孩讓我想起在去華盛頓的高速公路上，有一段路面是為車裡至少有三名乘客的車輛保留的，於是附近的人們都去買充氣玩偶，給它們戴帽穿衣，放在座位上。
「瑪麗·維羅齊和她丈夫試驗分居，不過今天的晚會她還是會跟他同來。」我妻子在過道上說。
「你何必跟我說這個？」我說著轉過身，背朝夕陽，走回屋裡，「這隻會讓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感到不自在。」
「哦，你能挺過來的。」她說。她總是用這個詞。她遞給我一摞紙盤，叫我分成三摞，放在桌子外側。她叫我把紙巾從廚房櫃里拿出來，沿著桌子中央放幾疊，放在插雛菊的花瓶之間。
「維羅齊的事情不要讓別人知道。」她說著端出一盤蔬菜。蔬菜從碗中央到邊緣展開，菜的顏色——橘色、紅色和白色——讓我想起天空和它幾分鐘以前的樣子。
「還有，」她說，「請你不要一看到奧倫的酒杯空了，就忙著給他添上，他在努力戒酒。」
「那你來好了，」我說，「既然你什麼都知道，所有的事都你來。」
「我們每回招待客人你總會緊張。」她說著從我身旁擦了過去。回來的時候她說：「那個承辦人活兒幹得真漂亮。我要做的只是把大菜盤洗乾淨放到門廊上，明天她來拿。豈不是很妙？」她吻了我的肩頭。「要打扮一下了，」她說，「你準備穿你現在身上的這身兒嗎？」
我穿著白色的牛仔褲和藍色的針織衫。我點頭說是的。讓我驚訝的是她沒有異議。上樓梯的時候，她說：「我無法想像這種天還要開空調，不過你看著辦吧。」
我走回門廊，站立片刻。天色更暗了。我能看到一兩隻螢火蟲。鄰家的一個小男孩騎著單車經過，滿眼閃亮的藍色，後面有輔助輪，把手上系著飄帶。那隻殺鳥的貓走過。大家都知道我曾把水槍灌滿水，趁沒人時對著這隻貓射水。我還用水龍帶噴過它。它在我們草地的邊緣走著。我對它的心思了如指掌。
我進了屋，看了一眼餐桌。樓上，淋浴噴頭的水在流。不知道瑪麗會不會穿她的弔帶裙。她的後背很美，穿那種裙子很好看。雖然她那麼說，但我的確是旅行的——而且喜歡旅行。五年前我們去了百慕大，我在那兒給她買了條弔帶裙。她的尺碼從沒變過。
餐桌上，有足夠餵飽一支軍隊的食物。半個掏空的西瓜，裡面放著西瓜球和草莓。我吃了一顆草莓。還有看起來像是乳酪球的東西，上面裹著堅果粒；幾碗蘸醬，有幾碗旁邊擺著蔬菜，另外幾碗旁邊放了一碗餅乾。我用牙籤戳了一片裹有義大利熏火腿的菠蘿。我把牙籤丟進口袋，把菠蘿片攏得更緊湊些，這樣就看不出我吃了一片。承辦人還沒到的時候，我妻子就把酒拿出來放在寬邊窗台上了。還有配火柴的蠟燭，隨時可以點亮。她對音樂的想法可能是錯的——至少第一批人出現的時候，有點音樂挺好——不過何必爭論呢？我同意，既然微風習習，我們就不需要開空調了。
沒多久，瑪麗從樓上下來了。她沒穿弔帶裙，而是穿了一條我一直都不喜歡的藍色亞麻裙，手裡提著一個行李箱。她沒有笑。她的臉突然顯得很憔悴。她的頭髮是濕的，用卡子別到後面。我眨眨眼，無法相信眼前這一幕。
「根本就沒有什麼晚會，」她說，「我是想讓你看看，準備好了飯菜——即使不是你準備的——然後只能等著，那是什麼感覺。等呀，等呀。也許這樣你就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幾乎是我在想「你在開玩笑」的同時，我也立刻有了答案。她不是在開玩笑，但是婚姻問題諮詢師——沒有哪個諮詢師會認同她現在的所作所為。
「你不會這麼幼稚吧。」我說。
但是她出了門，沿著走道向外走。飛蛾飛進了屋裡。有一隻飛過我的嘴邊，觸到了我的皮膚。「你打算怎麼跟福特醫生解釋？」我問。
她轉過身。「你何不請福特醫生過來喝杯雞尾酒？」她說，「還是你覺得真實生活的場景會讓他受不了？」
「你要走嗎？」我問。但是我已灰心喪氣。我筋疲力盡，幾乎喘不過氣來。我聲音很輕，我不確定她是否聽見。「你不理我嗎？」我叫道。她不回答，我知道她是。她上了車，發動，揚長而去。
有那麼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