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一直把我骨折的胳膊叫作折斷的翅膀。是左臂，現在折過來靠在我胸前，用一條藍色的圍巾吊著，在脖子後面打了結，它太重了，絕不可能像翅膀。是我追公交車的時候發生的意外。為了讓公交車停下，我像揮動沙錘一樣在空中揮動我的購物袋，就在那時我在冰上滑了一下，摔倒了。
所以昨天我坐火車從紐約去薩拉托加，沒有開車。我有完美的借口不去薩拉托加看我弟弟，但是一旦我整裝待發，我就決定完成這趟旅行，以免內疚。我不介意見我弟弟，但我介意他老婆的兩個小孩——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和一個三歲的男孩。貝姬要麼對她弟弟托德視而不見，要麼就折磨他。去年冬天她在屋裡攆著他的腳跟走來走去，不管他去哪兒，她都緊跟著他重重地跺腳，嚇得他邊跑邊叫。凱特也不干預，直到兩個孩子都歇斯底里，我們再也無法壓過他們的聲音大喊大叫下去。「我想我是喜歡他們活潑一點。」她說，「也許他們能這樣發泄一些敵意，長大以後就不必習慣性玩心理戰術來獲取所需。」在我看來，他們永遠也不會長大，只會像彗星那樣燃燒殆盡。
霍華德最終發現了他要的是什麼：溫馨家庭的反面。曾有六年他跟一個蒼白頹廢的女人住在俄勒岡。關係破裂後不久，他又跟一個叫弗朗辛的更加蒼白的醫學預科生結了婚。那段婚姻持續了不到一年，然後是洛杉磯的一次相親，他遇到了凱特，她丈夫那時在丹麥出差。沒過多久，凱特和她的女兒、男嬰搬進他家，是他跟一個劇作家在拉古納海灘合租的公寓。兩個男人正在合寫一個關於梅德加·埃弗斯 的劇本，但是凱特和孩子們搬進來以後，他們轉而寫起了這樣的劇本：一個男人相親遇到了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已婚女人，三個人搬來與他和朋友同住，然後又發生了什麼。後來霍華德的合作者訂婚搬走了，劇本也放棄了。霍華德在最後關頭接受了紐約州北部一個學院的聘書，去教寫作，於是一周之內他們全都被安置在薩拉托加一個涼風颼颼的維多利亞式老房子里。凱特的丈夫在她搬到霍華德那兒以前就開始辦理離婚手續，但最終他決定不向法庭起訴爭取貝姬和托德的監護權，作為交換，他需要支付孩子的撫養費，那數目比他律師預料的一半還少。現在他給孩子寄來碩大的毛絨玩具，他們簡直毫無興趣，附的便條上寫著：「把它放進媽媽的動物園。」大概每個月一個毛絨玩具——長頸鹿，真狗大小的德國牧羊犬，一隻塞得太滿的站立的大熊——每一次，都是同樣的便條。
大熊站在廚房的一角，人們慢慢習慣了用大頭針在它身上釘便條——提醒買牛奶，或是給車加油。寬邊太陽鏡也加上去了，有時胳膊上還掛著圍巾和夾克衫。有時絨毛德國牧羊犬被帶過來，爪子搭在熊的腰間，支起身子哀求。
現在，我跟熊在廚房裡。我剛打開恆溫器——這是起床以後該做的第一件事——正把茶包浸在一杯熱水裡。不知為什麼，讓我用茶葉和濾茶球來泡茶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幫忙。我唯一能找到的茶包是皇室之選。
我坐在一把餐椅上喝茶。椅子好像粘在我身上了，儘管我穿著保暖秋褲和一件法蘭絨長睡袍。椅子是塑料的，風格非常五十年代，圖案有時看起來是幾何形狀，有時幾乎是人形。小小的圖案，像畸形的手伸向三角形和正方形。我問過。霍華德和凱特在一個拍賣會上買到整套廚房用具，三十美元。他們覺得很好玩。房子本身並不好玩。它有四個壁爐，寬木板地板，高而多塵的天花板。他們用他繼承的那份我祖父的遺產買下來。凱特對裝修房子的貢獻是把踢腳板改成人造大理石。活兒幹得是否有效率取決於她開始時抽了多少大麻。有時踢腳板看起來像是餐椅圖案的斑駁版本，而不是大理石。凱特把她稱為「養育子女」的任務視為全職工作。他們剛搬到薩拉托加的時候，她曾經開過鋼琴課。而現在她對孩子置之不理，只給踢腳板刷漆。
我又憑什麼在這兒指手劃腳？我是一個三十八歲的女人，沒有工作，和偶爾有之的情人關係總是很脆弱，她能輕易想像他們關係的破裂，就像她能一下子在冰上摔倒。也許真的如此，正如我的情人弗蘭克所說，有錢於靈魂無益。說的是別人送給你的錢。他也是一個有錢的律師，但那是他賺的錢，又通過投資房地產賺到更多。他的不動產有一部分是藥草園。成盒的藥草經常出現在弗蘭克的辦公室——包著錫紙的藥草，塑料袋裡的藥草，報紙捲成筒裝的干藥草。他把它們撒在蛋餅、烤肉和蔬菜上。他反對吃鹽。他堅持藥草更為健康。
我又憑什麼聲稱愛一個男人，我甚至懷疑他用的藥草。我為自己沒有工作而羞愧。我很沒有安全感，某人做愛時的一個眼神就能讓我跟他繼續交往。我偷偷在廚房裡撒鹽，然後把盤子端出來，微笑著看羅勒被撒在番茄上。
有時在床上，他的手指有迷迭香或者龍蒿葉的味道。濃烈的味道。發酸的味道。不管莎士比亞怎麼說，或《卡爾佩珀藥草大全》里怎麼寫，我就是無法想像藥草跟愛情有什麼關係。可是很多要做新娘的女人來到藥草園，買幾枝藥草插進手捧花束。她們相信藥草會帶來好運。這年頭，他們要在房子里放整缸的藥草，而不是無花果樹。「我一下子進入新世界的尖端。」弗蘭克說。他不是開玩笑。今晚的聖誕聚會有這些菜：聖女果切成兩半填入乳酪，蘑菇填番茄泥，番茄填碎蘑菇，蘑菇填乳酪。凱特在廚房裡大笑。「沒人會注意到。」她嘟囔著，「沒人會說什麼。」
「我們放點堅果不好嗎？」霍華德說。
「堅果太傳統了。這樣好玩。」凱特說著從一個裱花嘴裡擠出更多軟乳酪。
「去年我們有檞寄生和加香料的熱蘋果酒。」
「去年我們喪失了幽默感。後來我們都那麼興奮是怎麼了？我們竟然在聖誕前夜跑出去砍樹——」
「是孩子們。」霍華德說。
「對了。」她說，「孩子們在哭。他們要跟其他小孩攀比還是什麼。」
「貝姬在哭。托德還小，不至於為了那事哭。」霍華德說。
「我們為什麼說起眼淚？」凱特說。「等不是歡樂的時節再說眼淚吧。今晚大家都會來，愛上畫鉤上掛的花環，稱讚這些食物多有節日氣氛。」
「我們邀請了一個哲學系的印第安人。」霍華德說。「美洲的印第安人——不是印度的印第安人 。」
「如果我們願意，可以看錄像帶《皇冠上的明珠》。」凱特說。
「我覺得很不開心。」霍華德說。他退到檯子邊上，身子往下滑，用兩肘支起身子。他的網球鞋濕了。他從來不脫濕鞋子，也從不感冒。
「嘗一塊蘑菇吧。」凱特說，「不過要是燒熟了會更好吃。」
「我是怎麼了？」霍華德說。我來了以後他這還是第一次看我。我一直在剋制自己，不要對凱特的扯淡流露出厭煩。
「也許我們應該買棵樹。」我說。
「我沒覺得是聖誕節讓我情緒不好。」霍華德說。
「那就快擺脫掉。」凱特說，「要是你願意，可以提前拆一件禮物。」
「不，不。」霍華德說，「還不是聖誕節。」他把一個盤子遞給凱特，她把盤子擱到洗碗機里。「我一直擔心你痛得厲害，卻不說。」他對我說。
「只是不大方便而已。」我說。
「我知道，但是你會在腦子裡一直回想那一幕嗎？你摔倒的時候，或是在急診室，或其他什麼？」
「我昨晚夢到維多利亞舞社的芭蕾舞女演員了。」我說，「維多利亞舞社好像一個舞台布景，而不是真實的地方，又高又瘦的芭蕾舞演員一直在列隊進入、旋轉、做單足腳尖立地旋轉。我嫉妒她們能把手指尖在頭上方併攏。」
霍華德打開洗碗機上層的門，凱特把沖洗乾淨的杯子遞給他。
「你只是講了一個小故事。」霍華德說，「你沒有回答問題。」
「我沒有一直回想那情景。」我說。
「那麼你在壓制。」他說。
「媽媽。」貝姬走進廚房，「如果戴爾德麗的爸爸周末不開車過來接她，她今晚能來參加聚會嗎？」
「我以為她爸爸住院了。」凱特說。
「是的，之前是。不過他出院了。他打電話說北邊要下雪，所以不確定能不能來。」
「她當然可以來。」凱特說。
「還有，你知道怎麼了嗎？」貝姬說。
「進屋的時候跟人要打招呼。」凱特說，「至少要有眼神的接觸，或者微笑什麼的。」
「我又不是舞台上的美國小姐，媽媽。我只是進個廚房。」
「你要承認人們的存在。」凱特說，「我們沒說過這些嗎？」
「噢，你們好啊。」貝姬說，抓起幻想中的裙邊行屈膝禮。她穿著紫色的運動褲。她轉過身對著我，從髖骨處提起褲邊。「噢，你好，就好像我們從沒見過。」她說。
「你姨媽可不想來這一套。」霍華德說，「她自己的麻煩已經夠多了。」
「言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