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的妻子，考奇，坐在我卧室里的藤椅上用鑷子拔眉毛，我的放大鏡離她的鼻尖有一英寸遠。我最初見到考奇的時候，她還是亨特 的一名學生；穿著印第安式長裙，高跟鞋，留長發。現在她穿跑鞋和寬鬆的褲子，留一種碗式短髮，名字由夏洛特變成了她的昵稱。拔眉毛和懷孕是她兩項自我提升的新計畫，外加上駕駛課。她從莫里斯敦到紐約來過周末，阿奇——她的新丈夫，我的哥哥——出差去了。她現在坐在電話機旁，等著產科醫生給她回電話。阿奇昨晚在電話里堅持讓考奇去問醫生，她是否應該繼續上有氧舞蹈班的課。談話的結尾是她一長串的抗議，抗議他因為懷孕而把她搞得神經過敏。她把電話給我，叫我跟他講道理，但我沒有跟著摻和。他和我說起紫藤的長勢。後花園裡的紫藤新葉萌發，爬上四層樓到了我的屋頂，枝葉如瀑布般垂下蓋過一處低矮的磚石欄杆，藤條一直爬過天窗。早上，我發現枯皺的葉子和紫色小花灑落在我的被子上。
我在床上躺著，給我的祖母用印刷體寫信。我祖母無法辨認我的筆跡，但是如果我打字她就會覺得沒有受到尊重。她把我列印的信稱為「商務信函」。我在信紙下面墊了一張有橫格的紙，這樣就會記得把字寫得夠大。信越寫越長，那些字看起來好像被擠入了一個漏斗。我重讀最後一句：「紫藤一開花，上千隻小螞蟻就爬上來，從紗窗里爬進來。」用這樣的大字體寫出來，讓人不僅憂心，還覺得驚悚。
電話響了，考奇一把抓起來。
「我覺得說這個很傻，但是我丈夫……哦，那個護士……但是我一點血也沒流！……因為你覺得我年齡大了嗎？」
我塗掉最後一句話，又寫下：「這難道不奇妙嗎？一棵巨大的紫藤蘿就在這裡，在紐約城裡茁壯生長。」
我到客廳里去，長窗外的景緻是下一條街上的住宅。在下面，後邊，是高牆隔開的花園。隔壁一家，兩個男演員各站在他們花園的一頭，兩人大聲朗誦著同一本書。
「它萬一把殿下您引到了海里，或者把殿下引到可怕的懸崖峰頂……」
「再來！」花園遠處那一頭的演員喊道。
「它萬一把殿下您……」
「嗯，好的。『它還在招手。走吧，我就跟你去。』」
我正看著他們，企圖以此抵擋考奇愈演愈烈的歇斯底里，這時我看到一個大約十歲的孩子，他費勁地爬上來，好讓自己越過圍牆看到隔壁的花園。他扔了一個東西——石頭或是瓶蓋——尖叫道：「哪兒來回哪兒去吧，死基佬！」然後落了地，向他家後門跑去。接著，我聽到一輛冰淇淋車開上大街，放著旋轉木馬的音樂。正像我的祖母最近給我寫的信（用一支自來水筆，完美無瑕的帕爾默書法 ）：「桑迪親愛的，紐約城裡每個人都總是激動不已。」
「好吧，我按你的方法來。」我回到卧室坐在床上的時候，考奇說。她聽起來像某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電影里勇敢的女演員，顫抖的下唇更加深了這種印象。
凌晨兩點，除了我的老友懷亞特，考奇和我是飯館裡最後兩個客人。他剛剛在鍋里炒了一些蔬菜，把它端上桌來，外加一瓶胡椒味伏特加。一輛卡車喀嚓喀嚓開過。考奇和我分食了最後一片檸檬蛋白派。懷亞特的鑰匙鏈放在桌上：四把飯館的鑰匙，這樣他走以前可以設置警報器。
「這地方真夠要命的。」他說著夾起一片荷蘭豆。「我以為沒有什麼比教五年級語法更糟糕的。可是記得自動電唱機放的每一首歌恐怕比教語法還糟。」他從襯衣口袋裡拿出一根大麻煙。「你們知道昨晚發生了什麼嗎？我父親的會計跟一個傢伙來這兒了。他們穿的T恤上有粉色、藍色和綠色的旋渦——倒是適合給一籃復活節彩蛋染顏色。那個會計看到我的時候差點沒死過去。然後，星期二晚上，我以前在哈肯薩克的老情人，多莉·維斯科進來了，我看到她坐在吧台旁邊。她全身系滿了帶子。她穿一件那種前面系很多帶子的襯衫，還有那種鞋帶纏在腳踝上的鞋子。跟她一起的那個男人真夠傻的。多莉·維斯科和我同時認出了對方，我擁抱她的時候那個男的說：『這是安排好的嗎？』」他大笑起來。「懷亞特和貓。」他說著拿腳按一按剛躥到桌子下面的一隻橘黃色貓。「她在這兒的時間比我還久。比所有人都久。貓不會設置警報，懷亞特會。」
我們在傑森過去最喜歡的這家飯館。我以前跟傑森一起生活，現在分手了。不過懷亞特在這裡做了服務員以後，傑森就不來了。「寶貝，這感覺太怪了。」傑森有晚對我說，「我覺得不舒服，以前我對撇號的正確用法一有疑問就打電話問的那個傢伙，跟現在給我們服務的是同一個人。」
我們出門的時候，懷亞特把車鑰匙遞給考奇。我打開後門，嘟囔著這主意有多不靠譜，因為她至今為止只上過三次駕駛課。她剛從路邊把車開走，一輛警車就跟了上來，跟我們並排停在路口等待紅燈變綠。我看到一個警察的眼睛，就移開視線。我們的車以奇怪的角度停在兩條車道之間。我們身後和周圍都沒有車。然後，一個警察跟考奇打了個照面；「你知道嗎？」他沖我們叫道，「如果你們是一輛有六個人的紅色豐田，那我們就找到要找的車了。」駕駛座上的警察也湊過來叫道：「現在他會告訴你們，如果你們眨眼睛，你們就是北極星，我們就能跟著你們不迷路了。」
燈變了，警車揚長而去，沒響警報，一小時六十英里左右的速度。
「我們後面還是沒車。」懷亞特說著拍拍考奇的腿，「開車的第一條原則：有很多危險的人跟你同時在開車，你開的時候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你覺得你當時會跟傑森結婚嗎？」考奇說。
我上大學時沒有住過宿舍，但考奇住過。對她來說，熄燈依然是開始聊天的信號。
「我們差點就結了。」我說，「我跟你說過的，他在加里森買房的那個夏天。我們跟所有要分手的人一樣蠢。我們一直在找兩個人都感興趣的事做，好裝作對彼此還感興趣。」
「你跟懷亞特是怎麼回事？」
「我一直以為他愛的是別人。很多年前我們深談過一次，他說我錯了。但是，他一直也沒提過多莉·維斯科，直到今天晚上。」
「阿奇在我們舉行婚禮的一星期前，告訴我他以前訂過兩次婚。」她點燃一根香煙，「把他的信用卡衝下馬桶的是哪個？」
「薩莉。」
「桑德拉是那個吞戒指的？」
「鑲鑽的黃水晶。我們的祖母留下的。阿奇帶她去急診室的時候，她填完表，說她吞了一根骨頭。」
「她有多傻呀，跟急診室的人還不說實話。」考奇說。
我翻過身，在半黑的屋裡看考奇的臉。她在卧室地板上把蒲團沙發打開，變成一個床墊，今晚她就睡那兒。
「你知道後來的故事了，對吧？」我說，「第二天，他買了一本訓練小狗的書。他把書帶回家，給她看如果小狗吞了石子，除非噎住，否則不必擔心。一個玩笑而已，但是後來他們去做情感關係諮詢的時候，她一直提到那本狗的書。」
現在回想起來，我能意識到傑森喜歡操縱我的生活。他想要什麼東西的時候，總以自己是南部的男孩為由。他把自己想買的那棟房子說成是我們「過種植園生活」的機會。還在我們去看加里森那棟房子之前，他就計畫好我們那個下午要在那裡打槌球。他說，我們會打槌球，喝冰鎮薄荷酒。傑森真想要什麼東西的時候，他會把它變成某種幻想——越誇張越離譜越好。他說這樣比較容易應付後面產生的任何問題。我們在紐約同住了一年多，他很焦慮，想在鄉下買一處房子。於是他買下加里森哈德遜河上游的黃色大房子，請了假，那個秋天花了一個月時間把它漆成白色。我擦亮玻璃，幫他打磨地板，到房子開始像樣的時候，我比他還要喜歡。早晨，我喝咖啡，看廚房外面掛的鳥食筒上麻雀和松鼠在搶奪穀粒。傍晚，我開始等待，等待天空的顏色變得暗淡，太陽下山。傑森變得喜歡晚睡，看雜誌和夜間新聞。他回到紐約他工作的律師事務所去上班，我留下來。懷亞特來做客。傑森打電話說他有幾個周末不能回來，因為手頭有太多文件要處理。之後一個周末，考奇和我哥哥開車來了，就在他們離開之前，她在車道上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帶到他們的車後面。「我要說，要是你想留住傑森，你就該回到城裡去。」她說。但是那個時候，我仍願意相信傑森說的他買下房子時的想法：紐約城是一場戰鬥，能逃回一個你不必時刻防備的地方有多麼重要，能記得那是一個綠色的天地有多麼重要。十一月晚些時候，我終於離開那所房子，坐火車回到紐約。我走進我們的公寓，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他人還在辦公室。我走了一圈，有些驚訝，我的東西還在那兒——我的一雙涼鞋在卧室的椅子下面，我一向在那裡踢掉鞋子。在卧室里走了走，驗證了我在加里森不願意承認的事：我們之間真的完了。看到我的東西在那兒沒讓我覺得是在家裡，而是讓我意識到，那兒一直是傑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