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只有那個男人在看鏡頭。嬰兒坐在椅子里，在戶外的草坪，正往另一個方向看，沒有看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拽著一隻柯利牧羊犬——毫無疑問，他是想讓狗轉過來看鏡頭。狗看著別處，他的鼻子和白色的邊框之間沒有相隔的空隙。我那時候總不明白，為什麼照片的邊框像是被鋸齒狀的剪刀剪過。
那隻柯利犬死了。那個棕色鬈髮大背頭，肩膀寬闊、有點溜肩的男人，上次我聽到他的消息時，還活著。嬰兒長大了，後來成了我的丈夫，現在跟我不是夫妻了。我試圖在照片里追隨他的視線。很顯然，那天他對他父親或那隻狗關注得夠多了。那是一張一個嬰兒望著遠方的照片。
我對婚後發生的很多事都記得很清楚，但是近來我一直在回想兩件相似的事，儘管它們沒什麼共同點。我們住在一幢褐砂石大樓的頂層。決定分居以後，我搬了出去，保羅換了門鎖。後來我回去拿我的東西，卻沒法拿到。我離開那裡，一直想著這事，直到自己不再生氣。那時已經是冬天了，寒氣從窗戶里滲進來。我有女兒，還有其他的事情要牽掛。然而在寒冷中，穿著一件大多數人覺得厚得可以外穿的毛衣在屋裡走，或是蜷在沙發上蓋著一件舊的阿富汗羊皮襖，我又開始對我丈夫心生愛意。
一天下午——是二月十三號，情人節的前一天——我喝了幾杯酒，穿上我那件有個大風帽的綠色長大衣，看上去像個修士。我走到窗邊，看到人行道上的雪已經融化了：這樣我穿一雙厚毛襪和那雙舒適的膠底涼鞋也能湊合了。於是我出門，在謝里丹廣場稍作停留，買了一本《哈姆雷特》，翻書找到自己想要的部分。然後我去了我們的老房子，按拉里家的門鈴。他住地下室——所謂的花園公寓。他打開家門，又打開高高的黑鐵大門。我丈夫以前總說拉里的樣子和動作像洛麗泰·揚 。他一向精力充沛，頭髮蓬鬆，眼角有不少皺紋，看起來好像不屬於任何一種性別。拉里看到我很吃驚。我願意的時候也可以風情十足，於是我動作稍顯笨拙，語帶歉意，微笑，讓他知道我的請求很荒唐：我能在他的花園裡站一下，對我丈夫大聲念一首詩嗎？我注意到拉里在看我的手，我的手在大衣口袋裡蠕動。從《哈姆雷特》書中撕下的那頁紙在一個口袋，書在另一個口袋。拉里笑了。我丈夫怎麼可能聽到呢，他問。現在是二月份，房子裝了防風外窗。但他讓我進去了，我走過長而狹窄的過道，穿過他用作書房的裡屋，走到通往後花園的門口。我推開門，他那條灰色的貴賓犬跑過來沖著我腳踝狂叫。它看起來像一個外衣上插著幾片楓葉的仙人掌。
我撿起一顆小石子——拉里給走道鑲了一圈小石子，一個挨著一個，好像一條鎖鏈。我把石子扔向四樓我丈夫的卧室窗戶，打中了——咣！——第一下就中了。我隱約看到拉里臉上迷惑的表情。我真正關心的是我丈夫的臉，他出現在窗邊，滿臉怒氣，迷惑不解。我看著撕下來的那頁書，抑揚頓挫地朗誦起奧菲麗亞的歌：「明朝是聖瓦倫丁節日/大家要早起身，/看我啊到你的窗口，/做你的意中人……」
「你瘋了嗎？」保羅對我大叫道。那真是一聲大喊，可是他的聲音在風中減弱了。話音飄下來。
「是我乾的。」拉里說。他出來了，打著冷戰，畏縮著往四樓上看。「我讓她進來的。」
風吹過來，我能聞到茉莉花香。我擦了太多香水。即使他真的接受我，也會繼而退縮；他決不會再讓我做他的聖瓦倫丁情人。當他下樓來把我帶出花園，幾秒鐘後他注意到的，當然是我呼出的威士忌酒氣。
「完全不對勁。」我說。他正抓住我的手走過拉里，他抱著那隻狂叫的貴賓犬站在過道上。「我只喝了兩杯威士忌。」我說，「颳風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聞起來像個花園。」
「當然不對勁。」他說著，使勁捏我的手，都快捏斷了。然後他甩掉我的手，走上樓梯，進去以後把門使勁碰上。我看著一道頭髮絲那麼細的裂紋在大門的四塊玻璃鑲板上蔓延開去。
另一件事發生在我們以往的美好歲月，當時我們去看我姐姐凱倫，她住在二十三街。那是我們第一次遇到丹，那個跟她訂婚的男人，我們還帶了一瓶香檳。我們先喝她的葡萄酒，吃她的乳酪，講故事，聽故事，還抽了一支大麻。午夜後的某個時間，我丈夫從冰箱里拿出我們的酒——西班牙香檳，一個黑色酒瓶。他把瓶口對著別處，我們都眯起眼睛，無聲地看著。就在木塞彈出來的那一刻，我們當時正歡呼著「好哇！」或是「幹得漂亮！」，或什麼別的話——我們聽到玻璃嘩嘩地落下來，保羅突然蹲下去，這時我們才去看他頭上，天窗上有一個洞，洞外是黑色的天空。
我剛才給我女兒伊麗莎講了這些故事，她六歲。她以前喜歡那種以寓意結尾的故事，就像童話，但是現在她覺得那是小孩聽的。她還是想知道故事有什麼含義，但是現在她想讓我來告訴她。這兩個故事的含義——這個嘛，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總是這麼說。他弄碎了玻璃是過失，而木塞打破玻璃是個奇蹟。意思就是：玻璃破了就是玻璃破了。
「那是笑話結尾。」她說，「真傻。」她皺起眉頭。
我累得無法思考，就避而不談，然後講了故事的下半段來分散她的注意力：丹叔叔和凱倫姨告訴樓房管理員，那個洞一定是被上面掉下來的東西砸的。他知道他們在說謊——空中什麼也沒有——但他能說什麼呢？他問他們是不是以為，可能有一顆隕星縮成汽車頂燈那麼大，從紐約污染的空氣中掉下來。他厭惡這些房客，厭惡整座城市。
每周一次有幾個小時，我給一個名叫諾曼的男人讀書，他失明了。我給他讀書的這一年，我們差不多成了朋友。他打招呼時，總是說「你有什麼新鮮事嗎？」這一類的話。他坐在桌子後面，我坐在桌子旁邊的一把椅子上，這是老師跟學生應該就座的方式，而我慢慢養成了讓他提問的習慣。
他站起來關窗。他的小辦公室總是很熱。他的動作有些誇張，像一隻鳥：飛快挪移的頭，無聊時抓著桌邊的樣子。他手抓著桌邊，鬆開，又抓住，好像橫木上更迭雙腳的鸚鵡。諾曼從來沒有見過鳥。他有一個八歲大的女兒，喜歡為他描述各種東西，不過他告訴我，她會惡作劇，有時故意說謊。他辦公室所在的那條街拐角有個賣搞笑玩具的店，他從那兒買東西給她。他帶回家的有讓飲料冒泡的小藥片，能藏在手心裡的蜂鳴器，可以凍在冰塊里的塑料小黑蒼蠅，粘著一個大鼻子和一叢濃密鬍鬚的橡皮眼鏡框。「爸爸，現在我戴著我的大鼻子。」她說。「爸爸，我把一隻黑蒼蠅凍在你的冰塊里了，你要是喝酒喝到了就吐出來，好嗎？」我女兒跟我去他們家吃過兩次晚飯。我女兒覺得他女兒有一點古怪。上次我們做客的時候，兩個女孩在玩，諾曼在洗碗，他妻子給我看她剛貼好牆紙的過道。我們站在那裡，印著閃光的銀色樹木圖案的牆紙襯得我們好渺小，她丈夫永遠不能看到那些樹。
我有什麼新鮮事？我離婚已成定局。
我丈夫記得拍那張照片時的情景。我說那不可能——他還是個嬰兒。不，拍照的時候他已經是個孩子了，他說。他看著很小是因為他縮在椅子里。他記得非常清楚。魯弗斯那隻狗在那兒，還有他父親。他微微抬頭，因為那是他母親所在的位置，她舉著相機。我驚訝於自己竟把一個這麼簡單的答案變成了一個謎題。那是一張一個嬰兒望著母親的照片。他第一百萬次問我為什麼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痛苦，為什麼在半夜打電話。
伊麗莎睡了。我坐在她的床邊。半黑的屋裡，我擺弄著一個裡面紅光閃爍的玻璃鎮紙，把它拋向空中，試探命運。動作稍有閃失，她就會醒來。犯一個錯，玻璃就會碎掉。我喜歡它的光滑，它一下一下掉在我手裡的沉重。
今天我去諾曼那兒的時候，他坐在窗台上，雙臂交叉抱在胸前。他那天早上去城北開一個會，一個男的走過來對他說：「感激你的手杖吧，其他沒有抓住什麼東西的人都被什麼東西抓住了。」諾曼告訴我這個，我們倆都沉默著。他想讓我對他講我的想法嗎？就像伊麗莎想讓我總結故事的寓意。而諾曼和我都是成人，我用另一個問題回覆了我那沉默的問題：你怎麼處置悲傷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