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

我心愛的這件夾克來自L.L.Bean 專賣店。它從緬因州到了亞特蘭大,我的一個前男友在那兒的一家二手店發現了,便買下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穿有一點緊,不過他見到我的時候就穿在身上。他說要是我沒誇他穿這件夾克好看,他就自己留下了。我在口袋裡發現了一顆亞硝酸戊脂 ,還有一塊好時之吻巧克力。巧克力是故意放進去的。

在我穿它的八年里,扣子掉得只剩下一個——我永遠不會扣的那個,因為沒人會扣領子下面那個紐扣。四個扣子都掉了,可是我只記得倒數第二個是怎麼消失的:我看到它在晃蕩,卻還是覺得它掉不了。後來,蹲在中央咖啡館的地上,我說著「正是因為我一直沒挪動這個吧凳,它肯定就在這個地方」,醉眼矇矓地瞪著我坐的吧凳下的地板。

尼克,現在我正與他同行的這個男人,一點穿進這件夾克的可能也沒有。他巴不得我也穿不進去。他討厭這件夾克。當我告訴他我想買條冬天的圍巾時,他提議說禿馬尾可能跟夾克比較搭。他總是在商店櫥窗前停下,提出給我買一件毛衣或是大衣。沒一件我看中的。

「我要瘋了。」尼克對我說,「你就因為丟了扣子不開心。」我們繼續走。他從一邊戳我。「扣子也可以作彈子。」他說。

「你玩過彈子嗎?」

「玩彈子?」他說,「那不是只能看的嗎?」

「不是。我記得有一種遊戲是用彈子來玩的。」

「我小時候有一個雪茄盒,裡面裝滿了彈子。很棒吧?我有彈子、郵票、硬幣,還有《花花公子》的剪報。」

「同時擁有這一切嗎?」

「什麼意思?」

「郵票不是在《花花公子》剪報之前出現的?」

「是同時。我用放大鏡看圖片,不看郵票。」

我夾克的左半邊疊在右半邊上,雙臂在胸前緊緊交叉,把夾克拉上。尼克注意到了,說了句「沒那麼冷」,便把一隻胳膊搭在我肩膀上。

他沒錯。是不冷。上周五下午,醫生告訴我周三,就是後天,需要去醫院做一個檢查,看看是不是輸卵管阻塞引起左邊身體的疼痛,而我是個膽小鬼。我從來沒相信過《鐘形罩》里的東西,除了埃斯特·格林伍德的多疑症觀點:你覺得痛的時候是無意識的,之後就會忘了你曾經覺得痛。

他把胳膊抽回去了。我用一隻手抓緊夾克,另一隻手握住他的手腕,這樣他就得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

「把手給我。」我說。我們一路這樣走著。

其他的扣子好像還沒看到它們鬆動就掉了。去年冬天掉的。那個時候我剛剛愛上尼克,其他什麼事情都不重要了。那會兒我還想到了夏天縫上新扣子。現在是十月,冷了。我們走上第五大道,離我要做檢查的醫院只有幾個街區。當他意識到這一點,就會拐進一條小街。

「你不會死的。」他說。

「我明白。」我說,「只要不會死,為任何情況憂慮都很傻,是不是?」

「別拿我撒氣。」他說,帶我拐進九十六街。

今天晚上沒有星星,所以尼克在說星星。他問我有沒有想像過,當第一個宇航員把高倍望遠鏡移向土星,看到的不僅是星球本身,還有光環——青煙般的光環,那時他心裡在想什麼。尼克停下腳步點煙。

公園大道中間種的菊花在黑暗中只是模糊一片。我想到黑姆 的花:貼近他的一幅畫,你能看到蜷在枝條上的蝸牛,葉子邊緣爬著的小蟲。有時是這樣,你把花園裡摘的花拿進來——看到一隻蝸牛在莖上爬,看起來、摸起來像一團膿。

上周五尼克說:「你不會死的。」他下了床,把我從花瓶前面挪開。是我去看醫生的那天,後來我們去賈斯汀那裡過周末。(十年前尼克跟芭芭拉開始同居,賈斯汀是他們在西十六街上的鄰居。)一切都很美妙,賈斯汀在鄉間的房子一向如此。卧室里有個花瓶插滿了夾竹桃和雛菊,我過去聞花,看到了蝸牛,說它看起來像團膿。我不是覺得它噁心——只是不喜歡它在那兒,我還好奇地摸了一下。

「賈斯汀不要知道你在哭什麼。賈斯汀不該知道。」尼克低聲說。

蝸牛被人摸的時候並沒有收縮。但也沒有繼續爬動。

基本情況:她的名字叫芭芭拉。她是博爾德水壩 。她個子小,很美。因為她先出現,她一直能左右他,雖然他們從未結婚。她是博爾德水壩。

去年我們在賈斯汀家過聖誕。賈斯汀想把我們仨當一家人來看——尼克、賈斯汀和我。他真正的家人是一個姨媽,住在紐西蘭。他還是小孩的時候,她給他做厚厚的曲奇餅,從來沒烤熟過。賈斯汀的想法比我要浪漫,他認為尼克應該忘掉芭芭拉,然後跟我一起搬進隔壁那幢待售的房子。賈斯汀穿著保暖拖鞋、白色睡袍和及膝的條紋長襪,在廚房裡煮睡前茶,他跟我說:「舉出一個比著了涼的基佬更慘的例子。」

芭芭拉打來電話,我們盡量不去注意。賈斯汀和我吃聖誕晚餐後的冷橙子。賈斯汀倒了香檳。尼克在電話上跟芭芭拉聊天。賈斯汀吹滅蠟燭,我們倆坐在黑暗中,尼克站在電話機旁,回頭看著突然變暗的角落,疑惑地皺起眉頭。

那晚遲些時候,尼克站在廚房裡,說:「賈斯汀,告訴她實話。告訴她你到了聖誕就抑鬱,所以你要喝醉。告訴她這並不是因為一個你從沒喜歡過的女人打來一個短短的電話。」

賈斯汀又在煮茶,讓自己清醒點。他的手在爐灶上方,往下貼近一寸,又貼近半寸……

「跟他比膽量。」他輕聲對我說,「你可別做那個會燒傷自己的。」

一個女士走過我們身邊,她戴著一頂插滿羽毛的藍帽子,上面的羽毛看起來像瘋狂的印第安人射在帽檐上的箭。她笑得很甜。「蛇從地獄裡爬出來了。」她說。

在萊剋星頓大道的一家酒吧,尼克說:「告訴我你為什麼這麼愛我。」未作停頓,他又說:「別打比方。」

當他迷失的時候——當他迷路的時候——他有一半是迷失在她那裡。像是他在森林裡愈行愈深,而我卻冒著危險——他可能會停下來聞一朵令人迷醉的花,或是發現一個池塘,像那喀索斯 一樣為之著迷。從他告訴我的有關芭芭拉的事,我知道她深邃而冰涼。

躺在醫生那鋪著冰冷白紙的體檢台上,我盡量不去注意他做的事,而是仔細看天花板上的一個螺釘,它固定住扁平的白色頂燈四角中的一角。

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有一次在樹林里迷路了。我手裡有一朵蒲公英,我徒勞地把它用作手電筒,黃色的花心是我想像中的光柱。本應該來救我的父母,在一個後院派對上喝醉了,我一再走錯路,離我原本可能看到的房子越來越遠。我害怕了,越走越慢。

尼克就此大做文章。他認為我迷失在自己的人生中。「好吧。」他用肘輕推讓我走快點,我說,「一切都是象徵。」

「你凡事都做比喻,這樣怎麼能挖苦我呢?」

「我沒有。」我說,「你講話的樣子讓我想突出自己的指節給人打。你像老師一樣苛責。」

走到頭了。他甚至做了我想讓他做的:走三十個街區去她的公寓,而不是坐計程車去,如果她很著急,從窗口往下看,他就和我直接走到門口,然後她就能看到一切——包括接吻。

他驚訝於在同一段時間,芭芭拉身上發生的事會換個版本發生在我身上。她剪了頭髮的那一天,我把頭髮修齊了。我去看牙醫,他說我的牙齦略微萎縮,我希望她能長出尖牙來超過我。但實際情況是我身體的一側開始疼,她的疼痛更劇烈。現在她做完脊柱融合的手術回到家裡,正慢慢好起來,而他又跟她在一起了。

1979年的秋天。人行道上,我們看到一對情侶在親吻,三個人在遛狗,一對夫婦在吵嘴,一個計程車司機把車停在藥店前,脫下牛仔夾克換上黑色皮衣。他戴上一頂皮帽,把夾克扔到后座,驅車離開,在公園大道掉頭,往城裡開去。一個男人看著我,好像他剛發現我站在接吻亭 的櫃檯後面。一個女人拋給尼克一個如此挑逗的眼神,還沒等她走出聽力所及的範圍他就忍不住笑出聲來。

「我受不了了。」尼克說。

他不是在說紐約的瘋狂。

他吻了我以後,用鑰匙打開門,有那麼一分鐘我們被夾在上鎖的門之間。我稱之為監獄。一口棺材。兩個宇航員被帶子綁著,去往月球的路上。我曾站在那兒,不止一次地感到一個人未被重力定在原地時的失重感,但是我的失重是因為悲傷和恐懼。

芭芭拉在樓上等著,尼克不知道該說什麼。我也不知道。最後為了打破沉默,他把我拉到身邊。他告訴我早先我要他手的時候,說的是「手」。

他的右手伸過來,手指觸到我乳房之間的骨頭。我低頭看了一下,像一個外科醫生會有的那麼一刻的懷疑,或者片刻的自信,看著半透明的、緊貼皮膚的橡膠手套:他的手,又不是他的手,將要做出重要的事,或無關緊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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