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名字叫納塔莉，男人的名字叫拉里。他們從小青梅竹馬。十歲的時候他在一個滑冰晚會上第一次吻她。她當時在解冰鞋的鞋帶，對這個吻沒有準備。他其實也沒有打算吻她——他是想轉過臉去，避開正刮過冰湖的風，然後發現自己的頭向她俯下去。親吻她似乎比較自然。他們高中畢業的時候，他在畢業班年刊上被命名為「班級小丑」，但納塔莉並不覺得他特別滑稽。她覺得他沒必要花那麼多時間研究化學。她說笑話的時候他從來不笑。她真的不覺得他有多麼滑稽。他們上了家鄉的同一所大學，但一年之後他去了一所更大更有名望的學校。她坐火車去跟他共度周末，或者他坐火車來看她。畢業的時候，他父母送了他一輛車。要是他還在家鄉大學的時候他們就給他車，很多事情都會容易得多。他們一直等到畢業日那天才給他，並強迫他參加畢業典禮。他認為他父母是了不起的人，納塔莉某種程度上也喜歡他們，但是她討厭他們精明的時機選擇，還有謹慎的微笑。他們害怕他會娶她。最終，他娶了她。他大學畢業以後繼續讀研究生，提前六個月定了婚禮日期，婚禮會在第一學期的期末考試之後舉行，那樣他就可以一心一意準備化學考試。
她嫁給他的時候，他那輛車已經開了八個月了，看起來依然嶄新。車裡從不凌亂，連刮冰器都放在手套箱里，后座上連一件運動衫或單只的手套也沒有。他每周末在洗車房洗了車以後，還給車吸塵。星期五晚上去一家便宜飯館或者一美元電影院的路上，他總是在洗車房停下，她會下車，讓他把車裡整個吸一遍塵。她總是靠在金屬的車身上，看著他做清潔。
他期望她不要懷孕。她沒有。他期望她把他們的公寓收拾乾淨，在他學習時在這麼狹窄的房間里盡量不要礙事。不過公寓很亂。他夜裡學到很晚，她就會打斷他，勸他去睡覺。他每周做一次化學課的報告，她總是告訴他過分準備跟準備不足同樣有害。她不確定她是否相信，不過這是她喜歡的一句話。有時他聽她的話。
每周二他做報告的時候，她總是開車送他去學校，然後去超市購物。通常她去購物前不會列單子，不過到了停車場她會從包里拿出一本便簽簿，冷風中坐在車裡寫上幾條。即使只寫了幾樣東西，也讓她可以不必在商店裡沒有目的地亂逛，買下一些她永遠不會用的東西。這之前她買了幾口鍋，一些罐頭食品，她都沒用，或者說她本來也不需要。她有一張購物清單的時候感覺好多了。
每周三她會再開車送他去學校。他有兩門研究生討論課，佔掉整個下午。然後她有時會開車出城，到郊區購物，如果要買點東西的話。要不然她就會去美術館，離得不遠，但是坐公共汽車去不太容易。那裡有一件雕塑，她很想用手觸摸，但是保安總在附近。她經常來，時間一長保安開始跟她點頭打招呼。她在想有沒有可能求他轉過頭去幾秒種——就那麼長時間——這樣她好觸摸雕塑。當然她永遠也不敢問他。在美術館裡四處晃蕩，而且至少看了兩次雕塑以後，她就去禮品店買幾張明信片，然後坐在美術館裡的一把長椅上，椅墊是黑色聚乙烯，頭頂上方有一件考爾德 的活動雕塑。她坐在那兒給朋友寫幾句話（她從不寫信），然後把明信片塞進包里，離開美術館的時候寄出去。不過走前她總會在餐廳里喝杯咖啡：她看到媽媽和孩子們在那兒扭打，穿著別緻的女人們說話時臉貼得很近，像情人一樣安靜。
每周四他用車。下課以後他總是開車去探望父母和他的朋友安迪，安迪在越戰中受了傷。大概一個月一次，她跟他一起去，但那得是她想去的時候。和安迪相處讓她尷尬。她告訴過他不要去越南——告訴過他可以用其他方式證明自己愛國——最終，在她和拉里一起去看他，她在安迪的父母家見到活動床上的他以後，拉里答應她不用再去了。安迪向她道歉，這讓她很尷尬。這個被地雷崩到天上，失去一條腿和全部手臂功能的人，給了她一個嘲諷的微笑，說：「你是對的。」她還覺得他好像想聽她現在會怎麼說，而現在他會聽她的話。現在她無話可說。安迪自己站起來，用相對強壯的右臂支撐身體，抓住床邊的欄杆，有時也會握住她的手。他的手臂還很軟弱，但是醫生說假以時日他能恢複右臂的全部功能。他握住她手的時候，她需要剋制住自己不去擠他的手，因為她發現自己想要把力量擠回給他。她有種不正常的好奇心，想知道被炸到空中——上升，再掉下來——是什麼感覺。去看安迪的路上，拉里給她表演班級小丑的把戲，講滑稽的笑話，笑得很大聲。
有一兩次拉里說服安迪坐進輪椅，然後把輪椅搬上車，帶他去酒吧。拉里有一次很晚給她電話，喝醉了，說他那一夜不回家了——會回父母家睡。「老天，」她說，「你喝醉了還要開車送安迪回家？」「他還能出什麼事？」他說。
拉里的父母把拉里的不快樂歸咎於她。他母親對她只能和氣一會兒，然後就把批評偽裝成一個個問題。「我知道吃得有營養最有用。」他母親說，「他學習太辛苦，可能需要些維生素，你不覺得嗎？」拉里的父親是那種找一些業餘愛好來迴避妻子的人。他的愛好是製作船隻模型，修理鐘錶，還有攝影。他拍下自己製作船模和修理鐘錶的照片，然後給這些照片裝上卡紙相框，作為聖誕和生日禮物送給納塔莉和拉里。拉里的母親對於怎麼跟兒子維持親密關係相當焦慮，她也知道納塔莉不太喜歡她。有一次她非周末時來看他們，納塔莉不知該怎麼招待她，就帶她去了美術館。她為她指出那尊雕塑，她掃了一眼就置之不理。納塔莉討厭她品位低下。她給拉里買的運動衫也很難看，但他還是穿著，那讓他看起來像個大學生。整個大學世界都讓她噁心。
納塔莉的叔叔去世的時候，把他那輛1965年的沃爾沃留給了她，他們馬上決定把車賣了，用那筆錢去度假。他們在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有幾個人打電話來。星期二拉里上課的時候，有幾個電話，納塔莉發現自己在打消他們的興趣。她告訴一個女人車跑的里程數很多，還提到車身生鏽，其實並沒有。她對另一個打電話來執意要買車的人說，車已經賣了。等拉里從學校回來，她跟他解釋說電話線被她拔了，因為太多人打電話來問，她最終決定不賣了。如果他願意，他們可以從儲蓄賬戶里取一點錢去旅行。但是她不想賣車了。「那輛車不是自動擋。」他說，「你不知道怎麼開。」她對他說她可以學。「上保險還要花錢。」他說，「車很舊了，可能都不太可靠。」她想把車留下。「我明白，」他說，「可是沒道理。要是我們錢多一點，你就能有輛車了。你可以買一輛更新更好的車。」
第二天她去看車，車停在隔壁一個老太太的車道上。她是拉森太太，自己不開車了，跟納塔莉說可以把第二輛車停那兒。納塔莉打開車門，坐到方向盤後面，把手放上去。方向盤上裹著一層薄薄的塑料包裝。她輕輕剝掉它，有幾片泡沫塑料還粘在上面，她把它們摘下來。包裝下的方向盤是暗紅色的。她的手指在方向盤上摸了一圈又一圈。她堂弟伯特把車送過來的——一個年輕的機會主義者，十六歲，他說有二十美元和一張回家的汽車票，他就願意把車從一百英里外他家開過來。她甚至沒有留他吃晚飯，拉里開車送他去了汽車站。她在想煙灰缸里的煙頭是伯特的還是她死去的叔叔的。她甚至不記得叔叔是否吸煙。她很驚訝他把車留給她。這輛車比拉里的舒服多了，裡面有種好聞的味道，有點像一場春雨後田野的味道。她頭的一側在車窗上蹭來蹭去，然後下了車，去拉森太太家看她。前一天晚上她突然想到那個每晚給老太太送晚報的男孩；他看上去到開車的年齡了，也許他知道怎麼換擋。拉森太太同意她的看法——她確信他能教她。「當然，一切都有個價錢。」老太太說。
「我知道。我打算付錢給他的。」納塔莉說，她聽到自己的聲音很吃驚，聽起來也很蒼老。
她做了一份清單，把家裡的東西都列在上面。拉里有天晚上在體育館打籃球的時候，遇到一個賣保險的，那人說他們應該把財產列份清單，萬一失竊可作參考。「有什麼值錢的呢？」他告訴她的時候她說。那是他們近一年來的第一次爭吵——不管怎樣，一年中第一次，他們的嗓門抬高了。他跟她說他們結婚時祖父母給的傢具里有幾件是古董，體育館那個人說如果他們不打算每年給傢具估價，至少可以拍下照片，把照片放在貴重物品保管箱。拉里讓她拍帶通風孔的碗櫥（她用來放亞麻織品），樂譜架上鑲有螺鈿裝飾的鋼琴（他倆都不會彈），還有有手刻木柄和大理石面的餐桌。他在藥店給她買了一架傻瓜相機，還有膠捲和閃光燈。「為什麼你不拍？」她說，爭吵又開始了。他說她不尊重他的事業，不理解拿一個化學碩士要付出多少時間學習。
那天晚上他出門了，去體育館跟兩個朋友打籃球。她在相機頂上裝上小閃光燈，放進膠捲，蓋上後蓋。她先去拍鋼琴。她湊過去，距離夠近，能夠清楚地看到鑲嵌，但是她離得太近，鏡頭沒法把整架鋼琴收進去。她決定拍兩張照片。然後她拍了帶通風孔的碗櫥，半扇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