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對洛娜說：「你想讓我給你講個故事嗎？」「不想。」她說。洛娜是我的女兒。她十歲了，一個大懷疑家。但是她願意在我屋裡晃悠，說話。「常規乾洗沒法洗掉那個。」洛娜看到我的仿麂皮夾克上的污跡時說。「真的。」她說，「你得拿到特別的地方去處理。」洛娜自己是懷疑主義者，她也想當然覺得其他人都愛懷疑。
根據卧室門後掛著的柯里爾和艾夫斯石版畫 日曆。根據我的手錶，也根據我的記憶（後者如果沒有前兩樣會更加敏銳），洛娜和我在我父母家呆了三天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槌球比賽，我們家所有在康涅狄格州的親戚都相聚一堂（甚至我妻子那邊的一些）。七月四號，熱得要命。我開著電扇，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里（椅子是在我的要求下，我父親和女傭搬上樓的），在我的老卧室窗邊。親戚們已經在草坪上聚成一堆。他們中大多數人在襯衫或短袖上別著小小的美國國旗，或在耳後別一枚。一個愛國的團體。喝啤酒（原諒他們：是喜力）和葡萄酒（傲美夏布利）的一群。我父親喜歡這一天勝過他自己的生日。他靠在槌球棒上，給我姐姐伊娃指點球柱的位置。在那裡他能更清楚地看到美國國旗。但是如果他已經喝得太多，沒法把球柱插在地里，他也許沒有注意到珠寶。
洛娜在過去這一個小時里已經來我房間兩次——一次是問我要不要下樓參加她所謂的「晚會」，另一次是來說我不參加聚會讓大家感覺都很糟——一個可以一揮手就打發掉的說法，可是我沒有那隻手。我也沒有右臂。我有左手和左臂，但我已經不再看重它們了。我要的是右手。在醫院裡，我拒絕了裝塑料手臂和手爪的建議。「嗯，那麼你有什麼設想？」大夫問。「空氣。」我對他說。這需要一些解釋。「在從前我胳膊的位置是空氣。」我說。他輕輕地點點頭表示「哦，是這樣」，然後離開房間。
我打算在這窗邊坐一整天，看槌球比賽。我會喝洛娜拿給我的喜力，小口地啜，因為我喝了泡沫豐富的一大口以後沒法擦嘴。我的左手還在，可以擦，可是誰願意放下啤酒瓶來擦嘴呢？
洛娜的母親離開我了。我現在想到她只是洛娜的母親，因為她對我明確表示不願再做我的妻子。她和洛娜搬到另一間公寓了。她自己離開我似乎沒有更快樂，還經常來看我。我們不再提及我是她的丈夫，她是我的妻子這一事實。瑪麗（她的名字）最近坐渡輪去看自由女神像。我呆在這間屋子的第二天，她衝進來，跟我解釋她不會出席槌球比賽，卻向我報告她昨天去了紐約，坐渡輪去看自由女神的新聞。「城裡怎麼樣？」我問。「棒極了。」她讓我放心。她去了卡耐基熟食店，吃了乳酪蛋糕。她不來看我的時候，就寫信。她對於我什麼時候離開公寓去我父母家直覺很准。她在信里常會告訴我洛娜的事，儘管不再提洛娜是我的孩子。事實上，她有一次發泄怨氣的時候還詭秘地暗示洛娜不是——但是又收回了這話。
洛娜深受我父母寵愛，我父母很富有。這個，瑪麗常開玩笑說，才是她嫁給我的理由。實際上是因為我的魅力。她覺得我好極了。如果不是我愛上了她妹妹，我們之間會一切順利。我做得夠正當：在婚禮前我愛上了她妹妹，我提出將婚禮延期。瑪麗喝醉了哭。我為什麼這麼做？我怎麼能這麼做？她要離開我，但是她不願將婚禮延期。我請求她離開。她喝醉了，大哭，不願走。我們按計畫結婚。她再也不跟妹妹有任何往來。我卻相反——奇怪有多少事不能再提——一有機會就去見她。帕特麗夏——是她的名字——跟我一起出差，跟我一起午餐和晚餐，開我的車，車翻下公路時她開著。
我醒來的時候，瑪麗站在我的病床旁，她面孔扭曲，俯視著我。「我妹妹自殺了，她想帶你一起去的。」她說。
我等著她滿懷憐憫地撲進我懷裡。
「你這是活該。」她說，然後走出了房間。
我的左臂在掛點滴。我想知道自己的右臂是否接了什麼東西。轉頭很疼。我的右臂是自由的——到底有多自由我當時並不知道。過了一陣子，醫生告訴我，絕沒有可能我妻子在病房裡的時候我的胳膊還在，而後來——她離開的時候沒有了。不，絕不可能。手術是一次性截肢，我看到我妻子時是術後恢複階段。我試著用另一種方式接近真相，不把瑪麗包括在內。瑪麗來病房前我不是有意識的嗎？我不是看到了胳膊嗎？不，我喪失意識了，什麼也沒看到。真的，不是。理療師，精神病醫生和醫生帶來的牧師都點頭，飛快地一致同意。不過很快我就能有假肢了。我說我不想要假肢。就是那時候我們討論了空氣。
上周三是我生日。我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臉色。廚師貝茨太太給我烤了胡桃仁巧克力豆曲奇（我的最愛），但是我直到她回家時也沒有吃。母親送給我一件紅色絲絨襯衫，我暗示這不合我意。「哪裡不對？」她說。我說：「袖子太多了。」我以前的學生班克斯晚上來看我，他不知道這天是我生日。他二十歲，是一個害羞、瘦削、毛髮濃密的傢伙——一個畫家，一個真正的職業藝術家。我非常喜歡他，連我父母家的電話都給了他。他帶來了最近的作品讓我過目，一幅裸女的帆布油畫。我們圍坐在生日蛋糕旁，我問這個女的是誰，班克斯回答說是一個職業模特。後來在後院散步的時候，他告訴我她是他在公交車站發現的。他說服了她，理由是她不想一輩子等公交車，然後把她帶回自己的公寓，為她做了一頓牛排晚餐。那個女人在他家呆了兩天，離開的時候班克斯給了她四十美元，儘管她一分錢也不要。她認為他把她畫得很醜，想得到些安慰——自己的臀部沒有那麼厚重。班克斯告訴她這不是一幅具象派的作品；他說是印象派。她給他留了電話號碼。他打過去，那個號碼不存在。他不明白是為什麼。他回到那個公交車站，又找到了她。她叫他走遠點，否則就喊警察。
啊，班克斯。啊，青春——如果能回到二十歲，而不是三十二。上課的時候，班克斯會戴著耳機聽隨身聽的音樂。他把畫框釘在一起的時候會吃糖果棒。班克斯不是在嚼東西就是在唱歌。有時他忘了，會在課上唱起來——一陣怪異的尖嘯，和著某種我們其他人都聽不見的曲調。學生們怨恨班克斯，要麼是因為他的才華，要麼是因為他吃東西或者唱歌，要麼就是他在女人那裡無往不利。班克斯在洛娜這裡獲得大大的勝利。他告訴她她長得像碧安卡·賈格爾 ，她激動極了。「你為什麼不買一雙她那樣的松糕鞋？」他說，她的眼睛歡喜得皺在一起。他給她講了一些哥白尼的趣事；她告訴他一些舞毒蛾的習慣。他走的時候，吻了她的手。我看到她如此開心，心下安慰。我從來都不能讓她開心，正如瑪麗一直告訴我的。
我教書的學校有人寫信來了，說希望一切安好，我秋天就能回去上課。我的右臂沒了，這樣教繪畫就不大容易了。不過，人們記得晚年的馬蒂斯。有志者，諸如此類。我的系主任送過兩次花（一次是各色花卉，一次是鬱金香），系主任自己也在一張祝福卡上寫了話。卡片上有一隻小兔子，望著一道彩虹。班克斯是唯一一個真正吸引我回去工作的人。其他人，班克斯跟我說，都「煩人得很」。
現在來了個訪客。丹妮爾，約翰的妻子，上來瞧我了。約翰是我哥哥。她給我拿來一罐開了口的啤酒，一言不發地把它擱在窗台上。丹妮爾穿著一條白裙子，上面有小海豚，躍起的時候微笑。前胸對面的地方，並無奇蹟。
「你今天覺得悲傷還是身體不舒服？」她問。
丹妮爾說的很多話開頭都能把我帶入一種廉價的羅曼蒂克的氛圍。肯定有人寫過一首歌叫「你覺得悲傷嗎？」
「都有。」我說。我總是給丹妮爾直截了當的回答。她是好心。她這五年來一直對我哥哥很好。他一直許諾帶她回法國，但是從未成行。
她坐在地毯上，挨著我的椅子。「討厭的草坪酒會。」她說。丹妮爾是法國人，但她的英語很好。
「拿一把椅子，在這兒觀賞那些活動吧。」我說。
「我得回去。」她撅著嘴說，「他們想讓你跟我下去。」
香檳酒杯的碰杯聲，白色桌布，單瓣的康乃馨，A調：「他們想讓你跟我回去。」
「誰叫你來的？」我問。
「約翰。不過我想洛娜也希望你在那兒。」
「洛娜不再喜歡我了。瑪麗唆使她反對我。」
「十歲是麻煩的年齡。」丹妮爾說。
「我以為十幾歲才會麻煩。」
「我怎麼會知道？我沒有小孩。」
她喝了一口啤酒，然後把罐子放在我的手上，而不是放回窗檯。
「你的腳真美，圓潤。」我說。
她把腳縮回去。「我都不好意思了。」她說。
「我們今天說的都是陳詞濫調。」我嘆著氣。
「你這是在挖苦我。」她說，「這就是為什麼約翰不願意上來。他說他受夠了你的挖苦。」
「我一點挖苦的意思都沒有。你的腳很美。你把腳伸過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