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從來沒有坐過飛機。我還記得因達爾關於坐飛機旅行的說法，大意是飛機能讓他適應自己的漂泊。我現在開始理解他的意思了。
我第一天還在非洲，第二天早晨就到歐洲了。這不只是旅行速度的問題。我覺得我像是同一時間出現在兩個地方：一覺睡醒就到倫敦了，身上卻還留有非洲的痕迹，比如機場稅的稅票，是一個我認識的官員開的，周圍是不一樣的人群，不一樣的建築，不一樣的氣候。兩個地方都是真切的，又都不真切。你可以在兩個地方之間挑挑揀揀，不會覺得自己做了最終決定，完成了一次偉大的、終結性的旅程。在某種意義上，我真實的處境正是如此。我只有一張短程票，簽證是旅行簽證——六個星期內我必須回去。
飛機把我帶到的這個歐洲不同於我從小熟悉的歐洲。在我年幼時，歐洲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它打敗了非洲的阿拉伯人，控制了非洲內陸。它統治著非洲海岸，以及所有和我們交易的印度洋國家；它為我們提供了各種商品。我們都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的。不過，是這個歐洲給了我們那些豐富多彩的郵票，讓我們從中了解到自己多姿多彩的一面。是這個歐洲給了我們一種新的語言。
歐洲現在不再統治我們了，但還是用它的語言通過種種途徑餵養著我們，同時源源不斷地把那些越來越好的商品送到我們這裡來。在叢林中，這些商品逐漸豐富了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將現代性和發展的概念灌輸給我們，也讓我們意識到另一個歐洲——那個歐洲有偉大的城市、繁華的商鋪、宏偉的建築和莊嚴的學府。我們中間只有有錢有勢或者稟賦出眾的人去過。它是因達爾為了上那所著名大學而前往的歐洲。它是舒芭這樣的人在談論旅行的時候心裡所想的歐洲。
但是我來到的歐洲——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我會來到這樣的歐洲——既不是古老的歐洲，也不是新的歐洲，而是萎縮的、庸俗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歐洲。因達爾從名校畢業後曾在這裡吃過苦，想弄清楚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它是納扎努丁一家人避難的歐洲。它是無數像我這樣的人從世界各地設法擠進來，在其中工作和生活的歐洲。
對於這樣的歐洲，我心裡還無法形成一幅圖景。不過它就在倫敦的各個角落，你不會錯過，也沒有任何神秘的東西。那些小攤、小鋪、小售貨亭，還有熏黃的雜貨店——都是像我這樣的人開的——給人留下的印象，事實上也正是設法擠進來的那些人給人留下的印象。他們在倫敦中央做著生意，就如當初在非洲中央做生意一樣。運貨的距離或許短一些，但商販和貨物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我彷彿是從遠處看倫敦街頭這些人，這些像我一樣的人。我看到了半夜零售香煙的年輕姑娘，她們像是被困在了售貨亭里，如同木偶劇院的木偶。她們被隔離在自己前來投奔的這個大都市的生活之外。我在想，她們經歷千辛萬苦來到倫敦，過著如此艱難的日子，有什麼意義呢？
剛從外面來到非洲的人有多少幻想啊！在非洲，我認為，不管條件多麼艱苦，我們都對工作有一種英雄式的、創造性的本能和能力。我曾經將其同非洲村莊的冷漠和消極進行對比。現在，在倫敦，在忙忙碌碌的背景之下，我發現這種本能就只是本能，毫無意義，人們為了工作而工作。我的心裡湧起一陣反叛的衝動，比我童年時期所知的任何感覺都要強烈。我對因達爾所說的反叛產生了一種新的理解和認同。因達爾當年走在倫敦的河邊，發現了自己內心的這種衝動，決定拋棄忠於家族、敬拜祖先之類的觀念，拋棄對偉人的愚昧崇拜，拋棄與這種崇拜以及那些觀念相應的自我壓抑，有意識地讓自己投入到更廣大、更艱難的世界之中。我要在此地生活，就必須按他所說的這種方式生活下去。
但在非洲的時候，我曾反叛過。我的反叛達到了我自己的極限。我本來是到倫敦來解脫，來求救的，我想把握住還有所存留的正常生活。
我和納扎努丁的女兒凱瑞莎訂婚了，納扎努丁絲毫沒有表現出吃驚。多年前，他就從我的手相上看出我的可信，這麼多年來，他一直沒有改變他的想法——這曾經讓我很沮喪。凱瑞莎自己也沒表現出吃驚。事實上，對這件事情表現出吃驚的是我本人。生活的轉折如此輕而易舉，我怎能不吃驚？
我是在快離開倫敦的時候訂婚的。不過大家從一開始就認為這事已經定下來了。經過那麼快的旅行，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大城市，把自己交託給凱瑞莎，讓她叫著我的名字，領著我在倫敦到處走，這確實讓我感到寬慰。凱瑞莎去過烏干達，去過加拿大，她通曉世事，而我則懵懂無知，有時候還不懂裝懂。
凱瑞莎是藥劑師。藥劑業務也是納扎努丁生意的一部分。納扎努丁一輩子跌宕起伏，早就不相信財產和生意能給人提供保護；他督促子女學習任何地方都用得上的技能。可能是受工作影響，凱瑞莎性格恬淡文靜，對於一個來自於我們那個群體的三十歲的未婚女子，這種性格頗為難得。這也可能是因為她有圓滿的家庭生活，還有納扎努丁這個榜樣——納扎努丁仍對過去的經歷津津樂道，同時在探索新的領域。但我越來越感覺到，凱瑞莎在多年的漂泊中，應該有過戀愛經歷。若是在過去，這種發現會讓我勃然大怒。現在，我不介意了。她過去的男友應該是個不錯的人，他讓凱瑞莎對男人產生了好感。這對我來說是件新鮮事——我關於女性的經驗很有限。我盡情享受凱瑞莎的溫情，對自己的男性角色有點兒刻意在表演。這一切讓我深感寬慰。
表演——此時我的言行舉止有很多表演的成分。因為每天我都要回到旅館（離納扎努丁家不遠），面對孤獨，這種時候我就成了另外一個人。我討厭旅館的房間。它讓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它讓我憶起舊日的焦慮，又為我增添新的焦慮——比如對倫敦，對這個世界的焦慮。我要來這個世界發展，但我從什麼地方入手呢？我打開電視，感到的不是驚奇，而是外部世界的陌生。看著屏幕上的人，我只想知道他們是如何從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的。我在心裡總是以「回去」的想法寬慰自己——再乘一次飛機回去，或許我並不一定要到這裡來。白天直到夜幕剛降臨時我所擁有的決心和歡樂到了深夜總會全部化為烏有。
因達爾說過，我們這樣的人到了偉大的城市會視而不見。我們只想裝出鎮定自若、無動於衷的樣子。這正是我的問題，即便有凱瑞莎帶路也一樣。我可以說我在倫敦，但我並不真的知道自己在哪裡，也不知道怎樣去了解這個城市。我只知道我在格洛斯特路上：我的旅館在這條路上，納扎努丁的房子也在這條路上。我搭乘地鐵到處轉悠，從這個地方鑽入地下，從另一個地方冒出來，無法將這兩個地方在腦海中聯繫起來，有時候短短的距離卻要換乘很多次。
我熟悉的街道只有格洛斯特路。如果我朝一個方向走，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樓房和街道，到最後會迷失方向。若是朝另一個方向走，會路過很多供遊客吃飯的地方、幾家阿拉伯餐館，最後到達一個公園。公園裡有一條寬闊的斜坡路，有一些孩子在上面玩滑板。斜坡頂上有一個大池塘，周圍鋪了一條人行道。池塘的人工痕迹很明顯，但到處都有鳥兒，真的鳥兒，天鵝和各種各樣的鴨子。看到這些鳥兒願意在這地方待著，總讓我覺得驚奇。假的鳥兒，就像我童年見到的那些賽璐珞做的東西，不會與周圍的環境有絲毫不協調。從樹梢看過去，遠處到處都是樓房。這時你會意識到城市是人造出來的，不是自然長成的。因達爾說過類似的話，他說得對。我們這些人很容易把那些大城市想成是自然生成的。這使得我們能忍受那些破敗的城鎮。漸漸地，我們會覺得一個地方和另外一個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東西。
在天氣晴朗的下午，公園裡有人放風箏。有時附近大使館的阿拉伯人會在樹下踢足球。周圍總是有很多阿拉伯人，他們皮膚偏白，是真正的阿拉伯人，不是我們海岸那邊有非洲血統的阿拉伯人。格洛斯特車站附近有一個報攤，出售各種阿拉伯語報紙和雜誌。這裡的阿拉伯人不全是有錢人，也不全是乾淨體面的。有時候我會看到一群衣著破爛的阿拉伯窮人蹲在公園的草地上，或者附近街道的人行道上。我以為他們是僕人，這已經夠丟人的了。但是後來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帶著奴隸出來的阿拉伯女士。
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那個人。他戴著一頂小白帽，穿著純白的長袍，這身打扮向所有路人宣告了他的身份。他拿著幾袋從格洛斯特路的維特羅絲超市採購的貨物。他走在女主人前面，和主人保持十步的規定距離。女主人身材肥胖——阿拉伯女人都喜歡自己身材豐滿——臉上蒙著薄薄的黑紗，透過黑紗能看到她白皙的臉上藍色的圖案。她自鳴得意，你能看出，她很高興身在倫敦，能在維特羅絲超市和其他家庭主婦一起進行這種時髦的採購。她以為我是阿拉伯人，從面紗後面看了我一眼，指望我帶著讚賞和羨慕的表情回看她一眼。
提著購物袋的奴隸還很年輕，瘦瘦的，白皮膚，我猜他是在女主人家裡出生的。他臉上露出茫然、溫順的表情。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