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到一隊螞蟻在行軍，你會發現有一些螞蟻掉隊或者迷路。螞蟻大軍沒有時間等它們，只會繼續前進。有時候，掉隊的螞蟻會死掉，即便如此，也不會對行進的隊伍產生什麼影響。死螞蟻的遺體會帶來些許不安，但這不安最終會被克服，到時死去的螞蟻也就顯得無足輕重了。其餘螞蟻照樣忙忙碌碌，循規蹈矩，在離開巢穴趕往別處，或是從別處趕回巢穴時，遇到迎面趕來的同類，照樣會一絲不苟、客客氣氣地打招呼。
惠斯曼斯神父死後的情形也是一樣。要是在過去，他的死會激起眾怒，大家會千方百計把兇手找出來。但現在，我們這些留在這裡的人——仍舊是外人，不算定居者，也不算遊客，待在這裡只是因為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低下頭繼續干自己的事。
惠斯曼斯神父之死只給我們帶來了一個警示，那就是我們應該好好照應自己，不應忘記我們所處的環境。奇怪的是，儘管我們埋頭干自己的事，結果卻通過自己的所作所為，逐步在實現神父對小鎮的預言。他說小鎮的退步是暫時的，在每一次退步之後，歐洲文明都會捲土重來，在河灣紮下更深的根。小鎮會從頭再來，而且一次比一次進步。恢複和平之後，小鎮不是單純在重建，而是切切實實在發展。叛亂和神父之死很快被人淡忘。
我們沒有惠斯曼斯神父那樣長遠的視野。我們有些人對非洲人和他們的前途有明確的認識，不過我們都沒有神父那種對未來的信念。要不是相信非洲這一帶會發生變化，我們是不會來做生意的。因為沒有任何意義。拋開表象不論，我們對自己的態度和神父對自己的態度實質上是一致的。他覺得自己是宏大歷史進程的一個環節，他若在天有靈，想必也不會覺得自己的死有多麼重要，不會覺得他的死應該造成什麼不安。我們也是這種感覺，只是角度有所不同。
我們都是簡單的人，有自己的文明，卻除了這裡沒有其他家園。情況允許的時候，我們也會像螞蟻一樣，做些不得不做的複雜煩瑣的事。我們偶爾會得到一些回報聊以自慰，不過，無論時運好壞，我們都清楚自己是可以犧牲的，我們的辛勞隨時可能付諸東流，我們自己可能被擊得粉碎，別人會來替代我們。別人會在更好的時候來，這正是讓我們痛苦的地方。而我們只能像螞蟻一樣，繼續維持我們的生活。
處在這種境況中的我們一會兒從絕望的谷底躍上樂觀的巔峰，一會兒又從巔峰跌入谷底。眼下我們處在繁榮期。我們能感覺到首都統治者的智慧，還有能力；市面上大量銅鈔在流通。秩序和金錢這兩樣東西就足以讓我們建立信心。只要有一點兒信心，我們就可以維持很久。信心也讓我們釋放出自己的能量。我們沒有足夠的才智，也沒有大把資金，我們有的只是能量。
各種各樣的項目在啟動。各個政府部門也恢複了生氣，小鎮終於成為一個可以正常運轉的地方了。我們本來就有汽船提供航運服務，機場現在也被修葺一新，並得到拓寬。首都來的飛機開始在此起降，士兵也被空運到鎮上來。舊城區住滿了人，新城區也在陸續建造，但這一切都不能應付不斷從村裡遷來的人。鎮中心的街道和廣場上一直有人搭棚或紮營居住，現在又多了公共汽車，以及更多計程車。我們甚至有了一套新的電話系統，雖然太複雜，大大超出了我們的需要，但這正是首都的大人物希望為我們提供的。
城區的垃圾堆越來越多，從中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長速度。他們不像我們那樣，在油桶里把垃圾焚燒掉，而是直接扔到破爛的街道上——都是細細的、灰燼一樣的非洲垃圾。這些垃圾堆一下雨就平了，但日積月累，越來越多，越來越結實，一個個像小山一般，堆得和城區那些盒子狀的水泥房屋一樣高。
沒人願意搬動那些垃圾。計程車里滿是消毒劑的味道，非常刺鼻。衛生部門的官員對計程車抓得非常緊，就是為了消毒的問題。在殖民時代，依照法律，衛生部門每年要給公共交通工具消毒一次。消毒員可以收取費用，納入自己的腰包。這個傳統大家還沒有忘記，所以很多人想從事消毒這一行。現在的計程車和卡車可不是每年消毒一次了，無論什麼時候，只要被攔住了就要消毒，每一次都要收費。消毒者坐在官方的吉普車裡，在垃圾堆之間和計程車、卡車捉起了迷藏。鎮上那些布滿紅色塵土的馬路很久沒人修整維護了，現在車水馬龍，路面很快變得凹凸不平。消毒的人在後面追，反消毒的人在前面逃，但有趣的是，逃的追的都不快，都是在坑坑窪窪的路面上顛來顛去，彷彿深海行舟。
包括衛生官員在內，這些通過市政服務迅速聚斂財富的人一個個精力充沛，或者有了機會就會變得精力充沛——海關官員、警察，甚至還有軍人。政府機構不管實質上多麼空虛，人員卻比以前充實多了。有事總可以找到人，只要你的方法對路，總可以把事情辦妥。
正如惠斯曼斯神父說的那樣，河灣的小鎮又一次恢複了印度洋地區的人和歐洲人到來前的面貌，重新成為這個幅員遼闊的地區的交易中心。商人們不遠萬里來到這裡。他們的旅程比扎貝思的還要艱險，有時需要一周時間才能到達。汽船到了鎮上就不再前進，在急流上游只有獨木舟（有的裝上了舷外發動機）和汽艇出沒。我們的小鎮成了貨物集散地，我收購了好些代理處，納扎努丁以前經營的那幾個也重新開張了。通過這些代理處，我開始批發一些以前零賣的東西。
代理處大有賺頭。產品越是簡單，生意就越簡單，越興旺。這種業務不同於零售。以電池為例，貨還沒有到的時候，我就大量地買進賣出，甚至不用親手接觸，也不用親眼看見。好像買進賣出的都是一些話語，或紙上的想法，這簡直是在做遊戲——到後來某一天，電池真的到貨了，你也只須去海關的倉庫走一趟，親眼看到它們真的存在，真的是某個地方的工人生產出來的。如此有用、如此必要的東西——其實用普通牛皮紙包一包就可以了，但生產它們的工人卻不辭勞苦，為它們貼上漂亮的標籤，印上動人的宣傳語。貿易，商品！多麼神奇啊！我們製造不了，但可以買進賣出。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原理是什麼。只要有錢，就可以把這些神奇的東西吸引到叢林深處來，讓我們如此隨意地買進賣出！
首都來的銷售員大多是歐洲人，他們現在不坐汽船了，喜歡坐飛機來回。如果坐汽船，過來要花七天時間，回去要花五天。到了鎮上，他們就住進凡·德爾·魏登旅館。他們為小鎮的生活增添了一點兒新的色彩。在希臘俱樂部，在酒吧，他們終於帶來了歐洲和大城市的氣氛。在這種氣氛之下，我能夠想像納扎努丁在故事裡描述的那種生活。
馬赫什的商店和凡·德爾·魏登旅館對門，中間只隔一條馬路，旅館裡人來人往，全落在馬赫什眼中。激動之下，他和旅館裡的人做起了生意。馬赫什這人有些奇怪，腦子裡總想著做一筆驚天動地的大生意，但遇到不值一提的小買賣，他也肯花力氣，甚至耗上好幾周的時間。
有一次，他買了一台用來雕刻字母和數字的機器，同時還買了一大堆硬塑料牌子以備刻字之用。他想刻一些標誌牌在鎮上賣。他在家練起了這門手藝，舒芭說那機器吵得不得了。馬赫什無論在家還是在店裡，逢人就拿出他練慣用的標誌牌，彷彿牌子上漂亮的字母是他本人而不是機器刻出來的。刻字機既現代又準確，更主要的是刻出來的東西確實有「工業生產」的味道，這讓馬赫什激動不已。他以為其他人也會像他一樣激動。
刻字機是馬赫什從住在凡·德爾·魏登旅館的一個商人那裡買來的。他做生意的方法一貫隨意，到了考慮刻字訂單的時候，他只想著穿過馬路去凡·德爾·魏登旅館——賣機器給他的商人就是從馬路對面走到他店裡的。他寄希望於凡·德爾·魏登旅館，他希望把所有房間號碼都重做一遍，把洗手間等處的所有「男」、「女」標誌牌換掉，還想給樓下每個房間門上都貼上解說牌。真要做成了凡·德爾·魏登旅館的生意，足以讓他忙上幾周，這樣完全可以收回買機器的成本。但是旅館的主人（一對義大利中年夫婦，平時總躲著，凡事由他們的非洲總管出面）對馬赫什的想法根本不買賬。我們也沒幾個人想在三角形牌子上刻自己的名字，擺在自己的桌子上。馬赫什的想法最終成了泡影。刻字機也漸漸被遺忘了。
馬赫什每次提出新點子，總是神神秘秘。有一次，他想從日本進口一種機器，用來刻吃冰激凌用的木鏟和木勺，一開始他沒有把他的想法和我直說，只是把商人送他的樣品給了我一個，是用紙包著的小木勺。我看了看那小小的船形勺子。有什麼可說的？他叫我用鼻子聞聞這勺子，然後叫我用舌頭舔舔。我按他的話做了，見他看著我的樣子，我覺得可能會有什麼讓我吃驚的東西。不過並沒有什麼好吃驚的，他只是要告訴我冰激凌勺子和鏟子不應該有氣味，也不應該有味道——這倒是我從來沒有考慮過的。
他想知道本地有沒有那種日本良木。要是在進口機器的同時也從日本進口木頭，免不了會有很多麻煩，且會把勺子、鏟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