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後，我從監獄出來，發現世界依舊，只是妻子已與我離婚。我找到霍夫曼。他像以前那樣安慰我：「沒什麼，這幾年我琢磨出一個道理：人生就是一場安檢。不是人人能通過的。你只是運氣不好。」我問他找到那個神秘女子了嗎？他搖搖頭。隨後他建議我出國。「什麼，出國？」我喊出聲。這個國家很少有人想到出國。他聳聳肩：「既然無法通過安檢，那就只好出國了。我打聽到，有些國家的地鐵是不安檢的。」我覺得這很滑稽。從內心講，我從不曾想過離開美國。倒也談不上愛不愛它，只是習慣了，過一天是一天。「婚已離了，又坐過牢，現在你再闖安檢，已無意義。」霍夫曼勸告道。「你呢？也出國嗎？」失去了生活目的，我無力地問。「不，我還要堅守，也許某一天，我能闖過安檢的，靠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國土上爭取到自由。」他孩子似的執犟地說。
我缺乏霍夫曼的勇氣和毅力，而且那時我的身體和精神快要崩潰了。我於是嘗試辦出國手續。我以為這很難，但實際上挺容易。他們其實希望你到國外去，最好永遠不回來。但這一定要自願。他們從來不向海外流放美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