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7歲那年因為種種原因陷入深深的抑鬱，房東太太說服我去見她的心理醫生，並威脅我說不接受一個療程的心理諮詢就要把我和我的臟屁股踢出公寓樓，雖然明白她怕我在起居室里服毒自殺，我後來還是深深感念她的好意。心理醫生是個留著弗洛伊德式大鬍子的瑞典人，「不，我不是心理醫生。」見面聊了幾句之後，他說：「我是精神病醫生。這也不是心理諮詢，是心理治療。你需要服藥，先生。這些小藥丸可以讓你不總夢到姐姐的墳墓。」
「我不害怕小藥丸，醫生。」我回答：「只要醫療保險能夠支付。我也不怕夢見親愛的姐姐，就算她一次又一次從墳墓中爬出來。我害怕的是身邊正在發生的一切。你感覺到了嗎，醫生，滴答滴答，像秒針一樣，這兒，那兒，永不停止。」
醫生饒有興緻地俯身過來：「講講你所說的變化。」
「有種東西在死去。」我左右望望，低聲說：「你嗅不到腐爛的味道嗎？電視節目里的評論員、報紙專欄作家、網路聊天組，自由的精神正在死去。像暴露在DDT中的蚊蟲一樣大規模死去。」
「我看到的，是社會與民主的進步。你有沒有想過某種陰謀論的精神癥狀使你懷疑一切，包括和諧的文化氛圍？」醫生向後靠，交叉手指。
「你也曾經年輕過，醫生，那個敢於懷疑一切的時代。」我焦急地提高音量：「在那個我們不知道會成為什麼人但明白自己不願成為什麼人的時代，在那個充滿鬥爭又充滿英雄的時代。」
「當然我懷念年輕的時候，先生。誰都應該。不過既然我們已經是成年人，要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乃至人類文明和物種延續的職責，我的建議是回去定時服用這些小藥片，把你不切實際的幻想都丟掉，找一份輕鬆的工作，周末時釣釣魚，每年出去旅遊一趟，在合適的時候找個女孩成立一個家庭，當然我們還沒有聊到你的性傾向，請不要當作歧視，然後生個孩子。」醫生戴上眼鏡，翻開記事本，用暫停的手勢打斷我即將脫口而出的爭辯：「現在，讓我們談談你父親和姐姐的問題吧，童年創傷對那些小藥丸的組成很重要。好嗎？」
治療很有效。我漸漸習慣平淡的電視節目與網路討論組，習慣社會的平靜、單純、美好與平庸，習慣父親的影子偶爾出現在面前，盡量不與往事爭辯。忽然一個穿黑色連帽衫的傢伙闖進我一成不變的單身漢生活，丟給我一個選擇，一個我完全無法理解其中意義的選擇。我能夠理解的是，手指聊天帶給我許久未有的真實感，讓我感覺八年前逐漸死掉的那些東西像春季的昆蟲在地下悄悄破繭重生。「明早六點市政廣場」代表什麼，我想不明白，在面臨選擇的時候我通常擲硬幣，硬幣在空中飛舞的時候答案會自己出現：你期望哪一面先落地。這次我沒有掏出硬幣，因為下班後走出社會保障局大樓後潛意識驅使我走向地鐵站的反方向，推開一扇旋轉燈柱旁的玻璃門，對站在鏡子前面的肥胖男人說：
「嗨。」
「嗨，好久不見。」胖男人揮揮手，「老樣子？」
「不。」我微笑，「幫我剃個光頭。性感的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