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總賬
……我循循善誘地啟發的結果是：莫里斯整天打字，而維特拉克整天無所事事……
安德烈·布勒東
1928年的一天，瑤基·藤田在布雷阿街的白鸛酒吧喝酒。在鄰桌上坐著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朝這位年輕婦女微笑，這一舉動令她十分惱火。那位男子額頭上耷拉著一縷頭髮，手裡拿著一把稻草正在編著玩。看見瑤基對他玩的把戲有興趣，他起身來到她的桌邊，讓她看他最新發明的超現實主義遊戲：他把已經編好的草片連接起來，就形成一隻蜘蛛。接著他在上面灑了一滴水，這隻蜘蛛的腳就動起來了。
這位男子放聲大笑，並作了自我介紹：羅伯特·德斯諾斯。
瑤基對他的一套表演完全無動於衷。
第二天，瑤基和在蒙巴那斯的舞廳跳過舞有點兒認識的布勒東一起喝開胃酒。她向對方講述了第一天發生的事，並且向他坦言德斯諾斯的行為令她不快。布勒東立即喊來一個服務生，要求給他拿來紙和筆。他馬上給他的超現實主義同夥寫了一封口氣十分嚴厲的信，批評他不懂得在酒館如何對待女士。瑤基試圖阻止氣得要發瘋的布勒東，但沒有用，信還是發出去了。
又過了幾天，瑤基在另外一家酒館發現了德斯諾斯。她請他到自己的桌邊來，對她把那天發生的事情告訴布勒東向他道歉。但德斯諾斯對此毫不在乎。他剛從古巴回來，是自由人。
瑤基邀請他當天晚上到藤田在蒙蘇里公園附近的家裡共進晚餐。於是，他們之間建立了友誼。幾年之後，瑤基·藤田成了瑤基·德斯諾斯。
瑤基和德斯諾斯在白鸛酒吧相遇之後，布勒東向這位惹是生非的青年人寫的那封烈火熊熊的信件，反映出布勒東對屬下的管制十分嚴格。薩爾瓦多·達利後來在為勒內·克勒維爾的《艱難的死亡》寫的序言中，評價布勒東是一位「正直廉潔和嚴格刻板」的人。總之，布勒東要求他的屬下必須時刻嚴格地跟著他的指揮棒轉。
布勒東干預的方面很多。例如，他認為繪畫作品買賣（他本人和艾呂雅都在做)是一種崇高的行為，而新聞工作卻相反，德斯諾斯、克勒維爾、蘇波以及其他許多人都由於從事新聞工作而使自己的名譽受到了損害（德斯諾斯在《巴黎晚報》工作；克勒維爾擔任《新文學》的編輯部秘書；1944年，蘇波在紐約巧遇迫於生計從事新聞工作的布勒東：皮埃爾·拉扎雷夫僱用他任電台播音員。他給自己劃定了一個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逾越的界限：可以播送除涉及他這位超現實主義教皇之外任何內容的文章）。
在噴泉街，很難聽到或者很少聽到馬松、德斯諾斯和城堡街及勃洛梅街黑人舞廳的常客們喜歡聽並且常聽的音樂。即使偶爾聽一下，也必須偷偷地背著布勒東。
布勒東永不放棄的一個信條就是：純潔的愛情是一種高尚品德，而同性戀卻是道德敗壞的行為。《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第11期發表了超現實主義者們在一次關於一個特別問題（「如何看待雞姦行為？」）的圓桌會議上的發言。普雷韋認為沒有什麼不好；凱諾持同樣立場，他認為在超現實主義派中流行的反對同性戀是一種偏見，他為此深感遺憾。佩雷、於尼克和布勒東站出來反對，特別是布勒東。他說除薩德之外所有的同性戀者，都在「企圖用精神與道德上的空虛向人性的容忍性發起挑戰」。［摘自菲利普·蘇波的《遺忘的回憶》］
這種嚴格作風或許能夠部分地解釋超現實主義者們對科克托的蔑視，以及布勒東對居住在巴黎但效忠於莫斯科的伊利亞·愛倫堡的敵對情緒。
法國人布勒東對這位俄國人不滿的主要原因是他猛烈抨擊過超現實主義派，而並非因為他不斷地變換手法討好黨的領導。伊利亞認為超現實主義者是一些整天遊手好閒、過著寄生蟲生活的人，幾乎僅僅關心罪中之最的雞姦活動的人。在為革命作家和藝術家聯合會全國大會做準備工作期間，布勒東在蒙巴那斯遇見愛倫堡從家裡下樓到酒吧去購買香煙。他尾隨著他，並趕上去狠狠地打了他幾個耳光，而對方未作任何反應。
《超現實主義宣言》的作者——布勒東對不忠者一律嚴懲，無論是動手或者動口，或者二者同時並用，一概毫不留情。而且經常是在對方毫無思想準備的情形下，打他個措手不及。例如，當他1929年與西蒙娜·布勒東離婚的時候，他還把別人同他的妻子打招呼也視為褻瀆君主罪。有人甚至猜測布勒東與皮埃爾·納維爾翻臉，可能是因為納維爾的女伴（未來的妻子）丹尼絲·萊維是西蒙娜的表妹。
誰違背了布勒東的意志，布勒東與他斷絕關係是必然的。無論同誰斷絕關係，布勒東必定會同他進行一場激烈的廝打或咒罵。達達派及後來的超現實主義派的野蠻粗暴的言行不僅僅對外，他們自己也自食其果。當懲罰或開除組織內的成員時，也每每使用同樣野蠻粗暴的手段。（布勒東在1946年發表《再版超現實主義宣言（二）的通告》中，對他本人的「不適當的暴躁」和「過於倉促地作出判斷」表示懊悔。）
超現實主義的奠基人之一、《磁場》一書兩作者之一的蘇波同樣被無情地拋棄，這是三十年之後許多人被無情地從斯大林主義的大家庭中驅逐出去的先兆。與蘇波同時被開除出黨的還有許多知識分子。被開除出黨之後，他們都感覺成了無依無靠、無家可歸的孤兒。被開除出與之命運相關的超現實主義派之後，蘇波一度處於神經質的意志消沉當中。
以下是菲利普·蘇波對他被開除經過的敘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蘇波被傳喚出庭。與審判巴萊斯大會一樣，審判由布勒東主持）：
我進到一間相當大的房間。那裡的燈光昏暗。我早已意識到，根據慣例，出席類似審判儀式的人很多，布勒東主持，路易·阿拉貢和馬克斯·莫里斯協助。他們指控我的訴狀充滿敵意，甚至謾罵。我絲毫沒有料到過去我一直視為朋友、在他們遇到無論何種困難，我都盡全力幫助的人們竟然會如此對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們預先早已精心策劃好。這一次他們非要凌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為止。組織者們完全沒有要聽取我辯護的意圖，因為他們已經做出了最終的決定。我感覺他們的這種做法荒唐可笑、荒謬絕倫。
［摘自菲利普·蘇波的《遺忘的回憶》］
他們指控菲利普·蘇波什麼呢？沒有經常出席超現實主義者的組織會議，為一些「資產階級」雜誌工作，寫了一些引起爭議的書，以作家的身份從事「烏七八糟的文學活動」，拒絕加入共產黨，抽比工人們抽的無產階級黑色煙捲更加貴族化的英國煙。
阿爾托也同樣被開除了，他們對他的指控是什麼呢？行為卑劣，不講道理；形而上學；「為人卑鄙下流」；他負責的《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帶有「半極端自由主義」、「半神秘主義」［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與安德烈·帕里諾的談話》］的色彩，這就有可能將運動引導到與其創始人的意圖背道而馳的方向上去。而運動的創始人本來正想依靠該雜誌同上述傾向作鬥爭。
兩年之後，阿爾托在阿爾弗雷德-雅里劇院上演了《夢幻》，他又成為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和「為個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超現實主義宣言（二）》和讓-雅克·波韋爾的《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戲劇家聽到對他如此指責，滿不在乎，只聳聳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羅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們同意為佳吉列夫導演的一部最循規蹈矩的戲劇《羅密歐和朱麗葉》製作布景。在戲劇上演的當天，布勒東、阿拉貢和他們的弟子們一起來到劇場，從劇場的樓上撒下數百份謾罵性的傳單，眾口一詞地說兩位藝術家在金錢利益的誘惑下毀壞自己的名聲。萊里斯在距離舞台不遠處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寫著：「洛特雷阿蒙萬歲！」穿著時髦雅緻的阿拉貢在佩雷和德斯諾斯的大吼大叫聲中，破口大罵在場的群眾……很快，憲兵隊的口哨聲掩蓋了他們的喊叫聲。結果是他們都被關進了看守所。
接著就輪到了德·契里柯。人們十分欣賞他前期的創作，而討厭其後期的創作。1928年3月，為了與展出新繪畫作品的萊昂斯·羅森伯格抗衡，布勒東違背德·契里柯的意願，派遣雷蒙·凱諾從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畫室取了畫家前期的繪畫作品，組織了超現實主義畫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進行了另一樁清算案。不是在原來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里（他們已經將它讓給了更加正統的喬治·薩杜爾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對面的酒吧。布勒東召集超現實主義的全部人馬到那裡討論幾個重大問題：革命，在斯大林統治下托洛茨基的命運以及應該採取的共同行動……
一些重要人士選擇了不參加會議，他們是：納維爾、阿爾托、維特拉克、蘭布爾、馬松、蒂阿爾、巴塔耶。鑒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以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