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之前，蒙巴那斯大街的各家酒館中有的只是派別與派別之間的激烈交鋒；在他之後，人們都失去了理智，個個爾虞我詐，使用各種手腕向他人傳授他本人的「矇騙」藝術。
安德烈·薩爾蒙
阿波利奈爾從部隊請假，千里迢迢奔赴阿爾及利亞看望他的未婚妻。在瑪德萊娜的懷抱中度過甜蜜溫馨的兩個星期之後，阿波利奈爾返回部隊途中經過巴黎，僅僅停留幾個小時。返回巴黎的人對他的行為都感到困惑不解。巴黎市雖然也處於戰時，但遠不是前線。齊伯林飛艇Zeppelin，20世紀初德國人製造的一種飛艇。的確在夜間經常來轟炸：警報拉過之後，這些灰濛濛、橢圓形的傢伙從巴黎上空約150米的高空飛過。城市四處的防空高炮齊鳴，發誓將它們都消滅。好奇的巴黎人在探照燈光中，有時能夠看到飛艇吊艙上高舉手臂、手中拿著殺人炸彈的投彈兵。觀戰的人數並不多，因為家家戶戶都躲進了地下室，等待著警報的撤銷。
另外，挨餓受凍的人不計其數，在後方工作的軍人也十分多。據讓·雨果講，萊昂-保爾·法爾格用同一個士官的關係讓他的朋友們都複員了。阿波利奈爾把他那些貪生怕死、躲在工廠的同伴狠狠地諷刺挖苦了一番。桑德拉斯對躲避到西班牙和美國的人們也不客氣。1915年，德朗與弗拉芒克之間鬧了一陣矛盾，他指責弗拉芒克躲在後方不上前線。
那麼，那些退伍的人和沒有能夠參戰的人在做些什麼呢？
他們在羅童德的奶油—咖啡酒館裡喝酒，在等待戰爭結束。遠離祖國的難民們選擇了蒙巴那斯作為臨時棲身地，窺視、等待可能發生的革命。
列寧住在阿雷西亞附近的馬麗-洛斯街Marie-Rose，位於巴黎十四區。，馬爾托夫、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1891—1967），蘇聯作家兼記者。（靠從事翻譯和在巴黎給遊客當導遊維持生計）和托洛茨基也都住在那裡。後者接受了基輔一家報社（Kievskaya Mysl）的建議，任該報駐法國特派記者。
托洛茨基於1914年11月底來到蒙巴那斯。他先在奧德薩街的一家旅店租了一個房間，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來以後，搬到蒙蘇里公園附近的穆謝海軍上將街。除完成報社記者的工作之外，他還參與由俄羅斯移民剛辦起來的一份小日報的工作。在法國逗留了兩年後，他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
托洛茨基經常去羅童德，也常去位於蒙巴那斯大街和拉斯帕伊大街交叉處的巴蒂酒館。傳說阿波利奈爾大力宣揚該酒館的酒好，有錢人都來這家酒館聚會，卻留下一堆賒賬單。
幾年之後，這些俄羅斯革命家在法國的逗留受到了猛烈的抨擊，甚至在一些諷刺漫畫中增加了這方面的內容。例如，弗拉芒克一天在羅童德遇見托洛茨基，後者對他說：
我很喜歡你的繪畫作品……但你應該畫礦工、建築工人和勞動人民！大力讚美勞動，歌頌勞動人民！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畫像》］
大家都承認：不是因為托洛茨基是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畫家。的朋友（很長時間之後，托洛茨基到墨西哥投奔了這位迭戈·里維拉），他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才有時間從事藝術領域的事情……
他們之間的有些聚會簡直是難以令人想像的。試想一下，列寧、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這一幫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分子在煙霧繚繞、充滿乙醚氣味的羅童德酒館，右邊莫迪利阿尼在呼喊著反軍國主義的口號，左邊赤身裹著件大衣的蘇丁不停地哼哼唧唧，再遠點，那天正在休假的德朗用硬紙板摺疊製作成小小飛機，扔得到處都是，甚至扔進了這些先生的酒杯……那是一種什麼景象。
馬克斯·雅各布到藝術家們泡時間的此類地方，還有點兒具有實際意義的事。
1916年的一天，詩人（馬克斯·雅各布）推開門，進到羅童德。他向在那裡的所有人講述他最近做了些什麼：他在巴黎北郊的昂基安當了一個月的救護車司機；在一個漂亮的花園中哭哭啼啼的母親和妻子們中間待了三十天；由於傷員不多，他利用空閑時間整理了他的詩作和手稿，為今後發表他的著作做準備。
接著，他自然而然地談到畢加索。他小聲地抱怨他。因為愛娃患結核病數月之久，醫治無效去世，畢加索正在服喪期間。他們少數幾個人送她到墓地，包括胡安·格里斯。這一切都十分令人痛心，於是馬克斯·雅各布不斷地喝酒，大量地喝酒。喝醉之後，雅各布常講一些無聊的故事，說他和送葬隊伍中的馬車夫已經成為十分要好的朋友。人們都譴責他不知道自愛。
畢加索對雅各布非常不滿。馬克斯為他付出那麼多，現在他卻十分痛恨馬克斯·雅各布。
在酒館大廳的另一端，一位年輕人一直豎著雙耳，專心致志地為畢加索窺聽著周圍人們的談話。
他坐在吧台、老闆利比翁的對面，搖晃著他那系至腳脖子的飛行員皮鞋，筆挺筆挺的紅褲子上掛著黃皮小環，配上黑色上裝，效果特別好。他的衣袖上裝飾著白色花邊，手中漫不經心地搖晃著他那頂淡紫色的頭盔。
他從戰場回來，首先被派往巴黎軍需處，後來被調往由艾蒂安·德·博蒙指揮的救護隊，他感覺這份工作棒極了。
剛剛推開門進了羅童德酒館的弗拉芒克，經過廳中央時就認出了科克托活躍而優美的雙臂。
他徑直地走到薩爾蒙和卡爾科身邊，他們正並排坐著，一邊端詳著那位尊貴的士兵，一邊說笑。
弗拉芒克小聲地說：「他是畢加索和馬克斯·雅各布的精神之子，但被寄養在安娜·德·諾瓦耶家裡。」
薩爾蒙舉起他的酒杯。
「為沙龍中的阿里耶爾乾杯！」
卡爾科與他碰杯。
「為老年婦人們的紅人乾杯！」
接著補充說：「為香噴噴的理論家乾杯。」
「為輕浮淺薄的王子乾杯！」弗拉芒克最後說。
這是五年前（即1910年）科克托發表的一本書的題目。這本書幾乎沒有受到塞納河左岸的畫家與詩人們的賞識。因為他們討厭右岸的花花公子們搞的任何東西，哪怕他們脫離原來的黨派。科克托本人強行加入一個不願意接納他的圈子，在那裡扎了根，而且成為幾乎所有人的知己，但前些年的現實沒有得到絲毫改變：他仍然被人看做局外人。
弗朗西斯·卡爾科承認科克托的一大功勞：「如果沒有讓·科克托，誰能相信那些冒充高雅的人竟然能夠接受立體主義呢？」據菲利普·蘇波說，阿波利奈爾不怎麼欣賞他，他說過：「你們不要輕易相信科克托……這是個善於弄虛作假的人，是個變色龍。」勒韋迪認為科克托是一個「反詩人者」，另外他「有暴露心裡秘密的嗜好、愛模仿、有成就狂，是個狡猾的騙子」。安德烈·薩爾蒙對科克托的評價比其他人都更加嚴厲，更加不講情面，他寫道：「從右岸過來之後，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與速度，哎！計程車！爭取從此再也不在右岸出現。在他滿口精細地道的方言令整日泡在羅童德奶油—咖啡酒館裡的人們折服之後，詩人……走了。」［摘自安德烈·薩爾蒙的《蒙巴那斯》］
馬克斯·雅各布也批評科克托，科克托也雞蛋裡挑骨頭，挑雅各布的刺：《搖骰杯》的作者是一位「天主教暴發戶，是個事事插手的溫柔而骯髒的人」或者「是廁所里的讓-雅克·盧梭……」然而，這並不妨礙兩人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在後面還將看到，在馬克斯·雅各布被關在德朗西集中營期間，畢加索躲得無影無蹤的時候，科克托卻千方百計地設法要救他出牢籠，遺憾的是為時已晚。1942年，他也曾經為自己向維希政府求過情。正因為他的這一卑劣行為，使菲利普·蘇波對他痛恨之極。蘇波講，他在1983年信件和手稿原件的公開出售會（在這次出售會上，他出讓了《磁場》的手稿）上，發現了1942年2月科克托寫給貝當的兩封信。在讓·馬雷和科克托本人受到憲兵監視，同時成為與偽政權合作的新聞界的攻擊目標之後，科克托請求貝當元帥出面調解，能讓本該被禁止演出的劇作《Renaud和Armide》在法國歌劇院繼續上演。蘇波引述了信件的一些節選：
我已經與法國歌劇院商量，決定為該歌劇院寫一部宣揚閣下教導我們的……大型抒情歌劇。我的一生無可指責，我的作品沒有污點。我是達爾蘭海軍上將的表弟。元帥先生，我之所以向您提出上述請求，是因為我尊重您、熱愛您。
［摘自菲利普·蘇波的《遺忘的回憶》］
在1942年2月之前很久，超現實主義者們就十分鄙視讓·科克托。安德烈·布勒東甚至為在其作品《漫步》中提及科克托的名字而請求大家原諒。他譴責科克托是個貪圖名利地位、一心向上爬的瘋狂野心家，千方百計巴結比波斯科公主、波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