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共和國看守跟著他，阿波利奈爾帶著手銬。我們為監獄如此嚴酷的管制制度深感遺憾。
《巴黎報》1911年9月3日，星期三
畢加索夫婦搬家了。
搬家公司把他們的最後一批傢具從「洗衣船」運往他們位於克里西大街的新居，再不回來了。對他們夫婦二人來說，這是命運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什麼奇蹟使得他們能夠離開一個骯髒齷齪、離奇古怪的小木屋，住進資產階級才有可能住的房子呢？房子一側是面向聖心大教堂的工作間，另一側是居住區：包括一個客廳、一間卧室、一個餐廳。視野開闊、安靜，十分舒適。
這簡直是在做夢。
一切都變了，原來的傢具東拼西湊，現在購買了一整套嶄新的、古典風格的紅桃木材料，義大利加工技術；橡木碗櫥，路易·菲利普時代的長沙發，鋼琴……卧室是真正的卧室，床是帶有銅質床頭的真正的床。到處是水晶和陶瓷用品。還有更好的呢：畢加索夫人進了卧室，開始給格特魯德·斯坦寫信，請她讓她的女廚師為他們尋覓一個「女僕」：包吃，包住，每月酬金40法郎。
當找到這隻稀罕鳥後，畢加索夫人給了她一間卧室，裡面安置了一張圓桌、一個褐色衣櫥和「洗衣船」里最好的日用傢具……
年輕人喜歡這樣的生活，然而這不是藝術家的生活。女主人要求女僕為餐桌服務時，必須穿上漂亮的圍裙，每天打掃一遍所有房間，先生的工作間例外。在先生的畫室里，到處擺放著畫布、畫筆、顏料和畫架，到處都是黑非洲藝術面具、雕像、樂器和東拼西湊的傢具，還不算各種收藏品：藍色小擺設、杯子、瓶子、再生地毯頭、盒子、舊畫框……為什麼還有猴子、狗和三隻貓呢？
先生嚴格禁止動他屋裡的任何東西，特別不得動那裡的灰塵，因為當灰塵落在那裡時，它就不動了；但你用撣子撣它時，被撣起的灰塵都落在他的油畫上，那可就危險了。為了避免產生爭執，人們乾脆不進去。這一條禁令是必須絕對執行的，這個房間的衛生，一個季度只打掃一次。房子里其他部分的衛生，也只能等到先生太太醒來之後方可進行，即在大多數時候，必須到上午很晚的時候方可開始。女僕只好利用這些空餘時間為他們熨燙衣服。讓女主人不滿意的是，女僕為主人服務不太上心。
據費爾南德說，搬到新居之後，畢加索變得情緒暴躁，很容易發脾氣。他整天躲在完全恢複成在「洗衣船」時原樣的畫室內，很少出門。他的飲食也變得十分講究，建立了固定的飲食制度，只吃對身體有益的食品，如魚、蔬菜和水果，多喝水，少喝酒。他的情緒一天天地消沉，鬱鬱寡歡，並且說起話來吞吞吐吐、閃爍其詞。為什麼？是因為他只同以往的熟人接觸嗎？弗朗克·哈維朗是專門銷售里莫日陶瓷的陶瓷商，他既是黑非洲藝術的業餘愛好者，也畫畫。一天，他邀請偉大的畫家畢加索到他位於奧爾良街的畫室。名氣不小的服裝師保爾·普瓦雷也邀請過他，其場面與氣派十分闊綽。保爾雖然當時還沒有登上時裝界的頂峰，但他總會有這一天的。因為有了他與他製作的漂亮連衣裙，巴黎的婦女們已經不再穿緊身胸衣了。保爾·普瓦雷愛藝術和藝術家。有一天，他來到克里西大街畢加索的畫室，對那裡的一切都十分欣賞。他覺得那裡擺放著的所有畫作件件獨一無二、如花似錦，光彩奪目、美不勝收。
對於更喜歡肥小牛而不喜歡瘦老牛的畢加索來說，這些邀請與交往也許令他滿意。但是一切過頭的東西都會惹他發火、動怒。惟獨星期日，重新與他的朋友們薩爾蒙、阿波利奈爾和馬克斯·雅各布相聚的日子，他才能有好心情。或者當重見到遷移到塞萊特的老朋友馬諾魯時，他也心情愉悅。
塞萊特是位於東比利牛斯山的一個加泰羅尼亞小村莊。與他在幾年前到戈索勒一樣，畢加索於1911年夏天也第一次到了塞萊特。畢加索在那裡的果園、農村和古老房屋中，又重新找回了自我。
剛去時，他住進了旅店，後來在山裡租了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勃拉克從巴黎南下來到這裡，接著費爾南德也來了。每天晚上，畢加索與他們待在一起，少了些冷清。在一段時間內，畢加索和費爾南德重新找回了一點兒原有夫妻間的和諧氣氛。畢加索如同他在戈索勒時一樣，每天搞繪畫創作。如果如此堅持下去，再返回巴黎時，他的繪畫技巧一定會有新的發展。然而，他們在這裡的安逸生活被一件突如其來、完全出乎預料的事件打斷了。
1906年畢加索匆忙離開戈索勒是因為傷寒傳染病，而1911年他匆忙離開塞萊特卻是因為《巴黎報》頭版上發表的一篇標題醒目的文章：《蒙娜麗莎》在盧浮宮被盜。8月29日，一位名叫熱利-皮埃利特的人在同一報紙上承認是他盜竊了盧浮宮博物館的三個小雕像。畢加索和費爾南德匆忙打點行裝，火速趕回巴黎。當時的情況十分嚴重。
畢加索同這位熱利-皮埃利特熟悉，甚至是太熟悉了。這是一位比利時冒險家，阿波利奈爾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秘書。詩人阿波利奈爾是在擔任《食利者指南》記者期間同他相識的，並且把他介紹給畢加索。1907年3月，畢加索用50法郎從他手中買下來自盧浮宮的兩個用石頭雕刻的古伊比利亞頭像。當時的盧浮宮博物館像個漏勺，你拿，他也拿，無人管理。那裡的藝術珍品流失了許多。弗朗西斯·卡爾科說過：羅朗·多熱萊斯把他的一位雕塑家朋友雕塑的一件半身像在該博物館的古代藝術館擺放了數個星期，無任何人發現。有一天，畢加索本人心血來潮地對瑪麗·洛朗森說：「我要去盧浮宮，你想要我給你帶什麼回來嗎？」
事情或許不會像布萊斯·桑德拉斯描繪得那麼簡單，因為他向來有誇大其詞、無中生有和肆意編造的毛病。他說：比利時冒險家熱利-皮埃利特是一位樂天派，說話幹事從來都是隨心所欲。有一天，他同人打賭：如果他從盧浮宮博物館盜出一件珍品，就贏一瓶香檳酒。他的辦法是將珍品藏在大衣里，在出口處同警衛握一下手，就能順利地通過。於是，熱利-皮埃利特經常到博物館去。
但不管怎麼說，詭計多端的熱利-皮埃利特讓給畢加索兩個頭像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蒙娜麗莎》丟失之後，他又以150法郎的價格向《巴黎報》出售了一尊頭像（這與提議出資50 000法郎回收《蒙娜麗莎》的代價自然不能相提並論）。該報在將頭像交回博物館之前曾將其大張旗鼓地展示，為該報作了一次免費而收效甚佳的廣告宣傳。看起來很顯然，詩人阿波利奈爾的前秘書也承認是他盜竊了《蒙娜麗莎》。《巴黎報》發表了一篇煽風點火的評論文章，猛烈抨擊博物館出入口管理的巨大漏洞。8月24日，阿波利奈爾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開頭說：「《蒙娜麗莎》如此之美，使得追求更加完美的表現手法已經成為藝術界的不休話題。」在文章的結尾部分，他批評盧浮宮的保衛工作說：「盧浮宮的門衛工作比西班牙的一家博物館還要糟糕。」
他的這一評論再次證明了阿波利奈爾是多麼幼稚，因為司法部門完全有可能認為他也參與了這一起盜竊事件，而現在他卻自己跳了出來。從某種程度上講，他是比利時冒險家熱利-皮埃利特和他的畫家朋友畢加索認識的中間人。1907年，阿波利奈爾也確實曾經試圖說服畢加索將雕像還回去。畢加索拒絕了，他的理由是：為了尋求古代藝術和野蠻藝術的奧秘，他已經使兩座頭像都受到了某些損害。這兩個古伊比利亞頭像無疑是畢加索從事原始主義研究的基礎之一，而且在創作《阿維尼翁的少女》的過程中，他的確也部分地採納了這兩尊頭像的創作手法（右邊女人圓圓的嘴巴，其中三個女人的大耳朵，整個畫面的不對稱……）。
畢加索和費爾南德急匆匆從塞萊特趕回巴黎，是因為既然《巴黎報》已經將熱利-皮埃利特藏匿的第三個頭像交出，盧浮宮的警察們就一定會在巴黎警察局的協助下，開始調查另外兩個頭像的下落。而這兩尊頭像正是在他的手中。
阿波利奈爾也十分清楚自己面臨危險，因此，他親自到火車站接他的朋友。三人一起去了克里西大街畢加索的家。擺在他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將偷竊來的物品脫手？
詩人阿波利奈爾陷入了絕望境地，他責怪自己的粗心大意，詛咒朋友的不地道行為，他做好了名聲掃地、從此再無出頭之日的心理準備。畢加索的心境也不比他的同伴好多少。費爾南德·奧利維爾比垂頭喪氣的他們要冷靜，此時此刻的她表現得比兩位男子漢更加冷酷，覺得他們倆好像是「被嚇傻了的孩子，滿臉的懊悔與窘迫」。
在如此嚴重的危險關頭，兩位藝術家幾乎忘記了另一個極其重要的不利因素：他們是外國人。想到此，他們又突然擔心被驅逐出境。
晚上，他們一步也沒有離開克里西大街，必須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設想了一千條、一萬條辦法，沒有一條行得通。最後還是費爾南德想到一個危險性最小的辦法：把頭像扔進塞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