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集團軍司令部配置在德羅戈貝奇以西森林裡。集團軍領率機關的指揮員們在一個大帳篷旁站好了隊。森林裡傳來了一聲震耳欲聾的口令：「立正！」只見一個軍容整齊的將軍邁著正步迎著朱可夫走來。他用宏亮的聲音作了報告。這就是集團軍司令員菲利普·阿列克謝耶維奇·帕魯西諾夫中將。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默默向他伸出了手，用不高的聲音向指揮員們問了好。
「我給您帶援軍來了。」他對帕魯西諾夫說，並指了指我。
「您的新作戰處長。」
將軍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我們默默地握了手。他比中等身材略高，身子站得筆直，自豪地仰著漂亮的、長著濃密黑髮的頭。他的整個外貌給人某種特別高雅的感覺。白白凈凈的臉，兩道彎彎的黑色細眉，小凸骨鼻子，用刷子梳理過的小黑鬍子……顯得舉止瀟洒，而且過分講究禮儀。
有人告訴過我，帕魯西諾夫才智過人，是個有經驗的指揮員。但他的不太高的軍事理論素養也時常使他陷入窘境。他從紅軍創建之日起就參了軍，一步一步地升到了步兵師副師長的職務。1938年他開始得到迅速提升。現在已當上集團軍司令員了。
朱可夫對演習的企圖很感興趣。大家走進掛滿地圖和要圖的帳篷。朱可夫起初不插話地聽集團軍司令員報告，但後來提出了異議。爭執的起因是突破地段應配置多少坦克和炮兵的問題。
1939年野戰條令草案規定，主要突擊方向每公里突破地段至少應集中三十至三十五門火炮、十五至二十輛坦克。但是西班牙和卡累利阿地峽的作戰經驗表明，這樣的密度已經明顯不夠，至少需要增大一倍。帕魯西諾夫卻不想贊同這個意見，認為這種新密度是憑空想像的，實際上不可能建立。他打算按照原來的規定進攻。
朱可夫冷靜地聽完了自己反對者的意見，然後輕易而令人信服地駁倒了他的全部論點。
「我們應該學會同聰明而強大的敵人打仗。只靠喊『烏拉』是無法制服它的。」
軍區司令員要求在突破地段建立較大的炮兵和坦克密度。他還對演習的組織問題提出了其他重要意見。
朱可夫走後，集團軍參謀長阿魯沙尼揚將軍來到我跟前，緊緊握住我的手，親切地微笑著。
「到我那兒去，伊萬·赫里斯托福羅維奇。我們聊聊。」
我同巴格拉特·伊薩科維奇是老相識。二十年代，我曾相當長時間指揮過亞美尼亞步兵師的列寧納坎騎兵團。當時阿魯沙尼揚是該師駐埃里溫步兵第1團的團屬學校校長。
儘管巴格拉特年輕，但他堪稱為最有前途的指揮員之一。
他升得很快。1936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先後指揮過團和師，在卡累利阿地峽作戰時功勛卓著。現在已是最重要的邊境軍區集團軍參謀長了。他是十分能幹、聰明的人，那樣快的提升並未沖昏他的頭腦。
將軍帶我去的再個小土窖，潮濕而又不舒適。大水滴不時從頂棚掉下來。將軍把一小張紙揉成一團，擦掉桌上的水，指著一張行軍椅說：
「請坐。」
一個年輕而穿戴整齊的中尉輕輕走進掩體。看來是剛從軍校畢業的。他的機靈而緋紅的臉上顯出了準備立即去執行任何命令（不管這一命令有多麼困難和危險）的神色。
「瓦夏，」將軍指了指桌子，「想辦法搞點什麼來。」
中尉的臉色一下子顯得有點暗淡了。他遲疑地答了聲：
「是！」不慌不忙走出了土窖。
「小夥子挺好吧？」將軍問。
「是的，挺討人喜歡。假如他不當這個費力不討好的職務的話，也許可以成為一個不壞的指揮員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阿魯沙尼揚反駁說。「許多副官的名字同他們首長的名字一樣是用金字寫進歷史的。您只要想想庫圖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博爾孔斯基就行。他是公爵，貴族，但並不認為自己的差事不體面。」
「噢，假如庫圖佐夫也給他那樣的差事，那是可以相比的。」我忍不住笑了。
巴格拉特·伊薩科維奇明白我的暗示後，也笑了。
「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能自己去端飯。我們沒有勤務兵。」
後來我不止一次回想起這次交談。我們經常以「節約」為理由縮減傳令兵，於是他們的職責便落到軍官身上……
好客的主人的桌子上出現了幾個打開的罐頭和一瓶白蘭地。
「難道那時在學院里我能想到我會這麼快由大尉升到將軍嗎？可是瞧，機緣湊巧，我不僅成了將軍，而且……」阿魯沙尼揚攤開雙手，和善地微笑著，「還有您這樣的有經驗指揮員當助手……」
「到您手下工作我很滿意。」我十分真誠地說。「熟悉自己的首長，工作就會輕鬆些。」
巴格拉特·伊薩科維奇談起了司令部的人們。他的評語不多，但面面俱到。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下級能做到該了解的都了解。
一陣電話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集團軍司令員叫參謀長去。
「該分手了。」將軍嘆了口氣。他叫副官：「送上校去作戰處。」
幾分鐘後，我來到了一個擺滿了桌子的大土窖。
我擔心缺乏經驗的讀者不清楚作戰處在集團軍司令部的使命和地位。我想盡量概括地講一講這個問題。
作戰處（在高級司令部稱作戰部）是集中和研究關於我軍狀況和態勢的資料、敵情及整個作戰情況的中心。它要根據這些資料準備司令員考慮決心所必需的戰役戰術計算。司令員定下決心後，由作戰處以戰鬥命令或個別號令形式將決心傳達到各兵團，並監督其執行情況。
整個這項巨大工作，當然是與司令部其他處及各兵種、勤務首長的司令部和領率機關密切協同完成的。由於作戰處的作用特別重要，作戰處長要兼任副參謀長。
1940年10月交給我領導的第12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處，由十五個軍官，即處長的助手和主要助手組成。他們中間很多人還很年輕。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紅軍飛速發展，以致連高級司令部都不得不用昨天的中尉來補充。只有時間加上刻苦學習，才能使他們成為有經驗的作戰參謀。
如今，一群戴著上尉和大尉軍銜的青年人，正在鋪滿大幅地形圖的桌子跟前忙碌著。一個人在圖上標出最近的情況資料，另一個人把集團軍司令員的決心寫成文書，第三個人寫例行的戰鬥報告，第四個人在擬制號令，每個人都全神貫注干自己的事。
大家看到陌生的上校，都站了起來。一位坐在角落裡的熱情的黑髮者迅速朝我走來，他有三十歲上下，一對眼睛象兩個橄欖似的在黝黑的臉上閃爍，注意和探詢地打量著我。
「大尉艾瓦佐夫，」他自我介紹道，「代理作戰處長。」
我緊緊握住精力充沛的大尉的手。
「上校巴格拉米揚。奉命擔任你們的處長。」
「那太好了！」他高興地說。「再不來我們就精疲力盡了。我們的司令員對我們毫不留情。一有差錯就申斥一頓，真夠受的。」
「怎麼，我是你們的避雷針嗎？」我笑了。
「不不，」大尉有點發窘，「不過，上校總要感到輕鬆些。」
大尉把軍官挨個兒向我作了介紹。我讓他們繼續工作，同時請我的副手介紹情況和作戰處要完成的任務。艾瓦佐夫只用圖而不看記錄，十分詳盡地作了介紹，使我熟悉了情況。他說明天早晨集團軍司令員要定下進攻決心。在此之前，他將聽取司令部及各兵種、勤務首長的建議。作戰處長通常要報告情況判斷，並準備提出自己的決心建議。
我們準備材料，忙到了深夜。各種演習的情況我都已習以為常，因此事情辦得很順利。我們甚至還睡了一會。集合之前一小時，值班員叫醒了我。
我剛刮完臉，我住的土窖入口處就傳來了我那機靈副手朝氣蓬勃的聲音：
「早上好，上校同志！大帳篷里已做好了集合準備，您報告所需的地圖和圖表都已掛好。同志們開始在那裡集合了。我們走吧，否則要遲到的。」
帳篷里已坐滿了集團軍領率機關的軍官和將軍。我隨艾瓦佐夫走到作戰處的桌子前。把工作圖打開，檢查過備考材料之後，我便環顧四周。我右邊坐著一個瘦長臉的上校。他有四十歲上下。他碰到我的目光後，和善地微笑著欠了欠身，伸出了手，並自我介紹他是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長卡明斯基上校。
後來，在戰爭開始時最艱苦的日子裡，我同亞歷山大·伊里奇·卡明斯基還一起工作過。
他出生在伏爾加河下游一個馬車夫家裡，自幼十分愛馬。這在某種程度上也促使我們親近起來。我們可以長時間地談論馬的體態，談論這些可愛而聰明的動物的奇妙習性。卡明斯基是一個老兵。他從紅軍創建之日起就是紅軍的一員，並在那時入了黨。他的文化水平不算高，僅畢業於教會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