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挪威境內的北冰洋之旅，在五年後被親歷者伊恩·麥克尤恩反覆提及——直到小說《追日》（）的宣傳期告終為止。那是格陵蘭島費爾韋爾角的一個環保組織發起的考察旅行，旨在邀請各國知名科學家和藝術家見證氣候變化問題。「那是我去過的最美的地方，」麥克尤恩對記者說，「但是，」——照例有但是——「同樣讓我難忘的，是我們一行人聊起氣候變化以及相關的社會問題時激烈的不和諧音，以及越來越喧囂混亂的更衣室。」事實上，麥克尤恩要強調的是，正是更衣室里的一片狼藉，以及這種狼藉與科考旅行的宏大主題之間形成的強烈反差，照亮了他對下一部長篇的構思。他突然想到，對於「理想主義」，其實可以有一種「喜劇性」的表現方式。
更衣室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可以在《追日》中找到詳盡的描述。在那一段里，小說主人公，年輕時拿過諾貝爾物理學獎、此後卻漸漸淪為學術花瓶的邁克爾·別爾德也受邀登上了一艘封凍在北冰洋的科考船，那裡「設施完備、供暖舒適，走廊上鋪著華美的地毯，牆上鑲著橡木，掛著流蘇綴飾的壁燈」，人們耳邊時時縈繞著「理想、人類、星球」之類有魔力的字眼；然而，在艙壁另一面的更衣室里，「到禮拜三為止已經丟了四頂頭盔、三件重重的摩托雪橇服外加好多小配件了，同時待在外面的團員再也不可能超過三分之二了，要想出門就非偷不可。」於是，別爾德暗自發了一頓韓寒式的犬儒牢騷：「四天前，這個房間本來秩序井然，所有的裝備不是掛在編過號的掛鉤上，就是堆在掛鉤下面。在那個並非很久以前的『黃金時代』里，資源有限，人人平分。如今成了一片廢墟。等到房間里到處散布著被多餘的手套、圍巾和巧克力條塞得半滿的背包、旅行袋和超市塑料袋時，就更難在屋裡立什麼規矩了。沒有人——他一邊想一邊讚賞自己的寬容——的行為是卑劣的，每個人都是出於眼前形勢的考慮，急著想出門到冰原上去，於是，他們以絕對理性的態度在出人意外的地方『發現』了他們遺失的大衣或手套……他們怎麼才能拯救地球呢——假設它真的需要拯救的話，對此他深表懷疑——地球可比這更衣室大好多好多啊。」
「比更衣室大好多好多」的地球的命運，是這部小說要探討的深層主題。近年來，這幾乎是所有企圖將「全球視角」（world view）注入小說的作家們都探討過或者至少是隱約指向過的問題。但是，麥克尤恩並不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或者多麗絲·萊辛那樣熱衷於寓言式科幻，而是選擇正面強攻科學界內部的「生態環境」和「意識形態」，考察科學家與科學家之間形成的關係網與食物鏈。作者的潛台詞是：無論目標多麼宏大，門檻多麼教人高山仰止，只要是人類所涉足的領域就必然受制於人性的弱點，於是，「溫室效應」這個乾巴巴的科學名詞，在小說里就與人物和情節構成愈纏愈緊的麻花辮——最後我們得到的，竟然是一幅詳盡、嚴肅卻不無黑色幽默意味的政治圖解。學術剽竊、環保業之派系糾葛、能源業之利益紛爭、現代傳播業之荒誕效應、性別政治之異化乃至英美關係之微妙……這些關鍵詞其實無法梗概小說的全貌，真正有趣的、構成小說主體而又無以名狀的，是它們如何像暗流般潛伏在枯燥的學術會議、新聞報道、推導計算下面互相作用，改變人物——這些人物碰巧是看起來能主宰地球命運的那一撥——的行動軌跡。
雖然小說對於環保業光怪陸離的世相不做評判，但小說之外，麥克尤恩本人的態度還是清晰而鮮明的。作為一個越來越樂於在各種社會問題上發表見解的公共知識分子（「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戰爭爆發時他都第一時間撰文評論），他在訪談中從不迴避相關提問，其回答略顯狡黠，大抵可算政治正確：「有些人在意識形態上全盤否定這種理論，他們相信所謂的人為的全球變暖只是個神話。有些懷疑論者則左右搖擺，隨著數據陸續出台而改變看法。還有一些是警告者——他們看過數據材料，感覺到問題確實令人憂慮。最後，還有一些對災難深感恐懼的人，覺得一切到下禮拜就會完蛋，我們統統會被一鍋端進地獄去。我應該算是個『警告者』，原因很簡單：我不是科學家，在我看來，那些數據實在是太沉重了。有人認為環保業背後隱藏著巨大的陰謀，還說這個行業能催生出太多的工作或高校基金，這樣的念頭未免有些離譜。」
二
雖然早在《無辜者》之後，麥克尤恩已經顯示了與其早期作品（封閉環境之內的心理分析）劃清界限的決心，但也許真的要到這一部《追日》，你才會覺得他切割得如此徹底，徹底到讓他的很多老讀者為之悵然若失。沒有怪力亂神超自然，少有盤桓猶疑多愁善感，去掉一切虛妄空洞宿命的喟嘆，麥克尤恩不僅要挑戰題材上的極限，更試圖在謀篇布局上貫徹更為技術化的觀念：一切都照應得縝密周到，沒有什麼是溢出他部署之外的。
這種多少流露著智商優越感的寫法其實相當冒險。首先，這意味著在小說中重建一個高度模擬的科學界，構成故事背景的所有物理、生化方面的專業術語、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實的——也就是說，雖然主要人物是虛構的，但跟他打交道的一切都必須經得起專業級別的推敲。考慮到麥克尤恩雖然是多年的科普愛好者，但畢竟毫無理科造詣（「我高中的數學成績只是中上而已，」他不無得意地說），文本中顯示的材料功夫和「致謝」中列出的一大串為其背書的科學家名單確實容易讓讀者產生輕度暈眩感（其中頗有一部分被半途嚇退）。尤其是讀到正文尾聲處的附錄，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的頒獎詞（表彰主人公別爾德年輕時獲得的諾貝爾獎）赫然在目，熟悉麥克尤恩套路的讀者恐怕都會笑出聲來。想當年，《愛無可忍》就因為在小說末尾的附錄里戲擬精神病學案例來照應正文中的人物關係，被文學評論家信以為真，撰文批判「該作品最大的缺點是拘泥於現實」（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中譯本也曾遭遇過類似誤讀，收到過一模一樣的評語）。當時麥克尤恩並未刻意辯解，直到多年後才將此事夾在訪談里娓娓道來，權當附贈一則額外的笑料。若論戲擬的難度，《追日》中的這篇頒獎詞甚至比《愛無可忍》更高：非但要為子虛烏有的「別爾德—愛因斯坦合論」設計一個理論框架，還要杜撰真實存在的物理學家費因曼（1965年諾貝爾獎得主）慧眼發掘「合論」的情節，並且讓通篇都充溢著莊嚴而亢奮的氣息，始終保持「七分反諷、三分動人」的比例。換了別的作家，即便有興趣處理科學題材，恐怕也只是將科學家的身份標籤往人物身上一貼就完事了，撕開這標籤將他們置換成文學教授也完全成立。那些枯燥瑣碎的、凸顯專業水準的細節是大多數作家的絆腳石，大可一扔了事的，只有麥克尤恩才會滿懷熱情地迎上去——彷彿生怕一放手就沒有機會炫技似的——直到在石頭上刻下麥氏筆跡的「到此一游」，才扛起來繼續上路。
如是，便引出「冒險」的第二重含義：如此苦心經營，是否僅僅為了炫技？材料的豐富完整，是否反而破壞小說的戲劇感，讓小說不像小說？《追日》確實收到不少類似的抱怨，多半都來自那些讀完一半便憤而扔下的讀者。實際上，你很難說麥克尤恩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用足心機。小說只截取別爾德的三個人生階段（2000，2005，2009），這種三段體結構本身就是為了高度濃縮戲劇效果而設置的。第一部開場便是別爾德的第五任老婆紅杏出牆、與家裡的裝修工公然上床的通俗橋段，難得的是這老橋段只用最經濟的筆墨便通往最意外的效果。在一個典型的「麥克尤恩式瞬間」（請將記憶程序自動切換到《無辜者》的分屍場景、《在切瑟爾海灘上》的床上交鋒或者《星期六》中外科醫生與恐怖分子的對峙時刻），桃色轉成血色，偷人變成殺人，故事進而急轉直下，既驚悚又合理地盤活了別爾德本來大勢已去的人生棋局。那久違的理想之光，居然通過一場卑劣的陰謀，再度照進了他心靈的暗室——於是，好的，壞的，陰差陽錯的，啼笑皆非的，都被迫在讀者眼前曝光。這不正是麥克尤恩在更衣室里悟出的道理——理想主義也可以用喜劇性的表現方式？譯後記不願以劇透來充分展現這種推進方式的難度和化解之道，只能提醒讀者注意，麥克尤恩從不屑於鋪陳閑筆。當他的鏡頭搖過家居全景時，請不要以為那是植入廣告，請格外注意客廳里那張畫著猙獰的北極熊的地毯。
第一部撒下的所有線頭，在第三部都被一一收回。意外事件直接促成別爾德坐收漁利，投身太陽能研究並大獲成功（按照麥克尤恩的說法，小說中的太陽能發展狀況有現實依據，只是略微在實際應用層面有所超前，不能算科幻），眼看著就要成為一場新的工業革命的奠基人：「八年一路走來，從緩慢甄別、解讀文件，到埋頭於實驗室，再完善，突破，勾畫草圖，田野試驗，這一切必須有個了結。最後一幕是領受喝彩。」有經驗的讀者都知道，麥克尤恩不會讓他的主人公領受喝彩，他照例要在此時翻過手掌，讓別爾德在第一部種